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尤其是第二个， 连涉及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最基本的常识都在胡说八道。
在此特别更正一下：“以粮为纲”即不是陈提出来的，也不是正确和有道理的；而是毛在1953年粮食工作会议上首先提出的，大跃进期间受极左路线影响，在过分乐观情绪下又再次倡导的。
而且，提出“以粮为纲”，并不代表放弃“以钢为纲”，而是“粮食、钢铁、机械，三大作风，齐头并重”，“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有了。——《农业大有希望》，1958年6月，对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做出的批示。
这位历史发明家张嘴就能扯犊子的功夫，真是天下无敌了。北宋的他胡扯；明清的他胡扯；现在建国后的，他继续胡扯~
在此帖出《MZD与新中国粮食工作的大政方针研究》和《全国粮食紧急会议》文件中相关内容依据——
纠错部分到此结束。现在我说下自己的内容
在前段时间写20世纪苏印关系史的这个长文——《一个开挂的民族，一个骄傲的邻邦——“印度威胁论”简述》（）时，我参阅过不少苏联从20年代“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1928年开始的“一五”、“二五”时期国内经济等方面的资料。既然如此，我简单解答以下这个问题。
既然题主是把苏联和中国相比，又具体说到了是斯大林时代，那么，我们先明确两国国情方面，几个显著不同的区别点——
一、
无论是帝俄、苏俄（联）还是1991年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北极熊始终是个富资源国家，从十八、十九世纪西欧英法普等国开始工业革命时起，位于东欧的俄国就是最近的工业原料与农产品提供国、以及西欧工业产品的主要进口消费国、工业技术的引进国。一直到现在，俄罗斯都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石油天然气）、初级矿石的出口国。
又因为俄国人口基数少，这个富资源国家，表现在人均富资源方面更加突出，可以这么说，俄国人哪怕懒到不努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的程度，单凭资源出口这招，也能混日子。
这一点，是中国这种看似资源也不少，但人口基数庞大，资源分配紧张的国家不具备的。
“地大物博”这个咱们都很熟悉的成语，形容俄国很恰当，形容中国反而不合适。
二、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国际环境，在绝大多数时间，是相对宽松的；尤其是从1924年初列宁去世，到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这前后17年间，是斯大林时代的黄金岁月（针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苏俄最高政权而言）。
1924年1月，以列宁的去世为标志，苏联进入斯大林时代。就在次月，英国率先承认苏俄政权并与之建交；三天后，意大利与苏联建交；同年10月，法国与苏建交。三个老牌资本主义大国开了头，其他西方国家肯定纷纷效仿。1925年2月，东方强国日本也和苏联建交。
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国际组织是协约国组织的“国联”，此时，英法意日这四国，是“国联”及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相当于今天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短短一年，四个大国都和苏联建交，标志着苏联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承认。
美国是个另类，迟至1933年初才承认苏联，但此时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不强，在以“国联”为代表的国际舞台上，还只能是大国的之一，也远没有能当世界警察的体量。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从斯大林时代一开始，苏联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他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大缓和了。虽然这些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对抗，依然对苏有一定技术出口封锁之类的限制，但在大宗工业产业、工业母机、原料精加工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并不苛刻。
这就是给接下来，苏联执行一五计划（1928~33年）、二五计划（1934~1937），提供了一个特别优越、宽松的外部环境。苏联可以比较方便的从西方国家进口搞国内建设所需的工业资源，包括成套装备与部分高端技术专利转让。
