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芒 文小芒《简说诸侯经济》一文称中国的中央集权程度其实并不高，这个分析是否正确？

发布时间：2024年11月06日 18:01:26分享人:凝望流年来源:互联网14
谢邀。
先回答题主的问题：中国的中央集权程度高吗？
看你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个问题。
X年我曾跟X省驻X西方国家的机构主任吃饭，席间主任说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国家名义上是中央集权，实际上拿税务机构为例，税务机关我们就分成国税和地税，其它相关部门还有财政、海关等等等等，缴个税你要跟四五个部门打交道。人家X国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上就一个税务局解决全部问题，到底谁才是分权？
但是另一面，从人事方面看，X国地方行政首脑由本行政级别民意机关选举产生，对本行政级别负责。中国地方行政首脑（实质上）要报上一级组织部，对上级负责，以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又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为什么会这样呢？
理想的中央集权制是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接受中央的领导和监督，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和决定……blablabla，总之重要的事都应该交给中央来决策，地方政府只需要严格、完美地执行中央决策。
这是理想状态。但这个理想状态有两个前提：
一是中央政府的领导、立法和决策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它有资格领导。
二是地方政府的政治伦理是过关的，也就是说，它以服从为天职。
不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上面两条都不成立。
就第一条而言，忙总在文章里也说了，改革的历史背景就是地方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因为事实证明，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走不通，中央根本没有能力从宏观层面统一管理全国经济，这种情况下只能放手地方政府，让它们从最基本的利己动机去出发，才有可能把事做好。
计划经济走不通，这是经济学里最基本的信息不对称原理：X省财政部的一个官员可能要面对下面十几个市递交上来的材料，他要判断这些材料能否反映真实市场信息，成本太高了。在大数据技术还没诞生的年代，市场竞争对市场信息的反映整体来说是最高效的。
就第二条而言，人的利己倾向是天性。老毛都知道地方有山头主义，有诸侯林立，“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基本的政治规律。
所以形式上的中央集权，就会被实质上的“诸侯经济”冲散。
当然，对比之前的X国，我们还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它能用一个税务局解决全部问题，而我们则会出现国税、地税、海关、财政乃至很多机构都来管税收的状况呢？
有人说，这是中国政治中特有的条块关系问题。
“条条”指的是垂直机构之间的管理关系，比如上级行政部门有权领导、管理、监督下级行政部门；“块块”指的是同级政府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比如同级行政部门（理论上）对立法机关（人大）负责。
对中央集权制来说，“条条”是理想状态，“块块”是现实需要。垂直管理的理想状态当然是下级要服从上级，而且越服从越好。但现实是你不可能让一个地方的环保部割裂地服从上级环保部，发改委割裂地服从上级发改委——还是刚才说过的那个道理，上级部门真能监管过来那么多下级部门，累也累死了。
但我们还要继续问一句，为什么中国政治会有这么特殊的“条块关系”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
一是中国悠久的大一统帝国传统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今天。
“条块关系”不是现代才有的，古代就有很多变体。以前中央政府派巡抚出去视察监督地方工作，巡抚相当于中央巡视组，这算是“条条”的体现；结果到后来巡抚的工作越来越多，从流动的“巡视组”变成了固定的地方领导机构，成为一级地方行政长官，这可以看作是“条条”被“块块”俘虏了。
古代文明没有一例像中国这么早地建立起大一统帝国以及附属于大一统帝国的理性官僚机构，也没有一例积累起像中国这么丰富的官僚统治经验。当然，这里的“理性”只是相对同时期其它古代文明而言的，这种“早熟”的理性发展到后来，出现了许多附着在其上的利益集团，结果反而阻碍了现代理性管理机制的出现。举个例子，就算是西方的单一制国家（比如法国），它要设一个统计部门是没什么历史负担的，中央研究过后立个法，成立一个中央统计部，地方统计员服从它的调配，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而在中国，中央上负责统计的部门和地方上负责统计的部门之间一定会因为利益关系扯皮，历史负担太重了。
二是中国的精英政治传统使得我们的政治非常重视“治理”因素。
对于西方人而言，“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性词：谁占有的资源越多，谁就是精英；而对中国人而言，“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褒义词：谁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谁就是精英。
