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常态 为什么中国经济不能继续高速增长,而要进入新常态?

这个问题其实分为两层:

1、中国为什么会进入新常态?
2、中国为什么会【现在】进入新常态?

一、中国为什么会进入新常态?

经济增长有常态、非常态之分。经济失衡、过热过冷是非常态,不冷不热正常增长是“常态”,这种常态即“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
一国(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这里讲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技术和管理,还包括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的原因包括科技进步、人口增长和快速复制先进国家的赶超式增长等。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已经达到了全球先进行列,没有可供复制的模板,同时人口增长率可忽略,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是科技进步,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先进国家,正常的增长率只有3%,这3%就是目前人类经济活动领域的科技进步速度。

而中国、二战后的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通过学习和复制先进国家的既有成果,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保持7%—10%的超高增长率。随着这些国家与世界先进差距的缩小,其潜在增长率会不断下滑至不高于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水平。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必然逐步进入“新常态”,增速逐步下滑到3%,这是理所当然。

但是,这里隐藏着另一个问题:

二、人类经济活动领域最前沿的进步速度是稳定在3%的吗?

科技进步的速度并不是稳定的,而是存在一个50年周期的长波。这种长波本质上是周期性的产业升级引发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有了电气化,蒸汽机的全套设备就得作废,有了铁甲战列舰,英国提前百年给木制战列舰种树的行为就像个笑话了),拉长产业链,产生大量的新的投资机会,在长波的上升期逆转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

但是红小将们先不要激动,长波理论虽然潜在地把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批判了一番,指出科技进步并不是简单地强化“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而是在长波上升期给资本主义续命,长波下降期引发长期萧条,产生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繁荣和药丸的交替,但是

长波理论其实是根正苗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成果。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最早见于荷兰社会主义者范·戈尔德伦。此人在1912年发表一篇名为《春潮:对工业发展和价格运动的反思》的文章,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在1850-1873年,1896-1911年出现过两个扩张时期。继戈尔德伦之后,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1926年也论证了“长波”的存在。由于语言的障碍,戈尔德伦的许多贡献多年来未为人知,因此“长波”被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名字命名。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则认为帕尔乌斯、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对长波理论均有贡献。

(康德拉季耶夫生平:1917∼1919年为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党党员。曾协助发展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虽然赞成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但反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并批评新经济计划后来所实行的工业、农业不均衡发展的政策。1928年被解除研究所的职务。两年后遭逮捕。1931年受审,判8年徒刑。1938年重审,被判死刑。1987年同许多遭诬告的人士一起获平反。)

的《百年老狼》一文就是应用长波理论叙述经济史的体现(但彼时马前卒似乎也没想明白长波和产业升级的关系,在叙述上更接近曼德尔的原始说法)。 喜欢把马前卒称为马尔乌斯,即新时代的帕尔乌斯,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图片摘自曾淼的《世界托派运动》)(图片摘自曾淼的《世界托派运动》)

不过长波理论的冠名者者康德拉季耶夫在苏联被批判了一番,集大成者曼德尔乃是托派领袖,在中国的实际鼓吹者乃是“新时代的帕尔乌斯”马前卒,最流行的圈子是懂历史唯物主义却不混左圈的一批人,比如姬喵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妨碍了神化大成至圣先师马克思,因此在大陆左圈不受待见是正常的。

冷战后世界资本主义迎来一波红利,产生了一轮扩张长波,现在则转入了下降长波,战略忽悠局副局长金灿荣11月21日在上海的讲座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不在听课名单里,不要问我怎么混进去的23333)

总之,处于上升长波还是下降长波,会影响不断下滑的“新常态”到底停在一个什么数字上。

三、中国为什么会【现在】进入“新常态”?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早晚】要进入新常态,但问题是什么时候?


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改开后三十年的“常态”就是9.8%,潜在增长率的下滑本应是个渐进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后30年间平均9.8的增长率下滑至2014年7.4%、2015一季度的7%,现在的连7%都不到的增速,恐怕不能仅靠“新常态”来解释。

这不是逐步趋近,这是骤然下滑!

在这个问题上,“官五”林毅夫狠狠打了某人的脸


林毅夫:非常感谢你的发问,让我不仅有机会阐释你问的问题,也可以重新澄清在媒体报纸上对我观点的误解。第一,我对中国增长的预期有没有调整。第二,在新常态下,旧的比较优势丧失了,还没有新的增长动力。对第一个问题,我没有调整。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左右8%增长的潜力。但这里我讲的是“潜力”,不是说中国会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和实际增长是有差距的。包括你问的问题是假定我认为有20年8%的增长,这跟我的原意是有差距的。

如果追究“新常态”的原本定义,则中国现在的新常态应该是8%的增长率,现在定位成不到7%(而且还是统计局立功的结果),实际是经济危机和错误政策的结果。

这一点从小强总理的前后反复和自我打脸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样一种慌乱,是面对经济危机的表现,而不是面对新常态的泰然自若。
“李克强总理2007年任职辽宁省委书记时,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自推出后,受到花旗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机构认可。”结果等到克强指数下去了,就。。。
《人民日报:铁路货运量等不再是衡量经济绝对权威》(公司频道·财新网):今年前5月,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11.57亿吨,同比减少9.32%。目前国家铁路货运量已经连续下滑26个月。6月2日《人民日报》发文称,铁路货运量、工业用电量等一些传统微观指标不再是衡量经济形势的绝对权威。铁路货运量、工业用电量等一些传统微观指标持续走弱,而宏观经济依然处于合理区间,这种“背离”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而这,正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也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亮点。
《统计局局长:经济增速与用电量背离是积极变化》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的文章《从用电量、铁路货运量的波动看结构调整的积极变化》,文章表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指标间的弹性系数正发生新变化,一定程度上的背离反映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从趋势上看,指标的导向性与逻辑关系并未变化,其反映的规律性、有效性也没改变。克强曾提出“新两个凡是”,说要不搞刺激政策。
2012年10月10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但是进入所谓“新常态”之后,就怒斥政府不好好投资。不好好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新常态 为什么中国经济不能继续高速增长,而要进入新常态?

在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批评一些不作为的地方官员是“尸位素餐”。这显然已不是极个别的案例,在地方财力紧张和人事变动频繁的客观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员主观地把微刺激简单理解成了不刺激,结果导致改革和调结构推不下去。
尽管刚出的5月PMI和PPI数据不乏亮点,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表示,这还不能得出中国经济向好的结论。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微博)称,“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还没有结束。”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也认为,目前的微刺激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接下来的重点是要抓相关政策的落实和执行。你们说,面对“新常态”是这种表现吗?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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