在苏联计划经济的历史上，一五、二五计划占有重要地位，决定了此后该国经济建设的模式。国际环境宽松，是这两个五年计划总体上大获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相比之下，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特别是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因为朝鲜战争、美国帮助国民党协防台湾等原因，新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当险恶。从50~70年代初，本该是交通方便、对外交往前沿的东南沿海地区，反而是与境外势力、台湾国民党势力激烈对抗的前沿，是二战后冷战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的“局部战场”。
因此，我们不得不在50年代初，选择了全面靠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
在这里，务必请大家注意特别重要的一点：1953年新中国制定的“一五计划”，其制定的首要依据并不是遵照中国国情，而是首先遵照苏联国情。在当时，中国出现了一股全盘“苏化”、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国防、文化建设等领域全面照搬苏联的风气。
三、
整个二十年代的十年，被誉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就在二十年代末期，老天爷送给苏联一个意想不到的大礼包：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发生股灾，并在随后数年席卷整个西方世界，演变成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西方世界的大萧条来了。
“大萧条”是西方社会前所未有的社会灾难，却给此时正在施行一五计划的苏联打了一针思想强心剂，注入了意外的养料。
1、
本来，在苏联一五计划中，诸如集体农庄、农产品强制过度征收、工业企业联合体中“干部专家”路线等方面的政策，都遭到了西方社会的抨击嘲弄，苏联国内也是人心惶惶；而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证明西方社会照样有巨大的弊病。西方世界对苏联幸灾乐祸半天，结果自己更丢人，惹了一个更大的洋相。斯大林这时候终于能扬眉吐气了地对西方国家说：“你们先别笑话我，先看看你们自己是什么货色吧！”
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的爆发，促进了西方各国左翼文化思想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经济危机的爆发，又把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在外，对比之下，凸显了苏联集权计划经济的某些优势特征（尤其是宏观调控方面）。
因此，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不仅苏联领导人的自信心明显提高了，西方世界还出现了一股研究、肯定苏联计划经济的社会潮流。大量西方左翼文人、演员、记者，以及亚非拉丁美洲早期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前往苏联留学、考察或游历，希望能从中找出可以利用的经验，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印度开国之父尼赫鲁。此时中国政府元首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早在1925年就前往苏联留学去了。
2、
西方各国为了化解这场经济危机，采取各种措施，其中包括贸易关税壁垒。而此时施行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苏联，则对此免疫。西方社会显然不会引进苏式计划经济这服药来给自己治病，但他们发现，此时扩大与苏联贸易，则能够借助外力为自己缓解病痛。
就以此时的美国为例，尽管还没有和苏联建交，但面对国内糟糕的民众情绪和经济形势，也不得不做出某种妥协。大量美国企业前往苏联投资开厂，饱受失业困扰的美国熟练产业工人和工程师跟随去投资的企业，前往美国企业在苏联的投资项目去应聘工作。
而此时的苏联，又处在“一五计划”的关键时期，急需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设备与工业技术。
一个急着买、一个特别想卖，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一拍即合呗。
A、1927年，引进美国技术设备、由美国工程师设计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开建。这座苏联水电站，在美国还引起了一场“姓资姓社，黑猫白猫”式的讨论——在1932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宣扬拯救本国经济的“新经济政策”，遭到了竞争者和反对派的强烈抨击，罗斯福就以第聂伯河水电站为例，“……这是一座俄国人出钱，美国人设计，给众多美国人提供工作、让数十家美国企业免于破产的项目，凭什么因为仅仅他是为苏联修建的就要遭到如此的反对？”（1932年10月20日，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的费城竞选演讲）
