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依照那个时候政府计划供应的食品数量，普通人家已经没有可能再节俭了。在城里，粮食从婴儿出生开始定量，每月3公斤，以后婴儿渐渐长成，定量亦渐渐增加，一般成人的粮食定量，最高限为每月15公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军人，则可以吃到22.5公斤。在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来，这些粮食大约不会太少?可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粮食为主，其他食物在他们只是一种极为有限的享受。其数量之少，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也难以想象。每人每月可以买250克猪肉、4个鸡蛋、半小瓶豆油、100克白糖、两块豆腐和50克绿豆粉丝。把这些东西做成普通人家饭桌上的食物，再仿效政府的配给政策，来平均地分配到每一天，则每个人可以吃到一个猪肉饺子或者一个直径不超过一厘米的猪肉丸子、一小口鸡蛋羹或者半小口炒鸡蛋、一勺豆腐、十根粉丝。除此之外，孩子可以按照规定喝到半磅牛奶，孕妇可以拿着一张特别的证明去买一公斤红糖。
8亿农民在5万个人民公社里轰轰烈烈地干了20年，所能提供给城里人的食物，大体就是这些。不过，就算这些东西少得可怜，也还是乡下人向往的生活，天知道，那一年乡下的境况更惨。
更惨？怎么个惨法呢？我们来看看
当日中国农村8.032亿公社社员中，有2/3的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初期，有1/3则连30年代也不如。平均计，每一个人在一年之中可以吃到124公斤粮食，并且这些粮食全部都是未经加工的原粮，倘若农民要按照一般的标准来加工这些粮食并且精细到不丢一粒，则可以得到大约105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平均每天可以吃到280克粮食和一把麸糠。这是平均的数字，那些穷地方则更加可怜：1亿户人家的粮食不够吃、4000万户人家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另外几百万人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粮食。他们依靠着政府的救济，而政府运来的粮食，常常只是在仓库埋藏多年的红薯干，漆黑一团，已经变质。据北京一位调查者的报告，他亲眼目睹了农家煮这些红薯干的过程，由于一股浓烈的苦涩，必须连续两次煮沸后又将水全部倒去，再以新水投入，长时间地蒸煮，方能食用。即便如此，当他本人试着吃了一顿这样的食物之后，立即开始拉稀。
讲到这些人的现金收入，就更加难以启齿。如果不分成人与孩子平均计算，这一年的农村，有1.12亿人每天挣一角一分钱，有1.91亿人每天挣0.137元，有2.716亿人每天挣0.164元。收入最低的地方为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0.06元。另外还有大约2亿人属于农村中的高收入阶层，但实际的现金也不会超过每天0.2元。尽管当时物价低廉，这一点钱也实在买不到什么东西。
距省会兰州市仅40公里的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人均口粮才40-100斤!老百姓靠借账买返销粮。仅国家贷款一项，人均欠债102.26元之多。全公社49个生产队，有48个队人均收入40元以下；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88户；在15元以下的41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了)。全社7000多人，竟有4371人没有棉衣裤或者棉衣裤破烂不堪。一到晴天，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晒屁股!并且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2300-2800米的高寒阴湿山区生活着。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看到这里，我顿时不会对1978年诸如某云南农场知青营养不良率为百分之百这样的事情感到惊讶了。
在贵州省安顺地区，有一个关岭县，许多姑娘甚至没有裤子穿。那年冬天，阴雨连绵，这些赤裸裸的姑娘，双腿冻得通红，家家都是漏雨透风的泥草房，人畜同居，所有的孩子都是赤身露体，缩在火堆旁瑟瑟颤抖。三年以后，这里的境况大有改善，据报纸的报道，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也增加了一倍，可是其贫困的程度依然令人吃惊：在全县最贫穷的215个生产队中，这一年每人可以吃到138公斤粮食，挣到39元钱，有一件半衣服穿。在一个公社的91户人家里，有91条被子，一家一条，平均由五个半人合盖；另一个公社的1368人里，恰好有1368件上衣和相同数量的裤子，合一人一套；还有一个公社，每十家里面就有一家没有被子，每十人中有八人从未买过鞋子，只穿着草鞋度过春夏秋冬。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对贵州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会说： “是的，这些?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甚至连漏雨透风的泥草房子也没有呢!”这些人是新疆的牧民。报刊上仅仅有一次把他们的情况透露出来：在较为富裕的北疆，8万多户牧民中有1.6万户的毡房破烂得几乎支撑不起来了；南疆则又逊一筹，4.1万户牧民中，有1.4万户根本没有毡房，终年露宿于山上坡下，到了冬季最冷的时候，就挖一个土洞钻在里面挨过寒夜。
