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顶之下同呼吸共命运 结合《穹顶之下,同呼吸共命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痛点在哪里?作为个体能做些什么?
此外我认为与对这个提问的答案很精彩,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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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的问题很宏大,要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解答估计得需要一本专著,我在此只尝试着从一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探讨,欢迎经济学的大牛们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
I: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开始分析:
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经典概念叫做刘易斯拐点(参见下图)图中横轴代表劳动力的数量,竖轴代表工资水平。由左向右向下倾斜的线(D1,D2)代表得是劳动力的需求;由左向右刚开始平直后来倾斜上升的曲线代表劳动力供给。这个理论框架是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在工业化开始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农业人口占到多数,比如一个国家有一亿人口,其中8000万是农业人口。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业需求的劳动力也会增加,在图中就会显示为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右移。因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还属于农业人口,所以有很大基数的富余劳动力,这时即使工业扩张劳动力还是属于过剩的(比如中国90年代和刚刚入世的几年,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入城打工者的工资却增长缓慢),所以工资增长有限---在图中体现为劳动力供给曲线平直的那一部分。因为工资水平低,企业不必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光靠简单的扩张规模就可以保证利润增加。图中横轴代表劳动力的数量,竖轴代表工资水平。由左向右向下倾斜的线(D1,D2)代表得是劳动力的需求;由左向右刚开始平直后来倾斜上升的曲线代表劳动力供给。这个理论框架是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在工业化开始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农业人口占到多数,比如一个国家有一亿人口,其中8000万是农业人口。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业需求的劳动力也会增加,在图中就会显示为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右移。因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还属于农业人口,所以有很大基数的富余劳动力,这时即使工业扩张劳动力还是属于过剩的(比如中国90年代和刚刚入世的几年,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入城打工者的工资却增长缓慢),所以工资增长有限---在图中体现为劳动力供给曲线平直的那一部分。因为工资水平低,企业不必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光靠简单的扩张规模就可以保证利润增加。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这时这个国家的农业人口可能就从8000万减少到了2000万, 这时农业劳动力富余劳动力基本已经消耗完毕,劳动力已经不再过剩,工业再要扩张规模增加雇员就必然导致工资增加(从D1到D2)。这个劳动力从过剩到相对紧缺的转化就是刘易斯拐点--图中那条虚线。
在发展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不一定指一个时间点,也可以指一个时期(见刘易斯在1974年对此的反思)。中国到底到没到刘易斯拐点学界还有争论,但是至少接近拐点基本上是共识。 在这一时期,劳动力成本必然出现较快上涨;而如果企业不能提高生产率(productivity)的话,就会出现越扩张利润率却越低的情况。经济转型转得就是从规模扩张转向生产率的扩张。
II: 把环保放到发展阶段的框架里来分析:
环保对经济有负面影响这种说法主要是基于这个逻辑:环保必然会增加生产成本,而成本的增加会伤害企业的竞争力,所以发展经济就不能苛求环保。我认为这个分析并不完整,有如下几个问题这个说法并没有解释清楚:(1)环保确实会增加生产成本,但是生产成本是否是关于环保的唯一成本?(2)环保所增加的成本是否是生产成本增加的主要因素?(3)环保成本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
先从(1)开始分析。一个企业不采取环保的手段的却可以在生产环节降低成本;但是排污所节省下来的成本是否就消失了呢?当然没有消失,排污是一个经典的成本外部化造成溢出成本(externality)的案例。当一个企业排污,节省下来的成本由自己独享,而溢出的成本却由社会均摊--这基本相当于用排污的手段从社会领取补贴。民众对雾霾的的重视从这个角度说就是因为这个溢出成本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地步。