不仅如此，在1933年正式当选总统后，罗斯福更是力排众议，推动美国政府承认苏联。1933年1月，美苏建交。
罗斯福此举，为随后更多美国企业赴苏投资办厂，通过参与苏联基础设置建设大赚特赚，开通了一条大门。如此高调的亲苏路线，在1924年后的历任美国总统里，也是相当鲜见的，以至于在罗斯福施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美国国内一直有右翼势力声音，怀疑他是共产党+苏联间谍。
B、1931年，著名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体建成投产（即大跃进时被毛泽东批判的“马钢宪法、马钢路线”），他是以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美国钢铁公司格里工厂为模型设计的。
C、高尔基汽车厂，于30年代初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援建；
D、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先整套设计、初建于美国，再分批拆运至苏联，约有80家美、德企业参与到该厂的建设投产；
E、位于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设备是德国和美国制造的，由美国人担任建设总工程师，于1931年10月建成。
………… ………… …………
………… ………… …………
由美国人设计的苏联第聂伯河水电站。苏德战争爆发后，为免于落入德国人之手，苏军在撤退前将坝体炸毁，二战后重建——
到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1932年，这个统计数字再度上升50%左右。
可以这么说，美援投资，是促成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最关键的外部因素。
在此必须补充一点题外话：上世纪20~30年代中期的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与二战后那个四处发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美国，是完全不同的国际路线。
很不幸，到了新中国成立，也开始奉行苏联式集权计划经济时，正好遇到的是冷战格局和那个四处发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美国，我们和西方世界长期紧张对峙，意识形态的对抗激烈，导致我们没有遇到过如此慷慨的外部援助。
我们不得不一边倒地贴近苏联，但苏联人并没有美国人的性格，在加上从50年代中期，中苏裂痕加剧，两国关系破裂，我们更缺少外部支援了。
四、
在1920~30年代，美国还没有形成优势，欧洲虽然经历了一战创伤，但依然还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就在此时，欧洲出现了新大国民族主义运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苏联和德国。
这个“大国精英民族主义”，是一种民族沙文主义，与二战后亚非拉前殖民地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可不是一回事。
简而言之，就是某些在国际舞台上严重受挫的帝国主义或前帝国主义国家，寻找机会恢复“国家之荣光、民族之伟壮”的尝试。
比如说具有强烈骄傲心态的德国，在一战之后，一直对《凡尔赛合约》对他的苛刻惩罚不满，寻机挣脱这个条约的束缚，东山再起。德国国内这种抵触情绪和民族民粹积蓄浓烈，因此到了1930年代，纳粹党和奉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希特勒的崛起，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苏联虽然不采用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喧嚷“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的那一套，但俄国人骨子里性格完全继承老帝俄。北极熊披了一条红布单出来，甭管是卖萌卖傻还是卖嗲，照样还是那头野心不改的北极熊。那种民族骄傲感依然旺盛，极力鼓吹“苏维埃赤旗插遍寰球”的革命输出论。
因此，苏、德这种带有强烈精英民族主义思潮、整天在憧憬“重新崛起”的国家与其领导人，渴求通过强大自身实力，在国内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大搞领袖个人崇拜；在国际上则逐步加强对外影响。
以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为例，尤其是大获成功的二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的1937年，也正处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同时“大清洗”红色恐怖气氛达到顶峰的时期。