不知诸位乌有之乡网友是否有兴趣去体验一下挖洞式住宅还有一些人也不会认为贵州的老百姓是最倒霉的一群，他们也会说： “是的，他们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的粮食还要更加少呢!”这些人是山西省五台县的农民。当日他们贫穷的程度，报刊上始终未予公开。所以人们知之甚少。人们知道五台，多是因为那地方自古以来为佛教著名的朝圣之地，在20世纪的40年代，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在的地方。到了1978年的那个冬季，生活在这个佛教圣地和八路军总部的黎民百姓，吃的是一种黑乎乎?东西，其成分中大部是山上生长的各种野菜和草类，粮食只占十中之二三。农家把这些东西和在一起碾碎，再揉成一个个的团子晒干，他们就是吃着这样的东西度过整个冬天。然而在那个地方，这并非最悲惨的生活。倘若旱情过甚，山上寸草不生，农民之维持生命的办法之悲惨，常人难以想象。五台山向东延伸，即为河北省境内，这里有一个武安县，其乡民竟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来度日的。有个刘庄公社，6082个社员中，卖血者1631人，其中包括925个男子和706个女子。为了加入卖血者的行列，老人向医院缩小自己的年龄，孩子则极力装得像个大人。按照当日医院的规定，一个人在一年中的抽血，不能超过4次，并且每次不能超过300毫升。否则卖血者的生理将不能维持正常，其血浆品质亦不能保证合格。可是这些血换来的钱，仍然不能维持卖血者的家用。所以相当多的人出卖血液的数量，至少两倍于此。武义忠的大儿子，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在一日当中居然抽血3次，共得300元，然后就到集市上去换回341公斤玉米。他摇摇晃晃走进家门的时候，一家六口都张大嘴等着这些粮食。破衣陋室本来已经不能使这些可怜的人获得温暖，现在又失去了身上的血液，其度日之艰辛可想而知。于是又有人说，女性卖血较男人更为适宜，因为女性之造血机能强于男性。这样一来，卖血者中妇女日众。她们肯定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生理机能，结果悲剧接二连三：刘双新的妻子怀孕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卖血，最后一次是在分娩前的两个月。到了分娩的那一天，儿子坠下地来就死了，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几乎没有血在流动，而她本人也再没有活过来。另一个妇女，张堂第，生下女儿之后第二十天，出去卖血，归途上晕死过去，一命呜呼。她把她这一条命卖了128元。
别以为卖血村这种事情改革后才有
计划经济时期的“水利（害）”
实际上人民公社时代修的水库质量十分低下，1954年来塌了3500多座，造成经济损失不计其数。现在这些人民公社时代所修的水库构成了“病险水库”的主体：
我国一部分水库建成于“大跃进”和“文革”期间。这个期间修建的水库，限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如水文站点少及普遍存在的设计、技术、施工力量和资金不足等因素，设计规范不完善，“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工程多，水库实际运行标准远低于设计标准。
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许多水库的质量和建设水平都不是太高，大部分是小型坝，小型坝中的90%以上是土石坝，土石坝的寿命大约是50年，目前为止，基本上都已是超期服役。且在此后几十年的运行中，水库病险的数量过半，达4万多座。
1975年“板桥事件”之后，中国曾展开了一次全国水库大坝安全检查，结果是：三分之一的水库大坝不安全。当时制定计划，要在十年时间里全面治理全国的病险水库，国家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在1998年的长江洪水之后，水利部再一次组织力量进行普查，普查的结果是：病险水库在50%以上。
这类病险水库危害巨大：
自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口及下游河道灾难性淤高（最严重时一直淤到距西安仅30余公里处）之后，渭河防洪形势明显恶化，下游局部河段已势成“悬河”。由于下游河道淤积泄洪困难，出现“三五年一遇的水，五十年一遇的灾”。如最近一次2003年渭河洪灾，就造成渭堤多处决口，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甚至渭南市领导视察灾情的船都被洪水冲翻，领导获救而随行记者牺牲。