对溢出成本的研究的难点在于这个东西很难量化,而且因果联系大部分时候也很难确立---某个企业排污所省下来的环保费用在账本上一算就可以得出,而排出的污染物对环境和人的健康影响如果想定量分析的话从样本采集就很麻烦,更不要说涉及到无数个可能关联的可变量了。虽然污染造成的溢出成本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量级肯定不小。别的不说,每年因大气污染造成的肺部疾病就很显著;即使我们不去考虑病痛给个人与家庭所造成的精神伤害,这些疾病的治疗费用就是一笔巨款。这意味着这些家庭不能使用这些本来不该发生的费用去做别的消费,也意味着国家每年在这上面的医疗补贴不能用于其他的用途--比如科研。我曾经看到过一种观点就是:看病也是GDP;但是不要忘了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本来不应该发生的医疗费用与这个目的是背道而驰的--花在不该发生的医疗上的一块钱和花在旅行上的一块钱对提高生活水平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下面再来看问题(2)环保所增加的成本是否是生产成本增加的主要因素?回答这个之前,我们应该先来分析一下生产成本的结构。从宏观上讲,生产成本可以粗略分为资本成本和劳动力成本; 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在总生产成本中的占比从二战后一直在65%-75%之间波动(最近30年有趋势性温和下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在总生产成本中的占比相比于发达国家一直相对较低,并且直到最近几年以前一直存在下降趋势---这和刘易斯拐点前一个国家工业化早期的工资水平较低是符合的。以下两张图分别为发达国家与我国(粉色曲线的图)的劳动力成本比例。(这里是总量的数据,每个行业的比例会有所不同)可以看到在2010年左右,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占比开始趋于稳定,并且最近两年开始出现温和增加(图中只显示到2012),也就是说真实工资的增长出现了高于经济增长的情况,结合中国的发展程度,这种增长的趋势在一段时期内应该会持续。下面的图是2007年到2012年底中国工业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和美国工业部门工资增长率,图中红色的线代表中国,可以看到在2009年左右工资增幅明显加快。可以看到在2010年左右,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占比开始趋于稳定,并且最近两年开始出现温和增加(图中只显示到2012),也就是说真实工资的增长出现了高于经济增长的情况,结合中国的发展程度,这种增长的趋势在一段时期内应该会持续。下面的图是2007年到2012年底中国工业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和美国工业部门工资增长率,图中红色的线代表中国,可以看到在2009年左右工资增幅明显加快。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判断:我国经济生产成本的近一半是劳动力成本,而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是趋势性的。也就是说我国生产成本的增长中劳动力成本是主要因素(发达国家占比更大),在这种趋势下即使扣除环保所产生的成本也不足以对冲劳动力成本增长的影响。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判断:我国经济生产成本的近一半是劳动力成本,而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是趋势性的。也就是说我国生产成本的增长中劳动力成本是主要因素(发达国家占比更大),在这种趋势下即使扣除环保所产生的成本也不足以对冲劳动力成本增长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环保成本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粗略地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一个经济体每年要在环保上投入多少才能有比较理想的效果;二是环保的法规会如何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欧盟应该是环保方面的标杆,欧盟的官方数据显示欧盟在2012年用于环保的投入约为欧盟整体GDP的2.2% (欧盟官方报告的链接:)下面的图是欧盟2012年环保投入的结构,让我没有预计到的是直接用于治理空气污染的投入居然小于GDP的0.2%(最左边的条形柱)。这至少可以说明大气治理取得成果之后维护的成本并不十分高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面的投入是整个经济体的整体投入,也就是把工业投入也算进去了(图中的浅蓝色)。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在1960和1970年代积极推进环保之后平均每年给制造业的新增成本约为总产值的1%多一点(从论文的数据与美国的制造业占GDP比换算得来。论文的链接在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面的投入是整个经济体的整体投入,也就是把工业投入也算进去了(图中的浅蓝色)。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在1960和1970年代积极推进环保之后平均每年给制造业的新增成本约为总产值的1%多一点(从论文的数据与美国的制造业占GDP比换算得来。论文的链接在这: )
关于环保的法规对企业的竞争力的影响。这篇1995年的经济学论文综合审视了多个研究,认为负面影响并不显著(论文链接: )。在研究成本增加的负面影响之外,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在1991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市场化并且合理的环保法规会刺激企业创新(技术,市场开发和管理三个方面)并且提高效率。这个理论直到现在还很有争议,不过一些近年来的研究似乎表明这个假说部分成立--一部分成本会因创新和提高效率而被内部化解(参考文献: )(SlowMover 答案里的排放权交易就是一个提高效率的例子)