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有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别，真正的政治精英基本是政务官，他们通过竞选产生，对选民负责，手中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对事务官进行领导作用；而事务官则相当于我们的公务员，职责就是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维护法律法规，提供公共服务。两套体系目的不同、职责不同、晋升规则也不同。
而中国的政务官和事务官之间基本是合一的：党内职务算是政务系统，政府职务算是事务系统。市委书记比市长高半级，而且市委书记一般是从市长干上来的，有很丰富的治理经验。这也是中国制度能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个制度也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那就是跟治理相关的一切政府问题都会成为权力斗争的表现形式。
所以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税务局是归中央管还是地方管，不重要。反正是事务官系统下的问题，法律规定是什么就是什么好了，也不碍着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斗争。而在中国，国税和地税之间的关系、税务和财政之间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全部牵涉到“排排坐、分果果”的权力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条块关系”如此复杂，如此难以突破，以及诸侯经济为什么很难在根本上得到改善。

然后对忙总的文章稍微点评一下。
忙总应该是对这一块有经验感受，但是没有系统研究过。他举的例子都是现实中发生的，但是很多关键点都有问题。比如他把上任总经理（朱）搞的分税制说成是分灶吃饭的典型，但其实朱搞分税制是对遏制诸侯经济有重大贡献的。
朱搞分税制之前是包税制，道理跟土地承包制差不多：地方把自己的税收任务完成了，接下来才缴中央的。为了少给中央缴，地方政府经常瞒报税收收入。导致90年代头几年中央政府基本都靠借地方政府钱过日子。堂堂中央政府靠拉下脸来“借”地方政府钱解决吃饭问题，借了又从来不还，也算是举世罕见。93年左右吧，中央头三个月就花完了全年的预算，大佬受不了了，朱被委以重任，跑遍全国30多个省跟地方大员谈判，最后讨论确立分税制。什么是分税制？就是分开不同税种，规定好哪些税种归中央，哪些归地方。所以94年之后才有国税和地税的区别，之前是没有的。分开之后，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之前是倒过来的。
忙总说分税制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引进私人资本发展地方经济展开激烈竞争，这话对了一半。分税制之前地方就没有积极性吗？一样有，而且可以说更大。只不过分税制之前地方政府积极性不在于引进私人资本，而在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发展地方国企。年纪大的朋友也许还对90年代初的保护主义有印象：那时候烟酒店卖的都是本地的烟酒，隔省的都卖不出去，为什么？湖南的烟酒进湖北，就要收重税，为了让湖北自己国企的烟酒卖出去。湖北自己国企的烟酒卖的越多，它自己留的税收就越多。94年搞分税制之后，地方国企利润上缴中央了，地方政府没有动力保护地方国企了，所以地方上绝大多数烟酒厂、纺织厂之类的国企迅速破产，全国都喝青岛燕京。与此配套的是98年搞国企改革，该下岗的全下岗。朱为此背负巨大骂名，但客观讲，国企不下岗，地方保护主义继续盛行，民企永远发展不起来，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当然，打击国企和地方政府积极性也有后果：为了重新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21世纪初国务院下发文件把房地产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引发了后来的房价一路高升。
对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利益关系复杂的大国来说，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央地关系框架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央地关系一直处在动态的收放博弈关系中。94年分税制其实是强了中央弱了地方，后来各地搞土地财政，实际上又是地方重新坐大，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今天反腐是中央重新树威立信，过了这一段，肯定是在经济发展大框架下，天平重新向地方再度倾斜。所谓阴阳循环，天道有常，这是中国政治非常有特色的内在规律。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文小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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