那么，笔者把苏联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通过苏联一五、二五计划这个典型事例加以分析，总结其成功的因素，结论如下：
A、本身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在前面 、 两位答主的答案里已经提到过了，俄国本身就是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帝俄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规模比美英德法差远了，但比中国强多了；
B、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大投入，大产出”的粗放型经济，而他正是富资源国家，本身有丰富的工业原料，给这种粗放型经济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C、国际环境宽松，只要有钱有资源，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口他所需的工业设备与技术；
D、有强效的、长期的、多元化来源的外部援助。除了美国外，20~30年代的德国，也是苏联最重要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工业机械设备）出口国，苏联把本国的工业原料（能源、矿石）卖给德国，德国的机器设备销往苏联。直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天，两国依然还有货运列车开往对方境内。
E、赶上了1929年“大萧条”这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F、通过计划经济，可以巩固领导人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有利于对外输出革命。
这ABCDEF六条里，尤其是D、E两条，对苏联特别重要，在以美援为首的大量外援资助下，苏联计划经济在二五计划，实现了一次真正的大跃进：
1928~1933年的一五计划就已经是超额完成了（提前9个月完成指标），在此乐观基础上，从1934年开始，苏联制定了目标更宏大的二五计划，然而，这个原定于1938年底实现的计划，在1936年年中就完成了指标，在下半年开始超额，以至于最高苏维埃政治局不得不在1937年匆忙宣布二五计划圆满结束，再加急制订新经济政策，宣布从1938年开始，提前施行三五计划。
“大跃进”这个词，对于1958~1961年的中国，是个瞎吹牛的惨痛教训；对于1934~1936年的苏联，却是实实在在的骄傲。
相比之下，咱们再来看新中国，就会发现，ACE三条根本没有，BD也大打折扣，而计划经济的五年计划如果没搞好，组后一条F就不能成立。
很遗憾，1950年代，已经和1920~1930彻底不同了，而中、俄两国的国情也有着天壤之别。
于是，我们看到，在50年代初期，“中苏蜜月”最亲密的那个时期，凭借这此时还算慷慨的苏联援助，我们完成了第一各五年计划；然而，在50年代末，中苏关系就开始逐渐分歧，且裂痕逐步增大，苏联对我们的援助也减少并最终完全停止了。中国与俄国截然不同的国情，也让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经验与节奏控制。
这些，就导致在1958年“一五”之后，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就开始走各种错误路线，其中不少错误的代价相当惨重；而经济建设失败，又导致领导人的自信心不足，对自己政治地位在党内和国内是否会受到挑战，感到越来越强烈的担忧。最终，在这个恶心循环里持续下行……
到了今天，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口吻，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是”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这句话实在是太沉重了。
至于某历史发明家“苏式体制，是以年需求钢产量为基本点，围绕钢产量来进行各个要素的计算的。”这种历史发明，诸位当各笑话就可以了。
这即是对苏联计划经济毫无根据的造谣，也是该发明家一贯信口开河的老毛病。
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从来不是以“年需求钢产量为基本点，围绕钢产量”计算的，而是采取了一套自创的综合指标体系。
因为到了一战之后的世界经济，单纯的钢产量，已经并不能体现一个国家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水平了。只有新中国这种从农业国基础上起步，真实百废待兴的农业国家，才会在执行“大跃进”错误路线时，一味追求钢铁产量。
而苏联的情况，完全不同。正如前所述，因为俄国本身就有一定工业基础，斯大林的政治野心特别高，他通过两个五年计划，是打算让红色苏俄成为世界强国，是真要打算超英赶美的。
斯大林时代苏联计经济下，从一五计划开始，就不是简单追求“钢产量”，而是追求“钢质量”。苏联领导人甚至担心钢铁企业的产能上去后，如果其他机械、汽车等工业不跟着发展起来，生产出来的钢铁都用不掉。