三门峡原设计建造了高水头大库坝后电站装机130万千瓦，因“水库”不能蓄水也完全报废，六七十年代两次耗费巨大的改建后变成低水头小库容径流发电的小机组，容量只有原先的一个零头，只能算中型电站，从废物利用的角度讲还可以称为成功吧。三门峡成祸后的确有过“炸掉”之议而且曾被认真考虑过，后来虽然经过反复改建，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问题。2003年渭河大水灾后“炸掉”呼声又起，专家如张光斗、官员如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等都主张彻底放弃，就算不炸坝也应当“全年敞泄，放弃发电”，全当没有建它。后来虽因三门峡摊子已经太大不好收拾，作了妥协，但矛盾远未了结。
1963年海河流域南系发生大洪水，刘家台水库（中型）大坝溃决，下游900多人死亡；东川口水库（中型）大坝溃决，下游500多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60亿元。1975年洪汝河、沙颍河、唐白河发生大洪水，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田岗等两座中型及58座小型水库溃坝，1100万人受灾，数万人惨遭灭顶；近年来，发生险情的多为中小型水库，危险性也非常大。 这类病险水库的经济效益也极其低下：
据统计，现已查明的病险水库如果不进行必要的除险加固，则会减少防洪总库容150亿立方米，减少兴利总库容120亿立方米，减少供水能力170亿立方米，减少灌溉面积200万公顷。这，还没有计算其原已占有的地缘、生态和环境资源，以及为了建设该工程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代价。
很多病险水库造成了大量的水资源浪费。在湖北省天门市绿水堰水库，坝基渗漏，当地水利部门估算，这个中型水库每年有470多万立方米的水白白流走。
由于担心出现险情，许多病险水库的管理者不敢蓄水，像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就出现了当地农民多年守着水库没水吃的局面。
这就是老何家旁边的龙当水库，这个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中型水库，按照当初的设计可以用来灌溉的库容量达到773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近三万亩。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运行之后，它已经百病缠身，大坝严重渗透，塌陷处将近100米。这种情况下，为了下游安全，管理人员即使在丰水期也不敢蓄水，现在水库只有不到50万立方米的水，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三年。
至二十世纪末，全省（贵州）病险水库已突破1000座。这些病险水库不仅不能蓄水，还对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严重地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不能蓄水，自然谈不上什么效益。。。
为了除险加固，得没完没了地投入大量资金，堪称无底洞：
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病险水库的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
“全国出现了许多“病、险”水库，有些水库一蓄水就垮，有的刚竣工尚未蓄水就垮坝崩堤。在“大跃进”之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里，每年都有很多这类的“病、险”水库垮塌。例如，仅1973年就垮掉了500多座，1974年又垮了300多座。1974年5月，鉴于这类的“水害”工程为祸甚大，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曾特别警告水利部及各省：“如果哪里再发生水库垮坝，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就应查明原因，严格处理。如果领导不负责任，就应处罚。”由于这类的“群众运动”式水利工程本身“病、险”太多，即使当地干部再小心看护，也难避免垮塌的结局。”。。。
与中小河流问题频发一样，中小病险水库是中国目前防汛工作中又一隐患集中区，基层水利专家指出，小水库已经成为中国防洪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和最大安全隐患。
“水利部总规划师兼规划计划司司长周学文在７月２１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８６０００多座水库，其中小型水库有８２０００多座。这些水库大部分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建的，又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出现了大量的病险水库。”
“中国政府对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十分重视，但目前大量的小型病险水库还没有得到除险加固。今年汛期垮坝的６座小型病险水库都是还没有经过除险加固的病险水库。”周学文说。
