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些知友连张五常先生讲的究竟是什么都不清楚就开始扯，这还是么？对于一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研究制度经济学，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的言论和学术水平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么？另外经济奇迹明显指的是改革开放后，凡是谈之前的都是离题万里，不折腾当然对，但是太简单，如果指政府行为的话，有些有负面作用，但也有正面作用的。
题主的话是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到的，我看过此书，也有幸向谌洪果先生请教了对此书的看法，在这里我就先把张五常先生的观点写出来（引用来自谌洪果先生的文章），然后加点自己对本书的看法以及对题主问题的回答，请大家指正。
张五常在书里写到“在这个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动乱。”（页116-117），但他马上话锋一转，说道：“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随后张五常先生就用他最擅长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针对改革的两个阶段，他运用自己拿手的合约理论——“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洗练地概括出中国改革的重点就是从按权力身份级别享受不同待遇的等级排列的合约安排转移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合约安排。这体现在农村改革，就是承包责任合约；而在城市的工业领域，则体现为在两权分离框架下的层层分包，而这里的关键在于，随着地价的上升，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农业承包与工业层层承包的组合，“不是引用到个别农户或个别国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的地区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页142-143）
这就把问题引到中国特殊的、天下独有的，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区竞争格局。在张五常看来，中国的地区关系是“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页144）县的经济权力最大，所以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各个县好比一个个一级商业机构，全国两千多个这样的商业机构激烈竞争，加之县际竞争与官员权位紧密结合，对干部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经济当然会充满勃勃生机。
张五常对“县际竞争”的揭示充分展现了他的超越学科畛域的敏锐才华，一般经济学的研究者往往不会观察到经济发展与地理政治之关联的层面；而一般的社会学研究者在关注中国地方政府的同时，却难以识破其对中国经济整体推动的制度价值。张五常在这方面的研究尽显大家气度。
更为可贵的是，张五常不仅着眼于县级竞争的经济推动力，他还富有深意地描述了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中国宪政运作状况的真实规则。作为一个中国宪政和法治的研究者，我对张的这一部分研究充满兴趣。但也正是在这个部分，张五常施展出欲言又止、欲说还羞的姿态。张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动态格局的看法可谓入木三分，但他只说出一半，另一半却绝不说透，充满张氏的智慧禅机：
其一，张五常描述了层层承包形成的佃农分成制，对县的干部形成的有力的激励机制。县的干部知道，如果策划的卖不出去，可能被革职。问题在于，这种分成是以全国各县统一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形式体现的。张在这里的经济学闪光点在于看到了这种增值税即是分成租金，而他由此提出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全国统一征税，不随土地质量与地点的不同发生变化，这怎么可以有经济效率呢？他从马歇尔的一个注脚中找到了答案：县向“佃农”分成的投资者收取的地价，可以是负值。县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厂房等，负地价可以去到的尽头，是县的税收足以填补收回农地与改进为工商业用途的成本利息。甚至当一个投资者的项目可以引进很多其他好处时，县政府卖地的负地价可以跌到增值税的收入低于填补土地成本的利息。地价可以为负值，这就是张看透的地方，但他就此打住，不再追究这种负值还包括的更丰富的内容，比如资源可以大力耗费、环境可以随意污染、血汗可以白白付出，所有这些，虽然是负值，是经济推动的必要成本，但它们在经济的辉煌成就前，都是沉淀的，沉默的，可以忽略不计的，中国真的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死人活人都不缺的。套用张五常对林毅夫的批判——他说他不相信作为负责农业政策的林毅夫怎么会不知道农民的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好过，我在这里也想说，对于积累和看到了这么多个案，而且眼光如此具有穿透力的张五常来说，怎么就不知道经济背后的这些更沉重的负值？这是张五常看透却不会说透的一个地方。