说到这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观点:污染造成的溢出成本不易量化但是十分巨大;当前我国生产成本上涨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成本增加,环保只能算是次要因素之一;环保会增加成本,但是不会对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III: 发展方式转型与环保
环保不是导致转型的必要性的主要原因;但反过来,转型却是保证环保的主要条件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听我慢慢解释,先看几张图:
这张图的纵轴显示的是一个国家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横轴是每个劳动力的平均资本保有量。在图中右上角附近的那个点是日本,和日本基本处于一个水平面上但是靠左一点的是美国,其他G7国家处在图片中心位置。中国在哪里呢,请往左下角看,红色的轨迹就代表我们从2001到2010年的进步,为了方便读者,做图的还特地把左下角给放大了。。。这张图是2011年的,现在的差距应该更小。但是就算乐观估计我国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也只有美日的1/7左右,欧洲的1/5左右,韩国的1/3左右(即使把我国巨大的区域不平衡考虑进去,差距也依然明显)。下面再看一张图,能看到我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这张图的纵轴显示的是一个国家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横轴是每个劳动力的平均资本保有量。在图中右上角附近的那个点是日本,和日本基本处于一个水平面上但是靠左一点的是美国,其他G7国家处在图片中心位置。中国在哪里呢,请往左下角看,红色的轨迹就代表我们从2001到2010年的进步,为了方便读者,做图的还特地把左下角给放大了。。。这张图是2011年的,现在的差距应该更小。但是就算乐观估计我国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也只有美日的1/7左右,欧洲的1/5左右,韩国的1/3左右(即使把我国巨大的区域不平衡考虑进去,差距也依然明显)。下面再看一张图,能看到我国经济增长的构成。
图中黄颜色显示的部分是我国每年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数据只到2010年,但是可以明显看到生产率的增长速度2007年以后明显减缓(最近几年的数据延续了这一趋势),可以说经济增速的相对下调主要原因是生产率增长减缓。图中黄颜色显示的部分是我国每年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数据只到2010年,但是可以明显看到生产率的增长速度2007年以后明显减缓(最近几年的数据延续了这一趋势),可以说经济增速的相对下调主要原因是生产率增长减缓。
下面的图是著名的微笑曲线:我国现在的产业结构是大部分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利润率低,劳动力生产率也相对较低;发达国家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产业链两端贡献的价值要远多于中间,而且生产率也相应较高。我国现在的产业结构是大部分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利润率低,劳动力生产率也相对较低;发达国家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产业链两端贡献的价值要远多于中间,而且生产率也相应较高。
看到这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列出如下几个趋势:
1: 我国入世前后生产率经历了一段相对较快的增长,而07年后显著减缓。
2: 我国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出现较快上涨。
3: 我国产业结构整体偏向产业链中游,利润率低,对成本相对敏感。
综合以上趋势,可以得出以下观点:
1:我国入世前后的生产率增长中的一部分是源于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人口所造成的结构性增长,而非农部分的生产率增长要低于总生产率增长值,所以当我国接近刘易斯拐点时生产率增长自然出现明显下滑。
2:非农部分的经济提高生产率就必须增加微笑曲线两端的产业比重。
上面的第二条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转型和增加高附加值产业比重,其实转型最核心的就是加快生产率增长。
转型的必要性来源于我国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不可逆。但为什么说转型是保证环保的主要条件之一呢?因为微笑曲线中间行业的特点是劳动力生产率低,利润率也低,利润的扩张一般依赖单纯的规模扩张。正是因为利润率低,这些产业对成本就非常敏感,不管是工资还是环保成本。而高附加值的产业一般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对工资等成本的敏感程度比较小。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如果不转型的话企业就会没钱搞环保没钱涨工资,因为一这么做就会亏损。而转型后条件就自然具备了。
下面简短的做一个案分析,既然柴静反复说到钢铁行业,就说钢铁行业好了。还是先看图,下面是我国钢材产量与结构:(此图来自于:(此图来自于: )
可以看到我国钢材产量连年快速提高,但是产业结构却没有明显改变--特钢所占比例一直在15%以下。而且这个比例还很有可能被严重高估了,这篇定量分析(就是图片下标注的那篇)发现我国出口的特种钢材的每吨价格大约相当于日本出口的特钢的一半,所以怀疑有一部分“特钢”其实是普通钢材加入硼之后达到国家技术标准而已(特钢能退税)。所以这个产业的扩张是典型的规模扩张,生产率的扩张程度相对较低。如此扩张带来的是利润的连年走低:
中国的钢铁行业的利润水平在全球也是处于低位。中国的钢铁行业的利润水平在全球也是处于低位。图中蓝色条形柱代表所在国家所有行业平均毛利率(不算税收和金融成本),红色是钢铁行业的毛利率,从图中可以看到我国(从右数第三个)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那么我国的钢铁行业发展环境是否不好呢?请看下图图中蓝色条形柱代表所在国家所有行业平均毛利率(不算税收和金融成本),红色是钢铁行业的毛利率,从图中可以看到我国(从右数第三个)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那么我国的钢铁行业发展环境是否不好呢?请看下图图中显示的是纯利润率,纯利润率是毛利率加上税收和金融成本。结合上图可以看出,我国钢铁行业的纯利润率与毛利率之差是各国中最小的,也就是说我国的税收和金融环境对钢铁行业是比较好的。下面我们来看环保:虽然环保成本在一个经济体内的平均值并不高,但是每个行业的情况都有不同,钢铁产业算是受环保成本影响相对较大的了;但是较大到底有多大呢?下面是欧洲政策研究室关于欧洲钢铁产业2003年到2010年的报告里得出的结论(报告链接:图中显示的是纯利润率,纯利润率是毛利率加上税收和金融成本。结合上图可以看出,我国钢铁行业的纯利润率与毛利率之差是各国中最小的,也就是说我国的税收和金融环境对钢铁行业是比较好的。下面我们来看环保:虽然环保成本在一个经济体内的平均值并不高,但是每个行业的情况都有不同,钢铁产业算是受环保成本影响相对较大的了;但是较大到底有多大呢?下面是欧洲政策研究室关于欧洲钢铁产业2003年到2010年的报告里得出的结论(报告链接:)
可以看到即使按照最高的估计,每吨增加的成本也只有约7.83欧元,远没有到压垮一个产业的地步。当然如果按照当前我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率算的话,达到欧洲的标准会导致全行业的普遍亏损。但是不要忘了欧盟的钢铁产业在环保成本比我国高的情况下实现了比我国高得多得毛利率(毛利率那张图左边第二个是欧盟)。造成这一状况得原因恐怕不能归结到环保成本的头上。可以看到即使按照最高的估计,每吨增加的成本也只有约7.83欧元,远没有到压垮一个产业的地步。当然如果按照当前我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率算的话,达到欧洲的标准会导致全行业的普遍亏损。但是不要忘了欧盟的钢铁产业在环保成本比我国高的情况下实现了比我国高得多得毛利率(毛利率那张图左边第二个是欧盟)。造成这一状况得原因恐怕不能归结到环保成本的头上。
下面的图是世界前几位钢铁生产国家的产量(来自世界钢铁联合会去年的报告)从图中的总产量结合各国的人口来估算的话,日本和韩国的人均钢铁产量约为中国的2倍,也就是说我国虽然钢铁产量第一,但是日韩的人均值却遥遥领先,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日韩的钢铁行业没有造成严重的污染。从图中的总产量结合各国的人口来估算的话,日本和韩国的人均钢铁产量约为中国的2倍,也就是说我国虽然钢铁产量第一,但是日韩的人均值却遥遥领先,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日韩的钢铁行业没有造成严重的污染。
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两种说法:环保会严重伤害钢铁产业;大规模的钢铁生产必然带来严重污染。不过综合以上的信息来看的话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太成立的--为何中国环保成本很低但是产业利润却赶不上环保成本高的国家?为何同样有大规模钢铁工业的美日韩却能控制住污染?
中国钢铁行业的盈利能力弱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低。我们总是听说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但结合以上信息就能发现其实是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结合日韩的经验,即使中国经济转型之后钢铁行业整体也不应该是夕阳产业,但低端产能的一部分变成“夕阳产业”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IV: 产业升级与技能不匹配型失业
关于“转型之痛”涉及的方面太多,我因为个人能力与篇幅的原因只从一个方面来探讨。
下面的图是贝弗立芝曲线(Beveridge Curve)
这个曲线表现的是工作岗位空置率和失业率的关系。先简短的说一下工作岗位空置率:比如一个企业想要在今天决定聘用一个工程师,经过搜寻和面试最后在20天后聘请到了人;在这20天中这个工作岗位其实已经出现了,但是却没有产生实质的就业,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空置的工作岗位。一般来说工作岗位的空置率越高对应的失业率就应该越低,因为经济情况好的时候失业率偏低而且企业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反之亦然。在这个曲线上的每个点都对应一个工作岗位空置率和失业率。这个曲线表现的是工作岗位空置率和失业率的关系。先简短的说一下工作岗位空置率:比如一个企业想要在今天决定聘用一个工程师,经过搜寻和面试最后在20天后聘请到了人;在这20天中这个工作岗位其实已经出现了,但是却没有产生实质的就业,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空置的工作岗位。一般来说工作岗位的空置率越高对应的失业率就应该越低,因为经济情况好的时候失业率偏低而且企业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反之亦然。在这个曲线上的每个点都对应一个工作岗位空置率和失业率。
然而最近几年美国的数据表明这个曲线似乎外移了(请看下图)