苏联集权计划经济的参照考核，不是以钢为准，而是一套复杂的指标系数。他的主持制定者，叫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是苏联早期政治局委员，193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按照古比雪夫主持制定的这套指标系统，衡量国家经济的参照数据，既有钢产量、煤炭产量、发电量等，钢产量内还分成粗钢、生铁、合金特种钢等，其他煤炭，石油、发电量、三酸两碱（化工）方面，也做细分和不同的数据要求，除了工业外，农业、邮电等也包括，其他还包括工人的收入水平，某地区某些资源（如电力）的消费使用情况；甚至还包括文化教育投入，如未成年人入学率与成年人扫盲率（因历史遗留问题，帝俄时代，俄国广大农奴普遍没上过学）等等。
而钢产量、铝才产量、煤炭产量、发电量等，只是经济计划中的初级产品物资指标，因为这些都是初级工业品和原材料，在工业系统内，他们只是最基本的“毛胚”和“建材”。苏联计划经济委员会更高的要求，是注重这些初级产品能否变成诸如机床、拖拉机、发电机、电话、电缆、无缝钢管、自行车、汽车、乃至洋娃娃、电灯泡、铅笔等具备专有附加值的终极工业制成品（商品）；更注重初级产品通过进一步的加工，转化成工业制成品的效率等等更高级的指标。
这才是苏联计划经济的真实面。
好了，暂时就先打这么多字吧，算是把这个问题解答了。
在此重申一句，诸位在看答案，千万要注意辨别那些信口开河的历史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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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答案，真是认认识真写，立正把一个问题尽量事无巨细的交待清楚明白，需要很长的篇幅，涉及很多知识层面，还要查阅不少资料，相当耗费时间和精力。现在又是年底了，事情太多，时间实在不充裕。
真是挺矛盾的~
这样吧，今天早上，再更新一部分内容，主要讲述下苏联计划经济制订的方针策略，以及新中国在学习、推广这套计划经济体系时出现的偏差。从这个角度，能更充分地解释题主的疑问。
一
首先，还是在此强调一点，某些历史发明家张嘴就说“苏式体制，是以年需求钢产量为基本点，围绕钢产量来进行各个要素的计算的”等纯属扯犊子，胡编乱造呢~~
苏式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是“终极产品目的化”的实用主义，其程序核心可以总结为三个俄语单词：
Виндекс——指标
Координация——协调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互助
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是взаимопо́мощи这个词，因为在新中国施行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没有直接了当的翻译这个俄语单词的本意，而是赋予他一个更有气势的中文：会战！
二、
苏联早期的社会经济学体系认为，西方世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是追求利润，资本家都是什么赚钱就投资什么的；而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追求最需要的物质“终极产品”。
所谓“终极产品目的化”，依照前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的解释思想体系，是这样的——
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力量和广大民众，要有与之配套的暴力工具和生产工具，他们必须是最实用的。钢铁厂可以生产出优质的钢管，可以轧出铁板，但不能让红军战士握着钢管去打击阶级敌人和白卫军，他们需要的是步枪；也不能让少先队员在铁板上盛放文具，他们需要的是铅笔盒。
步枪和铅笔盒，是具有实用价值的“终极产品”；而钢管、铁板，是制造终极产品的原料，属于“毛胚”和“建材”。
什么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最需要的物质”呢？要看国家从最高层开始，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安排的重要生产活动和“当前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如果最高苏维埃政治局把击败白匪军、捍卫红色政权定为首位，那么武器装备、粮食和军装被服等就是最重要的物质，必须优先生产；
如果苏维埃把恢复国内经济，提升工业原料产量定为首位，那么煤炭、矿石的产量与配套的采掘器械生产就是最重要的物质，必须优先生产。
1928年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捍卫政权，提升国力”这个总体方针指导下，依照轻重缓急的程序，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
他开始制订这个经济计划了。