安徽省水利厅农水处副处长王凤云告诉记者，安徽省自２００７年起，提出用３年多时间，先期完成全省１８２０座病险小型水库主体工程除险加固任务。其中小（一）型水库省财政补贴１５０万元／座，小（二）型省财政补贴５０万元／座，市县财政１比１配套，其余再利用一些涉农补贴资金。”
2003年的资料：
1998年洪水过后，中央和地方对水利基建的投资急速增长。水利部权威人士向记者透露了一些相关数字，五年来，中央水利基建投资达1786亿元，相当于1949年以来中央总投资的70%。五年内用于防洪工程投资为1040亿元，其中堤防工程774亿元，病险水库加固111亿元。在对全国805座重点病险水库的加固计划中，截至2002年底已完成441座。这还没完
最早期列入除险加固专项规划的1346座病险水库，总投资是270亿元，其中，中央135亿，地方135亿，国家要求地方资金必须与中央一比一配套。第二期的2117座中，先实施的365座也基本上是这个比例。
后来的7356座，规划总投资是540亿，其中，中央的投资大概是290亿，剩余的由地方配套。
去年7月启动的5400座小一型水库规划投资243亿，每座450万，其中东部地区的水库1/3由中央负担，中部的60%由中央负担，西部地区则是80%由中央负担。今年4月启动的41000座小二型水库，其中重点小二型有1.59万座，规划投资每座240万，全部由中央负担，剩余的一般小二型则由地方全额负担。
第一期，1346座全国的大中型和西部地区的小型水库规划，2005年除险加固完成；第二期，2117座全国大中型和中西部小型水库规划，也准备用三年时间完成，结果只实施了一年多，即2006年的时候，由于病险水库的问题很突出，中央提出来用三年时间把现有的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最终，形成了2008年的《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规划》（下称《专项规划》），也真正开始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集中、最大规模的水库维修工程。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投入了620多亿元、对7356座病险水库进行了除险加固，基本完成了规划目标。
上面说的这个花620亿的工程持续了3年多，效果还好，然而到了十二五期间，病险水库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在继续巩固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成果的同时，加快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步伐，到2015年年底前全面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这是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如今，承诺如期兑现。截至目前，“十二五”期间规划的50742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已基本完成。不仅如此，列入《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新出现的320座大中型病险水库，截至2015年年底，已累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议计划61亿元，201座投资已安排完毕，其中180座已完成除险加固。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还得没完没了地去加固～也不知道这样的水利有什么好值得吹嘘的。
还有人造谣改革开放后没修水利，实际上-----------------
我完全不知道所谓“改革开放后就不重视水利”这种鬼话有什么依据：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利工作，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步伐，累计完成投资９５４５亿元，是改革开放前的１７倍，其中中央投资４２３８亿元，是改革开放前的１６倍。”
就算算上通货膨胀，也是一大笔钱。
实际上1998-2003年的6600亿国债，就有百分之20是水利资金。
至于有人说计划经济时代完成了原始积累，实际上计划经济时代从1960年后年年都是粮食净进口国
也不知道你这原始积累从何谈起。
至于印度，民国时期哪怕是战乱期间，中国的农业都要远远优于印度，详见：，这个文件还只是民国内部22省，不包括东三省。。。
上述文件（不包括东北，西藏，新疆）显示，1931-1937年，中国此时还处于战乱时期，然而卡路里摄入已经远远超过印度了。印度的卡路里摄入（1934-1938）是1976，中国是2234，蛋白质摄入量也高于印度。实际上就连1946-1948中国内战期间，卡路里摄入都要高于印度，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1948年印度的预期寿命是32岁左右，麦迪逊数字显示1950年中国人均寿命为41岁，印度为32岁，两者本来起点就不同（印度的热带疾病和感染很严重），完全没有可比性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