比如以前2.5%的空置率对应的是大约6%的失业率,现在同样是2.5%的空置率却出现了8%的失业率。于是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技能不匹配型失业,也就是说新增工作岗位的技能要求和失业者的技能出现了错位。一个例子就是过去十多年美国和汽车组装相关的工作岗位出现了下降而对程序员的需求出现了上涨。譬如一个底特律的汽车产业工人如果在60年代失业,那么他会相对容易的在另一个汽车企业就业;而如果他在2009年失业,他可能就无法在汽车产业找到工作了,而他的技能也无法使他到硅谷去就业。(技能不匹配型失业在国内有时会被叫做结构型失业,这也确实是一个结构问题;但是结构型失业在经济学里有一个狭义概念,和工资标准有关系。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概念误解,在这里采用了技能不匹配型失业这个有点生硬的直译)比如以前2.5%的空置率对应的是大约6%的失业率,现在同样是2.5%的空置率却出现了8%的失业率。于是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技能不匹配型失业,也就是说新增工作岗位的技能要求和失业者的技能出现了错位。一个例子就是过去十多年美国和汽车组装相关的工作岗位出现了下降而对程序员的需求出现了上涨。譬如一个底特律的汽车产业工人如果在60年代失业,那么他会相对容易的在另一个汽车企业就业;而如果他在2009年失业,他可能就无法在汽车产业找到工作了,而他的技能也无法使他到硅谷去就业。(技能不匹配型失业在国内有时会被叫做结构型失业,这也确实是一个结构问题;但是结构型失业在经济学里有一个狭义概念,和工资标准有关系。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概念误解,在这里采用了技能不匹配型失业这个有点生硬的直译)
我国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因产业链中段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比例减少,预计会出现大量的技能不匹配型失业。再就业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进入服务业,二是劳动力素质升级。
众所周知服务业是最能吸纳就业的经济部门,尤其能够吸收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力,而我国服务业占经济的比例和发达国家相比偏低--差距达到20个百分点以上。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经常听到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言论,这些言论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服务业的发展是以需求为前提的。一个打工者每月除去必须发生的生活成本之外的可支配收入可能只有1000元左右,很难想像他会经常去看电影和去旅游;与此对照的是一个高级程序员每月的可支配收入可能十倍于此,自然会产生很多服务业需求。上海的服务业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高附加值产业占比较大有关。此外一个经济体的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是与整体经济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的,如果转型不成功即使扩大了服务业的比例也无法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生活水平。经济转型会造成技能不匹配型失业,而转型所产生的新的需求会使扩张的服务业吸收相当一部分失业人口,也就是说转型本身会吸收它造成的一部分失业。
另外一个更高效的方法是提高劳动力素质,这不仅是减少技能不匹配型失业的方法,也更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和一个经济体发展程度最有关联性的指标之一(请看下图)
快速提高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必须依赖政府的干预。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一个案例是美国二战之后的退伍军人复原法案(GI Bill),政府对参加二战的退伍军人的教育进行了大范围的补贴,这个法案资助了大约200多万人完成高等教育和500多万人完成了技能培训。这个人数可能一眼看上去不大,但美国当时只有大约1.5亿人口,参与工作的劳动力只有8000多万。这一法案相当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了近10%劳动力的素质,相当于在我国升级了8000万的劳动力。这个法案再加上1950年代在美国大规模扩张的公立教育使美国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技能素质最高的劳动人口。快速提高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必须依赖政府的干预。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一个案例是美国二战之后的退伍军人复原法案(GI Bill),政府对参加二战的退伍军人的教育进行了大范围的补贴,这个法案资助了大约200多万人完成高等教育和500多万人完成了技能培训。这个人数可能一眼看上去不大,但美国当时只有大约1.5亿人口,参与工作的劳动力只有8000多万。这一法案相当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了近10%劳动力的素质,相当于在我国升级了8000万的劳动力。这个法案再加上1950年代在美国大规模扩张的公立教育使美国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技能素质最高的劳动人口。
我国的文化传统向来重视教育,近年来也在连年增加教育的支出,到2012年已经达到了GDP的4.2%,而且去年公布的中高等教育的改革也体现出了更加务实的方向。但是在转型的压力之下,教育方面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需要指出的是,相较新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来说,年龄稍大一些的劳动者更容易受技术更新的影响,对成年人的持续培训和教育的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
附录:关于生产率的几点粗浅解释