古比雪夫把诸如机械厂、矿山、冶金联合体、大型水利枢纽等若干“终极产品”用33个大写俄语字母，按照从A到Я的顺序标出，当然，在现实中不可能只有33个；“毛胚”和“建材”，用小写俄语字母，按照从a到я的顺序标出，在现实中，他们更不止33个。
1、
假设，参照苏维埃最高国防委员会和红军装备部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将领在1927年秋季发的意见，列宁格勒军区在1928年计划组建一个狙击手团，为此需要制造1000支搭配瞄准镜的莫辛纳甘步枪。国防委员会批准了这个计划。
古比雪夫开始制订生产计划，在“终极产品”名单上，莫辛纳甘步枪的代码是大写单词Ж。而生产狙击步枪、需要钢管、木材和玻璃，在“毛胚”和“建材”名单上，这三样的代码是小写单词б、з和ц。
在古比雪夫手上，还有另外一份重要参考资料，内容是苏联目前工业加工实力的指数与效率统计的单位值，都是对先阶段实际生产效率的总结。他从这份资料上找到了步枪的生产效率，把1000支步枪认定一个标准单位，生产1个单位步枪（Ж），需要2单位钢材（б）、0.5单位木材（з）和0.6单位的玻璃（ц），所用时间是20个月。
于是古比雪夫得出一个简单的公式：Ж=2б+0.5з+0.6ц。依照这个结论，他初步制定了生产任务。
最简单的виндекс——指标阶段，就算出台了。
2、
接下来，他先分别把预备生产任务交给钢铁厂、木材厂和玻璃厂的负责人，让他们各自完成计划中б、з和ц的指标。
反馈回来的信息，让事情复杂了。木材厂厂长表示，我们为了加工出合格的枪托护木，需要斧子、锯子和刨子；而生产狙击镜的厂家负责人表示，除了需要玻璃，也需要金属。也就是说，生产木材（з）和玻璃（ц）的过程中也需要钢材（б），钢材（б）的需求比原定计划超出了，要为此制定出更细化的指标计划和数字公式。
大写字母上面还有更大的字母，小写字母下面还有更小的字母；大生产计划下还有小计划，一层套一层。
古比雪夫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只能抓大放小。同时，他向钢铁厂、木材厂和玻璃厂的负责人保证：放心把同志们，你们所需要的原材料，我一定满足，请你们保质保量的完成上级交给你们的生产任务。
最后，古比雪夫还做出了一些很有诱惑力的奖励措施，规定的生产计划是20个月，如果钢铁厂的同志们在18个月内就完成任务，你们将得到某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奖励，也更有助于该厂负责人的仕途升迁。
回去之后，参照木材厂和玻璃厂负责人的反馈意见，古比雪夫同志重新修正了生产计划和公式，要求钢铁厂除了完成之前生产步枪所需的钢管以外，还要向木材厂和玻璃厂提供为加工木材和制造狙击镜所需的钢材。
Координация——协调阶段，也算是开始落实了。
3、
糟糕的事情出现了。
当他亲自给钢铁厂负责人打电话时，这个叫李挺懦夫的钢铁厂负责人表示很为难，在20个月内生产出2单位钢材（б）已经是我们目前最高的生产效率。古比雪夫同志，万分抱歉，恐怕我们不能完成额外向木材厂和玻璃厂提供钢材的生产任务了。
古比雪夫尽管很失望，但没有被困难难住。他想到了两个解决的办法：从外国购买、扩大生产。
因为生产步枪涉及到国防，需要保密，因此“从外国购买”这条被其他委员否定了。计划经济委员会决定采取“扩大生产”的方式。
古比雪夫又给钢铁厂负责人打了第二个电话，这次他的语气异常坚定：“李挺懦夫同志，如果要生产出更多的钢材，以满足那额外的产量，请告诉我，您还需要什么？统统都告诉我。一切为了苏维埃！”
电话那头，李挺懦夫终于等到这句话了，唠唠叨叨打开了话匣子：“……敬爱的古比雪夫同志，如果工厂再建起一座高炉，我保证能完成任务。但我们要招收更多的工人，安排更多的加班时间，马上要入冬了，如果我们的工人能再穿上一件厚外套，我想他们是愿意加班的；如果再把他们的孩子能住进烧暖气的托儿所，他们在工作时就不会走神惦记自己的娃了；他们很多人的老婆还没有工作，既然孩子住进了托儿所，难道让他们的老婆独自在家找野汉子吗？……古比雪夫同志，还有很多的让我头疼的问题呢。一切为了苏维埃！”
电话的另一头，古比雪夫耐心细致了记下了李挺懦夫这堆抱怨里最重要的细节部分……
很快，足够越冬取暖的煤炭，崭新的厚外套，以最快的速度调拨到钢铁厂。几乎就在同时，建筑队也在钢铁厂宿舍区开始修建托儿所，该州的最高书记还表示，明年我们会在钢铁厂附近在开办一家纺织厂，让钢铁工人的老婆去那里上班。
而古比雪夫的计划表也更复杂了，又加上了为钢铁厂配额煤炭，棉衣、建设托儿所和纺织厂的生产与物资计划。
得益于苏联高度集权的自上而下体制，全国一盘棋，为实现某个目标，领导人可以行使手中权利，从全国范围内调配资源。在中国，我们管这种行政手段叫“集中力量办大事”、“会战”。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互助，就是如此。
苏联斯大林时代集权计划经济体系，就是通过Виндекс、Координация、Взаимопо́мощи，实现对“终极产品”的追求。
二、这套集权计划经济体系，体现在苏联一五、二五建设时期，在工业建设方面，总体上是很成功（农业则很糟糕）。
笔者在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只是用最简单的加减法，对计划经济的“指标”、“协调”做了浅显的解释，在现实中肯定不会如此简单。因为要考虑到太多的既定因素和突发因素，以及更复杂的变化（变量）。某个产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某年遇到天灾了，某个外国政府允许对苏联出口某种重要的高新技术工业品了……都会如“蝴蝶效应”一样，对计划的制定和落实产生深远发散影响，导致演变成一个超级复杂的、容阔了概率论、统筹函数等复杂数学知识的科学工程体系。
