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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
我想题主问的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或者至少是建国之后的经济波动。
我只说几个80年代之后的事情吧，因为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间中国经历的经济波动太多，大家也都知道了。
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那本书中已经介绍了不少，我这里就说几个。而且我说的这些波动也不能算是鲜为人知了，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经历的几次大的经济波动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1. 八十年代末的“价格闯关”
八十年代中国价格体系是“双轨制”，即同一种商品在体制内是一种价格，由国家调节，在体制外是另一种价格，由市场调节，这一制度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实施。这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在价格体系改革方面采取的权宜之计，以避免一次性改革可能造成的市场混乱。可以说双轨制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转型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当年提出双规制的几位青年经济学者如今已经成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华生、张维迎等。
不过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双轨制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比如“有关系”的人会从体制内以低廉的价格购入某样产品，然后再到体制外的市场上以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差价，这些人被称为“倒爷”或“官倒”。这种“倒买倒卖”的行为造成物价上涨、腐败问题严重。所以中央在1988年8月15日到17日的北戴河会议上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具体方法是除了继续控制一小部分商品的价格外，其他的商品放开价格管制，让物价短期内快速升值到一定程度，直接改变物价扭曲的状况，预计物价升值幅度为30%到50%，这一措施被称作“价格闯关”。
当时国际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开始松动，中国需要想办法尽快解决国内问题，并保持政权稳定。解决倒买倒卖问题，理顺价格体系自然是重中之重，因为物价上涨、腐败问题都是人民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但是，让高层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8月19日，也就是北戴河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了关于此次会议以及价格改革的报导。人们并未对未来的改革增加信心，反而对物价上涨更加恐惧。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抢购。百姓出于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的增加，开始抢购商品，这就使得本来就升高的物价变得更高，同时银行也发生挤兑风潮，社会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此时中央只能决定，推迟价格闯关，全力稳定市场秩序。
当时的形势很恶劣，除了物价飞涨，到了第二年又发生了政治事件，国内的混乱加上外国的经济制裁更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请看下面这张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程度，超过100相当于当年的物价与去年相比发生增长。我们可以看到，1988年和1989年两年的物价水平升高幅度明显高于往年，CPI都是比前一年增长了18%左右，情况十分严重。
不过幸运的是，在之后一两年的时间里，中央改变了改革的策略，采取了更加稳健的措施，逐步稳定了物价，最终实现了物价改革。
“价格闯关”算是一次挺大的经济波动。这其中涉及到当时的一些政府高层可能有些敏感，我就没有在上面写出来，但是当时高层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交锋还是很激烈的，有兴趣的人可以看这几篇文章，写的比较详细：
2.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香港
这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金融大鳄索罗斯，但必须要说的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当时经济增长的确存在一定的泡沫成分。关于这场经济危机的文章已经很多，我只简单说一下。
1997年6月开始，索罗斯先后进攻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整个亚洲金融市场的混乱，索罗斯从中大赚了一笔。随后在1997年10月，索罗斯瞄准香港开始发动进攻，涉及股市、期货、汇率等多个金融领域，主战场是香港股市。过程简单的说就是，国际金融炒家要把恒生指数打压下去，方法就是大量抛售股票，还有卖空港币。而香港政府就是要守住各条战线，保持股票指数、汇率稳定，方法就是拿钱托市。最后香港拿出了1000多亿港币，成功阻击了国际炒家的进攻。
危机发生的时候香港刚刚回归祖国3个月，中国是无论如何不能让索罗斯在这个时候得逞的。据说，中央政府曾给香港政府承诺，你们只管拿钱跟索罗斯火拼，钱不够了中央政府会给你们补上。在金融市场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虽然好像当时香港政府动用自己的资金就度过了危机，但当时的香港政府得到了这样一个承诺，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更多内容请看：
3. 1994年分税制改革
以下两个事件没有像前两面个经济波动造成那么大的直接影响，但其长期带来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先说分税制。税收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即财政收入。税收上来了，政府再决定怎么花出去，这是财政支出。税收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地方政府去做的，地方政府收到钱之后再按照规定上缴给中央。中央政府虽然负责制定税收政策，但总得需要给地方政府留点财政收入，要不地方政府没有钱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这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问题。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中央政府自然拥有很大的财政权力。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了很多财政管理权，地方政府享有了更加自主的管理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权力。当时的税收主要分三类：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地方政府仅需每年向中央交纳定额的财政税收，其余的钱可以留下来自己花。这被称为“财政包干”制度。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变得更加灵活，经济发展好的省份财政收入会相当可观，所以这在客观上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中央的收入是按照一定比例从地方收取的，据说还不到三成。其结果就是中央政府的钱不够花，甚至还发生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借钱的情况。
