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患 为什么明朝嘉靖年间会出现「倭患」?是当时经济强盛还是衰退的表现?

按照惯例先说结论,嘉靖年间的“倭寇”大规模侵袭高潮,与嘉靖朝在1550-1567年间对海外贸易的严厉打击密不可分。

中国东南沿海有记载的贸易史最早可以追述到公元七世纪。宋代时中国海路贸易已经十分兴盛,到明朝初期,中国海外贸易商已经经常出现于日本、东南亚和印度各港口。随着达伽马发现好望角,欧洲与中国的贸易也开始兴盛,尤其是中国出产的丝绸在欧洲广受欢迎,自1500年代起,欧洲商人(主要是葡萄牙人)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

明代自1368年颁布“海禁”政策,明太祖下令“寸板不许下海”,禁止沿海居民与外国人进行海上贸易。史学界对于明朝海禁政策的原因,一般认为明朝政府为了防止中洋交流过多引起海防动荡,同时也体现了政府遵从儒家思想“重农轻商”的原则,对于自给自足经济的维护。

但是正如许多中国推行的政策,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中国商人使用贿赂等手段使得沿海官员对海外贸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默许甚至保护的态度(Skinner 1985; Brook 1998) 。由于海外贸易的巨大利益。许多东南沿海商人开始与欧洲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贸易。到十五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海上贸易已经十分繁荣,最高峰时,曾有近130余个中国商团同时存在。其中的一些商团甚至用由几千名成员并配备有武器。其中汪直领导的商团联盟拥有几百艘船只的舰队,以及十万余人的手下。为了方便交易和逃避监管,这些中国商团还在东南沿海离岛和日本西海岸建立了大量的贸易基地。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右副都御史朱纨派遣2000多官兵直扑双屿港,“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同时,沿海防卫力量也开始加大打击力度,“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有效的防止这些走私商人登陆,使得原本被默许的贸易无法继续进行。此后,中国沿海经历了大规模的“倭寇”侵扰,直到隆庆开海(1567年),“倭寇”的攻击次数才逐渐恢复到之前的水平。每年“倭寇”的袭击次数如图1所示。


那么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是否能够解释“倭寇”突然大规模侵袭的原因呢?为了验证嘉靖年间“倭寇”疯狂袭掠与明朝政府严格推行海禁政策的关系,本文使用明代33个沿海府自1371年(明朝建立前2年)至1640年(明朝灭亡前2年)的年度面板数据,分析了倭寇进攻目标的特点在这段时期前后的变化,以验证“倭患”与禁止海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本文使用《明实录》记载的倭寇每年进攻次数作为因变量。明实录详细记载了每次进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根据大量县志也对倭寇的进攻资料进行了总结,经过交叉比对发现与明实录的记载高度相关,但是由于县志的编纂可能与当地的经济状况有关,即只有富裕的府县才有财力编纂县志,因此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所以本文仍使用《明实录》数据。

中国出产的丝绸一直有巨大的海外需求,也是海外贸易中利润较高的产品。根据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记载,“倭寇搜寻的珍宝是丝绸…倭寇甚至会掳掠中国妇女到秘密地点进行纺织工作”。在明朝的33个沿海府中,有11个拥有自己的织造局。这些织造局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皇家及朝廷制作生产御用丝绸制品。图二显示了每年倭寇进攻的次数和丝绸生产中心的所在地。



但是,由于中国还有其他海外贸易中的出口商品,如陶瓷、茶叶、纸张和糖等,因此单纯使用丝绸产出并不能衡量一地的贸易潜力。为此,作者还使用了宋元时期历史港口虚拟变量和城镇化水平来衡量当地的经济状况和贸易潜力。

某地爆发饥荒或负向的经济冲击,可能会使当地人有倾向劫掠周边地区,导致临近地区成为“倭寇”进攻的目标,因此作者控制了各地每年饥荒发生的次数;明朝后半段,中国曾经经历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压力伴随着土地稀缺,也可能是导致冲突的发生。因此作者在这里控制了各府的人口密度;“倭寇”通常喜欢利用沿海岛屿作为进攻和转运出口货物的基地。实际上,浙江和福建频繁遭受“倭寇”进攻,也与两个府沿海有大量无人居住的岛屿有关。但是岛屿的数量并不会是一个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岛屿自始至终都存在于那里,而不是在特定时点突然出现。作者控制了离岛数量与相关年份的交叉项,以衡量岛屿在不同时期的影响;考虑到海盗的在选择进攻目标时也会考虑当地的海军事防御水平。因此作者同时控制了每个府的海军卫所数量。

各变量的出处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基准回归


作者首先使用简单的基准回归来验证我们的假设——“倭寇”对于具有较大贸易潜力的府的攻击次数在1550年严格执行禁海令后快速增加,又再1567年隆庆开海后快速下降。






其中表示某年府受到“倭寇”攻击的次数;为表示某个府是否是丝绸生产中心的虚拟变量;表示上文提到的一系列协变量(饥荒、人口密度、海军卫所以及岛屿数量与年份的交互项);同时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