也就是类似俄国、中国这种对数字比较敏感的民族和大国，才有玩这套理论的人才基础。
这么一套数学科学系统，我们现在把他归纳到“宏观调控”这个名字里。
古比雪夫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功不可没。1935年1月，还不到47岁的古比雪夫因长期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 按照苏联对已故领导人的最高葬礼规格，他的遗体被葬在红场，与列宁的遗体并列。在追悼仪式上，斯大林亲自抬棺谒灵，哀荣至极。
俄国一直就有以著名人物、事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命名的传统风俗，在古比雪夫逝后，苏联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系列城市、大型武器装备、工业项目和地标性建筑，其中包括一座水电站，苏联海军的一艘巡洋舰、以及位于伏尔加河流域城市萨马拉，并在该市为古比雪夫建起一座肖像。这是一座重要的工业城市，曾是苏联的备选首都，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场局势恶化时，苏联把部分中央机构迁到这里，一旦莫斯科被德军攻陷，就以古比雪夫为临时陪都。
1991年苏联解体后，古比雪夫又重新改回旧称萨马拉，但古比雪夫像依然还在——
这套苏式集权计划经济体系，有一个特突出的特征，和一个很突出的结果。我们中国人也长期接受和生活在这套体制内。
突出的特征，是集权体制下的权利意识。
全国一盘棋，中央一旦有令，地方高度服从，集中调配，集中使用，集中发挥。操作者要想实现这个效果，手里必须有说一不二的大权。工农业运营不是简单的商业行为，而是生产任务，甚至是政治任务。谁敢不执行，轻则受处分，重则打成反革命分子。
突出的结果是政企不分，出现很多“大企业，小社会”式的巨型国营企业。
诸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体，马格尼托哥尔斯克（Магнитогóрск，意思为磁山城）位于俄国腹地，乌拉尔山以东，当地虽然有丰富的矿藏，但在帝俄时代没有得到开发，仅仅是个村落。该地兴旺起来，就是因为苏联一五计划，从1928年开始在这里建设钢铁厂。
钢铁厂除了必须的配套工业设施外，还要为在这里数以万计的钢厂工人和家属修建配套的生活设施。
随着钢铁厂逐步扩建，体量越来越大，成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体。钢铁厂就是这个城市，城市就是钢铁厂；厂长就是市长，市长就是厂长。俨然一座新兴的单一工业城市。当初为工人修建的社会设施，自然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中国人对此都不会陌生。
笔者的父亲就是北京一所解放军总后所属国营军产大单位的职工，该单位占地广阔，内部细分出生产与生活区，有自己的医院、车库、商店、食堂、电影院、操场、托儿所、子弟学校，在郊区还有一座小农场，在文革时代，单位正门有卫兵持枪站岗，厂武装部还有军火库，并定期组织本厂民兵操练军事技能……厂区实在太大了，甚至还开设了两条接送职工上下班的通勤公交车路线，并安排有专职司机；单位还有自己的发电厂，在别的小区因限电拉闸一片漆黑时，本厂宿舍区还是万家灯火……住在这个单位里，都不用出大门，就能解决几乎一切生活问题，形成了上世纪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大院文化。
三、接下来，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苏联特色集权计划经济的时代特征，笔者将其放在时空当中，在时间轴上分别做一个横、纵方向的对比。在横向上，与和他大致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比；纵向上，和之后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对比。
1、横向对比
当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施行这套国家经济运行体制的前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干嘛么？他们是否有相似的宏观调控政策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至少在十八世纪，还是英法，刚开始工业革命步伐的英国就采取过一些对国家经济的政府行政干预措施和立法。但英国这种行政干预主要是作用在特殊时期，尤其是战时，比如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就会宣布本国进入战争经济状态，然后对工农业、邮传、新闻报纸、金融、税收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战时管制手段；而战争结束之后，就收回管制令，采取放任经济自由发展的“积极不干预”策略。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基本如此，而且美国对战时经济管制，相比英国还更强硬有力。比如说在十九世纪美国进入蓬勃发展的大工业时代，铁路和石油冶炼成为一项特别热门的投资项目，美国的铁路公司皆为私营，钢铁和石油产业涌现出了诸如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好几位托拉斯垄断巨头。但美国投资人在投资铁路、和石油矿场的那时，就必须接受美国联邦政府一个强制性要求：当美国在进入战争等特殊时期，采取战时经济管制制度后，铁路和石油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接受联邦政府的统一管制和强制征用，业主必须无条件服从联邦政府。