我在前几段里唠唠叨叨三句话不离生产率,可却没有对生产率本身做出说明。那么这段就从生产率说起。最常被使用的两个生产率指标是劳动力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劳动力生产率的计算方式比较简单,就是把一个经济体的产出除以劳动人口数量或劳动时间,得出单位劳动力生产率(以人或时间为单位)。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这个指标和人均GDP搞混了,人均GDP是把不工作的人口也算进去的比如老人和小孩。劳动力生产率虽然简便但是缺陷是没有把资本的使用效率考虑进去--比如两个经济体A和B,如果两者同样拥有劳动力100人同样产生产值100万,但是A投资20万B只投资10万;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A的资本使用效率不如B,但是两者的劳动力生产率却一致。
一个相对更准确的生产率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它的计算方法是把一个经济体的产出扣除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所做出的贡献。把这个指标放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去分析会更清晰一些。下面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方程的最基本形态(选它是因为它简单而且足够解释问题,也就是说够用就行)
Y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力;代表资本的生产弹性,1-代表劳动力生产弹性,两者之和为1。 在这个方程中剩下的那个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在经济增长时,劳动力的扩张速度和投资都是可以统计到的,而在两者之外经济增速就可以被归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比如我国2010年的GDP增速为10.6%,其中因投资而产生的增长为6.9%,劳动力扩张产生的增长为0.2,剩余的就可以算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需要指出的是投资的测算方法的差别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很难完全准确的计算。但是这个指标的优势是把资本的利用效率考虑进去了,如果我们翻回到第三段的第一个图就会看到日本和美国的劳动力生产率相近,但是日本的劳动力平均资本保有量远高于美国,也就是说美国的资本利用得更高效,两国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是美国更高。
把上几段的分析放到这个框架里可以解释为中国非农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比较依赖L的扩张(刘易斯拐点之前的农业劳动力转化为非农劳动力);而在L扩张速度减缓,A的扩张速度也较慢的情况下,K扩张的边际效应递减情况就会很自然得表现得比较明显(体现为投资效率降低)。转型就是要提高A的增长速度。下面我们简短的分析一下A的结构
全要素生产率把所有和经济生产效率的要素全都计算进去了(比如科技,教育,管理,法规,文化等等等等),而这些要素的组成和对A的影响大小学界到现在还争吵不已;影响比较大的两个理论是关于科技和人力资本的(详见Mankiw, Romer, Weil 1992 ;Romer 1990 )
因篇幅所限,只简略说明一下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在这里可以粗略理解为劳动力素质。把人力资本的因素加入到上面的生产方程可以得出新的方程如下:
L是劳动力人数,h是每个劳动力保有的人力资本,是A扣除人力资本之后的生产率。如方程所示,即使其他变量都停止增长,h的增长也可以维系Y的增长(边际效应递减)。
一点说明:最近比较忙,懒得作图,所以本文的图都是找的。不过好在图的数据来源一般都很靠谱。图片的出处一般在图片上有,少数几个图片我在下面做了注明。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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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 同呼吸共命运—在线播放—《柴静雾霾调查 柴静雾霾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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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 柴静雾霾调查ppt
是一部由柴静自费100万左右拍摄的雾霾深度调查纪录片,费用全部来自2013年一月柴静的自传性作品《看见》一书的版税。该记录片于2015年2月28日播出。《穹顶之下》通过视频网站、社交网络等共同的力量,让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再次认识到雾霾
崔永元:《穹顶之下》对柴静很重要,但对治霾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警告:澎湃新闻稿件,转载请联系contact@thepaper.cn转发朋友圈不需要联系撰文:黄小河2月28日柴静的雾霾调查《穹顶之下》搅动了舆论场,崔永元也为这位昔日同事和好友点了个赞,更直言柴静的《穹顶之下》比自己的转基因纪录片拍得好。在柴静
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 (完整版) 盗墓笔记电影完整版
8日,从央视辞职的柴静,在沉寂一年之后,带着她的新作《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再次亮相银屏。柴静说:2014年从央视辞职,打算一心一意照料刚出生的女儿时,却发现女儿一出生即被诊断出患有肿瘤。所以,无论肿瘤是否与雾霾有因果关系,她认为雾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