回归的结果中,一项的系数变化可从图3中体现(使用港口作为贸易潜力的代理变量结果与此图结果高度相似)。我们发现,具有较高贸易潜力的府在1551年以前并没有遭受更多的“倭寇”劫掠,而从1551年开始,“倭寇”明显的开始更多劫掠这些有贸易潜力的府,但是这种“偏好”在1560年代后又再次消失。


接着,作者使用Difference-In-Difference模型,进一步验证“倭寇”进攻偏好在严厉打击海外贸易前后的变化:



其中和分别为表示1550年后和1567年后(而不再是每年)的时间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列一可知,以边际效用来看,从列一可知,以边际效用来看,在明朝政府强制取缔海外贸易之后,有丝绸织造中心的府要比没有的府多受到1.308倍的海盗袭扰。而相反,项的显著负系数-1.307表明,在重新开放海禁之后,这一偏好重新回到了较低的水平。其他用来代理贸易潜力的变量也有相似的效果。


稳健性检验


作为本文主要的解释变量,一个府的贸易潜力,是一些列复杂社会过程的结果。因此,本文的回归结果可能受到遗漏变量误差的影响,即可能存在某个遗漏变量,即与“倭寇”的攻击有关,又和贸易潜力有关。比如海上贸易兴盛地区的居民更可能具有像导航、驾船等技能,而这些技能可能会有助于海盗行为。再比如,一个地区的收入水平,一个具有较高贸易潜力的府通常较为富有,“倭寇”可能是为了直接劫掠金银财宝,而不是贸易品而劫掠这些地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者使用了工具变量2SLS回归,以当地种植桑树的土壤分布比例作为丝绸织造中心的工具变量。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桑树种植一直是养蚕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桑树种植需要排水性良好的土壤。适宜种植桑树的土壤分布与桑蚕业和丝绸织造行业的分布应该高度相关,但是又与海盗的攻击次数外生。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

但是使用桑树适宜种植土壤分布的有一个不足,即适宜种植桑树的土壤也可能适宜种植其他非出口粮食作物,比如小麦、大米、小米。因此作者使用主要粮食作物的适生性指数和每个府所征收的粮食税(石/平方公里)作为粮食作物产量的代理变量,借以控制粮食作物产量的影响。

2SLS回归结果如下图,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在于,在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中,时间跨度1371-1550年之间有12位明朝帝王曾经统治中国,不同帝王可能会对“海禁”政策和海外贸易抱持不同的态度和执行力度。因此作者将时间跨度缩短到嘉靖一朝(1550-1567年)以及严格执行海禁时期之前和之后20年(1530-1587),来检验已有的结论。

DID模型要求只能存在一个与“倭寇”进攻有关的冲击,但是当我们把检验的时间缩短之后,这段时期正好与欧洲贸易扩张到中国相重合,因此作者以1490年代后欧洲到达亚洲的商船吨位作为欧洲贸易的代理变量,用以排除是欧洲变大的需求使得“倭寇”增加了劫掠的次数的可能。表5中,加入这一变量之后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看到某回答中有朋友亦提到日本进入战国时期,导致中下层武士开始加入海盗行列。为控制这种可能的影响,作者在稳健性检验中亦加入了战国时期开始时间以及丰臣秀吉消灭关东地方的后北条氏,降伏东北地方各大名,大致完成日本的统一的时间,DID检验结果见表5列2,实证结果表明日本进入战国时期前后并不能显著影响“倭寇”对进攻目标进行选择时的商业潜力偏好。这也正符合史料中和众多研究中有关“倭寇”人员构成的考证,《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


另,所谓宁波之乱与“倭患”高潮确实可能存在联系,但是这一联系是通过改变明朝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发生作用的,宁波之乱发生于1523年,但是由图1可知,嘉靖朝“倭寇”进攻高潮开始的时间为1550年左右,如果如某些人所言,“宁波之乱”直接导致了“倭寇”的疯狂进攻,那这期间近30年的时间,“倭寇”在生孩子么?!

综上所述,本文作者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劫掠目标选择主要基于袭击地的商业潜力,即说明“倭寇”攻击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海外贸易。而对于海外贸易的严厉打击正是刺激“倭患”在1550年到1567年大规模爆发的原因。


另,以单一历史事件“主观推测”造成结果的原因,和以多方面统计资料、多种实证模型、众多稳健性检验实证微观层面联系的统计推断,孰为“以偏概全”?对于必要史料的收集是分析历史问题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罗列大量史料之后,不认真论证其中的联系,而是草率做出主观论断,又不对论断进行检验,无异于对史料的暴殄天物。

本文数据和论证过程基于 Kung, James Kai-sing, and Chicheng Ma. 2014. “Autark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Piracy in M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4(02): 5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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