1914年夏天“一战”爆发后，美国宣布中立，两年多后宣布参战。
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之后，先是在当年6月颁布《反间谍法》，8月又通过《粮食与燃料管制法》，10月通过《与敌国贸易惩戒法》、次年通过《新闻煽动法》……通过这些法案，对经济、交通、贸易、新闻等各要害部门加以控制。此时美国没参与过太多国际事物，在外交上比较生疏，又被之前欧洲战场的惨烈战局所震动，再机上促成美国参战的“齐默曼电报”涉及到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颠覆，因此他的表现属于过度紧张，把局势想象的太严重了，由此导致美国进入战时管制体制的力度也过大了。
到了1920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哈定本来比较平庸，但他利用了美国社会各界对一战战时管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在竞选中提出“恢复原状，一切正常”的口号，深得民心，最终赢得大选。
在美国历史上，哈定这届政府是以懒散和腐败著称的。哈定当选总统之后，采取“懒散执政”态度，废除了一切战时强化的政府控制力，极力鼓吹政府“积极不干预”的自由经济放任政策。这个政策即促成了20年代的大繁荣，也给20年危机爆发埋下祸根。
也就是说，从1917年到1929年，美国其实是走了“非左即右、先收的太紧，又放的太松”的极端摇摆路线。
到了1933年罗斯福上台，施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美国才采取了有节奏的、依然是政府行政指令干预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
尽管，美国人绝不可能承认这套宏观调控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但事实上，施行新经济有一些内容，诸如“以工代赈”，与苏联集权计划经济有一定相似之处。特别是罗斯福“在新政”中反复强调的“调整Adjustment”，更是直接让人联系到苏联计划经济中的Координация。
本着务实主义原则，既然布尔什维克能接纳美国的东西；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东西，照样可以拿来为资本主义建设所用。
经历了1929年经济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完全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早西方消失了。
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施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国家，在30年代和二战后这连个时期，普遍采取了通过行政干预，加强对本国经济形式宏观调控的手段。在二战中，美国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工程”，这个需要调配众多资源、且高度保密的大型系统工程之所以能顺利完成，就与此前罗斯福加强美国政府对社会操控力度有密切的因果联系。在二战后，诸如英国工党等，也在本国推行了不同形式的国有企业和重大风险的大型国家投资项目。
这是当时一副对罗斯福“新政”的讽刺漫画，画面前方三个小孩，代表“新政”实施三个发挥政府调控作用的机构——农业调整署AAA（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公共工程署PWA（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和公共事业振兴署WPA（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这是当时一副对罗斯福“新政”的讽刺漫画，画面前方三个小孩，代表“新政”实施三个发挥政府调控作用的机构——农业调整署AAA（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公共工程署PWA（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和公共事业振兴署WPA（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2、纵向对比。
未完，稍后继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