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 中国经济是否确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达到了刘易斯拐点?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迟早会达到刘易斯拐点,但具体是现在,亦或是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每个经济学家甚至普通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我整理了几份数据,供大家参考。数据来源是2010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做的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由于这个数据是2010年收集,如今2013年,情况上会略有些变化。




如果看上面的表格有点花眼,直接看下面的比例计算,比较简单粗暴:




几个我个人关心的主要数据:

中国城市人口的受高等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随着人口提升越来越高,如果仅计算20~24岁这个区间,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已经超过25%。但中国农村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虽然比例也逐年增高,但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有限,目前仍不足10%。而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即使在20~29岁的群体中,占据的比例仍然高达75%。

这是中国农村人口10~18岁的年龄分布:


虽然农村人口的青少年比例不断减少,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高等教育比例,18岁无法大学开始投入社会,每年仍将有700~8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投入市场,而且他们其中的大多数甚至只有初中学历。而中国当时拥有近1.2亿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其中仅有1200万左右是农村人口。即使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持续以每年七八百万的数字增长,农村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数量也不会超过1500万。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外一些人口数据: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56157万人,占总人口的42.9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74471万人,占总人口的57.01%。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6.77个百分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
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
十年间,中国的城镇人口增加2.07亿人,乡村人口减少1.33亿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城镇化的巨大成果。十年间超过2亿的新增城市人口,按照目前的人口比例,其中至少有1.3亿左右是劳动人口。

我不知道克鲁格曼先生当时写作这篇《Hitting China’s Wall》的时候参考的数据有哪些,但是从中国农村人口目前的基数和受教程度比例来看,从中国新增城市人口的数量来看,我觉得他对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估计偏乐观了一些。

我知道单从人口数据来评价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是否达到刘易斯拐点等问题是极为片面的。我想说如果认真论证题主所提出的问题,真不是一两篇论文能够解决的。奇怪的一点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不少外国人,如果谈起中国经济来总是头头是道,提到中国经济大势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先摇摇头耸耸肩,一副遗憾的表情,让身为中国人的我都感觉到他的惋惜和沮丧。但是细问起一些论据和材料的时候,又发现他们所获得的参考和信息又大多来自一些外文的资料和信息。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外国的作家也好,记者也好,有些人甚至连中国都没有来过。我非常尊重和信服他们的经济学上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预言能力。但是,作为中国人,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最后依靠的是可能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洋人的研究,这样真的好么?

当然,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用工成本越来越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确实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时候了。

但是造成这样现象,一方面的原因自然是招工难;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制造业面临的融资难,中国传统外贸企业面对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老百姓承担着的持续上涨的CPI,中国银行和金融业资金大量投向房地产和投融资市场,中国民间贷款利率持续升高等等或许也是重要的原因。造成这些现象的,克鲁格曼先生也有提及:
刘易斯拐点 中国经济是否确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达到了刘易斯拐点?
然而,中国投资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提升未来更大规模投资的能力。诚然美国的情况属于偏高,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用于消费;然而中国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而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用于投资。
……
实际上,阻碍中国人消费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家庭从来看不到国家经济增长在产生大量的收入。部分收入流到有政治关系的精英手里;但是大量收入仅仅沉淀到企业里,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国营企业。再继而,又回到了6月份13%的Shibor以及前两天央行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时大家讨论的问题上了。

7月23日补充:

同学的友情提供,来自JP Morgan新鲜出炉的一篇关于中日情况比较的报告,请诸位移步右边

其中某部分:

Fourth, although China’s demographic structure is similar to Japan in the early 1990s,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is very different. Non-agriculture employment accounted for only 66% of total employment in China in 2012. By contrast, in Japan the share of non-agriculture employment has stayed consistently above 90% since the mid-1970s. That means that in China the decline in the working age popul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a labor deficit, as the transfer of employment from the agriculture to non-agriculture sector still provides a buffer in dealing with further increases in labor demand in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大意是:虽然中国的人口结构与日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结构相似,但是中国的雇佣结构和日本却有很大不同。在中国,2012年非农业雇佣人口占总雇佣人口的66%,而在日本,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起,非农业雇佣人口占总雇佣人口的数字就一直维持在9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劳动人口的缺少并不会马上造成民工荒,因为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换的过程中,仍然能为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继续上升提供一个缓冲的空间。

小摩其中的数据来源,主要仍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及日本国家统计部。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中国有一大批混迹在城乡结合部的无业游民,也会被归类到Non-Agriculture Employment里,因此中国实际可以转化的农业剩余人口比34%要大。另外由于中国大量的土地资源(完胜日本),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土地的重视,很大一部分农民是不大会离开土地转向城市的。因此这一缓冲空间不会乐观到90%非农雇佣人口率时才发生。

另外王峰同学提到的
南教授选区了省级数据,计算结果为仍有1.5到2亿。
罗老师则是选区四川,河南,江苏几个人口大省的县级数据作为样本进行测算,结果是中国剩余劳动力已经在2005年消耗殆尽。另外有一个作证是深圳地区农民工公司自2005年开始显著增长,两者一致。非常期待看到两位老师的计算。但是从实际结果来说,我更倾向南进亮的数据,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还有很大空间。

至少从全国人口来看超过50%的人口仍是农业人口,以中国近十年新增了2亿城市人口来看,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可利用人口数量还是很可观的。另外我在正文中所计算的数据,往后的若干年,每年都会有至少700万,最高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村年轻人将涌入就业市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其实对于有关部门的压力很大。

至于我们此前看到的民工荒,很大程度不是找不到愿意工作的劳动力,而是找不到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而实际上这些有熟练技能的人们已经可以称之为技师,本就是稀缺资源,报酬自然水涨船高。另外前几日和一位新近创业的房地产基金公司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招收客服的一大来源就是在类似富士康,友达之类的工厂附近的人力资源中介寻找。不知道诸位最近是不是经常看到类似新闻,几百名年轻人(还有大学生)从遥远的某地被黑中介骗到东部沿海,来参加类似公司的入职面试,结果这些黑中介只管送来不管送回,一大批没有获得工作的年轻人只好滞留在当地。另外,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持续下跌,他们目前所开出的工资真的让人绝望(具体参见前两年盛行的富士康事件),这或许也是所谓民工荒的重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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