爱华网而这个论断实际上是成立的
这里普及几个经济学和经济史的东西，其实就很明白了。
1，全球分工体系。
全球工业化建成，到后工业化时代通过全球贸易和产业分层形成的纵向切割的，是一个虽然技术周期和产业积累的一个持续过程，这个分工体系的生产力和成熟度是一个发展过程。而这个分工体系来自于先发工业国的建成。当然这个联系是怎么建构的，从古典时代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简称H—O理论），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20世纪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都有逐步解释。
从经济史上说， 虽然英国和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在时间上并不一致（英国是在19世纪上半叶以工业革命为开端掀起工业化浪潮，美国则在19世纪末开始工业化），但是，两者的工业化的动力机制具有类似性，都是依靠市场方式自发推进工业发展，是在经济系统内生地实现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变的。而美国的工业化不但建立在市场基础上，而且是以工厂体制和生产组织的内部创新为起点和动力的，形成了“股份有限公司”、“通用制”等适合企业发展的大型生产组织，从而在较短时间内聚集资源，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以机器工业代替了手工劳动等等成熟模式已经建立了起来。
而1871年德国统一后，仅仅用了30年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快速持平，并在二次工业革命实现追赶。。而这个追赶过程，是通过首先加入这个全球分工体系，找准自己的角色，完成分工定位，再增强竞争力（当然德国采取了政府主导和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最后再得到这个体系的话事权，促进分工体系重构。
而我朝改革开放面临的状况和1871年的德国很像，同样面临一个既成的全球分工体系，并走了类似的路子，来完成分工定位和竞争。
2，索罗经济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
模型假设
1该模型假设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储蓄-投资转化率假设为1；
2该模型假设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即投资的规模收益是常数；
公式，
两个公式
product function F(K,L)=KαL^（1-α）
capital accumulation function. K dot=I-δK
K dot就是K上加一个点 表示 K对时间求导。 δ是depreciation rate.
故而，发达国家经济体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即资本的收益存在边际递减效应，人均有效产出增长率会开始趋近于0，而此时占据主要影响的变量就是技术进步率。
用两个公式体现就在于：
y=（sk/（n+d+g））^(a/1-a)*A
我们引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后：
y=（sk/（n+d+g））^(a/1-a)*A*h
h=e^k1u
K1为教育回报率，u为教育年限。。
故而，在我朝改开后进行大规模产业，技术引进，内部技术积累开始良性提高，使得技术进步率g强势上行。而改开初期的经济实践创造了大量的实业创业者，而高等教育水平和产出比的提升，使得后备人才增长充足，人才资本密度处于良好的标准。。作为后发国家的我朝发展很快是必然的，只要不犯错。。
3，内生增长理论。
主要是罗默的ak模型：
假定技术水平A总是一个正数，人口增长率为零，广义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决定生产的唯一要素，那么产出水平就和广义资本存量成比例。
假定资本的边际产出固定A，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比例固定，：
Y＝AK
罗默提出技术水平真正内生化的AK模型有三个假设前提：
①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是技术变动。
②技术变动是内生决定的。
③知识或思想是指“作为研究新思想的成本一旦投入，以后这些新思想就可以不费成本地重复使用。”
三个假设前提的两个重要意义：
①人均知识可以无限积累；
②新知识的创造必然涉及利益溢出。
这里就不推导了，总之可反映储蓄率和产出增长率的关系。而我朝正是高储蓄率国家。
派生出另一个模型可写作：
该模型识别了技术进步率-知识科技变量A值 与相关主要变量的函数关系。
A = K* Kμ ……….3.2.2-①
其中，μ为脑力劳动人口占劳动人口总量的比例， 0 <μ<1；Kμ定义为人力资本。
即，全要素效率是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乘积的函数。
则，罗默模型可表达为，
△ct = A/L * f(k) – (n + d+ ni )* k≥0…….3.2.1-⑨
A = K* Kμ ……….3.2.2-①
故而，以上模型突出了技术扩散因素。。
而对于此时期的我国来说，此模型阐述了我朝增长的三个因素：
1，发达经济体工业实体外流，使得具有人口红利的亚洲国家实现第一波增长，而当亚洲出现诸如四小龙的中生位国家时，大部分下级产业转移到了初期的我朝，而我朝通过长时间人口红利换来的产业经验和成熟的劳工机制，培养了优质，成熟的劳动力，这个因素在模型中影响人力资本。
2，新技术的引进，新产业的建成，新时代技术研发的成果在以上模型中影响技术水平。
3，而政府主导的技术产业投资又影响第二点。
4，后发优势理论。
Alexander Gerchenkron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经济成就得出了以下阐述：
1）“替代性”的广泛存在。
缺乏某些系统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后起国家能创造性地寻求相应的替代物（山寨），以达相近的工业化结果。其在资源条件，时间成本的节约，在发展模式和制度上有选择性，适合自身发展，使得后发国家在积累一定时间后起点其实很高。。
2）进技术。
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节约研究费用和时间，快速培养本国人才，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进程；资金的引进和集中统筹可以解决短缺问题，并实现最大化配置。
3）工业化经验。
后起国家设计工业化模式上有灵活性，并且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尤其是反面经验，简而言之，弯道超车反而可以少走弯路。从而缩短初级工业化时间，较快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
4）对工业化的普遍需求。
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欲望和落后现实的矛盾，激起国民工业化意愿，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
来源于1，后起国家出于国家利益必须发展经济。
2，另一方面受制于先发国家，并且在全球分工体系里面定位不高。
虽然分析的是德国，但是和我朝情况基本上如出一辙。。简而言之，逼出来的成果。
5，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我朝完成以上四点的核心，产业政策来自于早起的地方政绩指标的统筹方案化，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
而在我朝发展中，产业政策有效配置资源（尤其是还比较有限）；
并通过政策保护与市场内部化来建构新的产业结构，并保护初期发展的我朝企业。
通过政府主导，通过产业政策将引资，招商，地区产业规划统筹安排，建立在庞大的需求市场上来快速建成一个产业集群或推动一个新行业的初期积累，再随着产业开放，慢慢引入民营企业加入竞争，促进产业生态的变革。
发挥后发优势，积累全球分工体系竞争中的基础力量和竞争力，因为产业政策的执行力很高。
也就是说，产业政策是大趋势良好的情况下，争取“尽量不犯错”的一个时效性的策略。
补充：
当然，面临的未来挑战也很多。
技术成本提高逼迫我朝需要一个更高阶的技术产出，而这依赖着科研的发展产出，和应用技术的全产业提升。
人口红利等全产业结构利好因素在削弱，我们需要从产业结构上进行改革与提升，来完成新常态下产业品级的逐步发展。
需要继续开拓新的增长点，包括产业外扩，技术变革和对外投资。
经济体的初步建设完成，新常态下需要进行内政改革，以提升整个社会机制的成熟度
这需要做更多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