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具体措施有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以及重新划分以上提到的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的范围，也就是把归中央的税的比例提高一些，归地方的降低一些，中央要把更多的税收拿到自己这边来。但要想让地方政府放弃自己的税收收入当然不容易，时任政治局常委的朱镕基亲自主导此次改革，他在全国各地奔波，在各省与当地领导会谈，最终他一一说服各个省份，成功推行了分税制改革。不过在这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中，中央也做出了妥协，比如中央同意让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这就为日后“土地财政”埋下了隐患。
分税制的效果相当明显，1994年当年中央政府收入提高了200%。同时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入而展开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对于提高中国整体经济水平是有好处的。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可以看我的这个回答：
但是，分税制也同时带来了很大的问题。虽然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但是财政支出分配并未发生太大改变，地方政府依然要负担大部分的财政支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约是六四分，中央占大头，但财政支出大概是四六分，地方政府占大头。这就导致了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所以地方政府必须想办法获得更多的收入，一是来发展经济，管理地方社会，二是官员升迁需要。一个提高地方政府收入的快捷方法就是卖地盖房，即我们前面提到的“土地财政”。由于土地都是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所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低廉的价格征得土地，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开发商盖好房子之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卖给百姓。政府一是能从开发商卖房的收入中收取部分税收，二是盖房的过程需要几十个行业共同参与，如水泥、钢铁等，这也都是税收收入，三是这个过程来来回回能够提高GDP。我们不能简单的就认定分税制是如今高房价的罪魁祸首，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对房价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参考资料：
周业安, 2000, 县乡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对策
周业安,冯兴元,赵坚毅(2004)_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秩序的重构
4. 1998年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这是经济体制决定的。但是有很多国有企业由于企业体制等原因，生产效率较低、缺乏竞争力，特别是国际竞争力。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我国历来改革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80年代以来，政府已经推进了好几次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到今天国企改革依然是政府的工作重点。但历来的改革，唯有1998年的那次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引发的争议也最大。
前面提到过80年代末的“价格闯关”失败后，到了90年代初，我国经济开始逐步恢复并走上正轨，1992年邓小平南巡更是带动了一轮投资高潮。在1996年前后，全国有大批国企实现了上市，国企内部其实还是很欢欣鼓舞的，而且一些企业还给职工发行了原始股的股票（是不是原始股我忘了，但是有股票的）。但这都无法解决国企内部的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虽然中国大陆的经济虽然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但是海外需求萎靡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中国经济也因此难以独善其身。国内大量企业由于产能过剩，纷纷陷入困境，很多国有企业本来内部的问题（如债务问题）进一步的暴露出来。所以在1998年，中央政府决定对国有企业实行改革。
政府的目标是“去产能”，对于国有企业的具体措施包括淘汰落后产能，兼并和淘汰落后企业，减员增效，下岗职工实行分流。
这次改革虽然淘汰了部分落后企业，提高了国企的整体效益，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两个最直接也是我们感受最明显的问题：一是部分地区经济受到重创，二是下岗潮的影响。
1）这里说的受到重创的地区主要是以前以国有工业企业为支柱的地区，比如东北、四川。东北曾经是中国的工业中心，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东北当时集中了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大数量的国有企业群体，国企改革直接导致了大量东北国企倒闭破产，从此开始东北经济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关于东北的问题，我引用一下我在这里的回答：
我个人认为，东北的衰退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即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的很繁荣的计划经济式的生产模式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反应迟缓，建国初期建立的“老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后，或者是对新形势估计不足，或者是利益集团固化，总之是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期。在中国对外开放市场之后，这种因为路径依赖错过而结构转型窗口的后果完全显现出来，东北就这样在市场经济竞争面前败下阵来。
…………
虽然我不是来自东北，但我想东北的衰退会让东北人感觉五味杂陈，一方面东北年轻人可能在家乡的工作机会确实要少一些，很多人都远离家乡到外地工作和生活。我看上面很多东北本地人的回答，都或多或少的流露出对东北现状的无奈或失望。但另一方面东北的复兴也正是要靠年轻人，特别是怀念故土的东北本地人。我想政府应该想办法把严重流失的人才再吸引回来，不过这确实是需要镇痛，希望东北能够早日回到正轨。
我那个回答的后面收到了将近300条评论，其中有很多来自东北的网友写下了自己的想法，我看完很有感触，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看一看。
2）下岗潮。随着国企的倒闭，“买断工龄”、“内退”、“下岗”等词汇也成了当时社会的写照。据说1998年之后的几年，全国有超过2000万（具体数字我不确定）的国企职工被解除劳务合同。很多职工为国企工作了几十年，最后只能拿着很少的钱离开企业，自此之后与企业再无联系。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那一代生在国企、长在国企、为国企工厂奉献了一辈子、整个生活圈子都在单位的人来说，这种离别带来的“失望”、“悲伤”甚至“愤怒”是刻骨铭心的。
关于国企和下岗潮，有两部电影值得推荐：
参考资料：
最后提一句，前两天有消息说中国要进一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特别是医院和教育行业，打破铁饭碗。这和国企改革有相似之处。我对这个问题也写了回答：
引用一段我其中的话，也算是对这件事的总结：
医疗行业和教育行业以后竞争会更加激烈，这种竞争可能来自体制内，也会来自体制外。以后所谓的“铁饭碗”会越来越少，也不要奢望永远能够得到体制的庇护。未来唯一可靠的就是自身的能力，不管哪个行业都是这样。这点对于年轻人（我也是其中一员）来说特别重要，没有什么工作是一劳永逸的，唯有努力上进、坚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才是正道。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