其二，张五常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为人诟病的现象作出了合理性的阐释。例如，他认为基于统计方法的欠缺，中国的贫富差距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这至少在方法严谨上给我们很大启迪；他公允地评论说，中国的等级排列其实是合约的约束，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这种排列机制可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这是结合具体语境来探讨相关制度的进步意义；他对贪污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很客观，比如贪污对经济发展并不是有利的，贪污在特定时期的好处在于“用金钱补偿特权分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137），这有利于实现合约安排的转变；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于减少贪污，因为投资者知道贿赂是一项成本；他也肯定了政府的好处，而不是意识形态化地高举市场至上，“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他积极认可中国基层干部的作用和眼光，“跟县干部的多次倾谈中，他们的常识与他们永远关注着互补性、招徕力、交通水电、娱乐等事项的意识，令我印象难忘。”（157）所有这些，都是切中肯綮的评论，但是，贫富差距的剧烈程度在张五常非常推崇的个案研究那里，毕竟总能找到太多严峻的例证；等级排列机制在减少租值消散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租值消散的可能性；贪污虽然使特权分子减少对改革的抗拒，其带来的变本加厉的掠夺本身并不能用经济发展一语遮盖；县与县竞争可能减少贪污，但这种充满特权、地方保护和潜规则的竞争，对各种形式贪污的助长，本身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国人在浑水摸鱼方面一向不缺乏智慧；而现代社会是否存在纯粹的离开政府来规范的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假的问题；基层干部的实践理性和智慧值得肯定，但改革本身形成的以官商权势结合为依托的既得利益集团，早已成为尾大不掉的问题，其弊端将越来越严重。所有这些问题的另一面，我同样不相信张五常会看不透。这是他看透而不去说透的另一个地方。
其三，张五常的这本论著中充满对中国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博弈的深邃洞察。他指出，“县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好些时没有执行北京公布的政策。”“这不是说北京失控。他们是控制着的，但地区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执行，哪些只是投石问路。他们懂得衡量上头传达下来的文件有多认真。北京征求地区的意见常有，而推了出来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没有公布。/我认为上述的混乱画面可不是真的混乱，而是起自地区的自主权与他们之间对政策的取向有别。一个县是否把一项政策用作粉饰橱窗，考虑的是这政策会否有助他们的竞争。为了增加县的产品增值税收，为了生存，县的干部要引进投资者，他们知道劣政策会把投资者赶走。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一项政策，县会接受，但如果这政策有损地区的利益，他们会投诉。投诉够多往往有效。”（页166-167）这样的描述确实非常清晰精当，乃是真正的学术解释，而且也触及到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宪政意义的层面。不过，这种解释是服务于他对中国县制度将长期存在并继续支持快速经济增长的乐观看法的。
问题在于，即便从解释的完善性方面入手，我们也能看到，县级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而言，既强势又瘫痪，相对于县治之下的百姓来说，更是如此；这种博弈也应当促使我们进一步深思传统的文件治国、运动之国等方式的痼疾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组织能力高效的好处；地方和中央关系伴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上行下效瞒上欺下”的双面效应，足以引发我们认真的对待；而中国的这种地方中央关系中蕴含的各种危机，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事件中体现出来，在各种群体性事件中也一再体现，并都有严重化的趋势。对于所有这些背后的问题，张五常又一次止步于他的立场和他的解释的统一性，而不愿再进一步挖掘。这可以说是他看透而不需去说透的第三个地方。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严肃而机智的学术大家，张五常通过他长期的观察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有利于决策者们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参与者们认真总结，思考进一步前行的真正方向。正因如此，张五常在书中提出的那些历史深处的忧虑，非常值得我们的重视：他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最低工资制提出了批评，对有损县制度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对外政策、宗教言论自由、教育医疗等）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在此基础上，他富有意义地再度强调了中国制度推进的成本较小的进路，那就是邓小平先生的“试一试，看一看”。这种尝试和观望的姿态，并不是盲目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一种历史眼光和人文关怀的指导下，在认识到理性和制度局限性的条件下，所应该采取的利国利民的态度。说到底，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这制度是被经济压力逼出来的。”
今天的中国的确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机，是机遇，而且我们抓住了；更是挑战，但我们显然对挑战的估计并不足够，而往往不由自主地沉迷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上面。不是寻找到合理性的解释就足以面对今后的更严峻的挑战的。而一种真正有教益的经济解释，需要的是更完善的思考和对各种内外变量的更充分的考虑，比如中国发展所得益的全球化的规范贸易体系，比如中国人民的坚韧和创新的精神，等等，正是在这里，张五常说了一段让我既感动又感叹的话：“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179）在我看来，这或许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推动力量。中国人民实在是太伟大了。在中国，你只要给老百姓一点呼吸和挣扎的空间，他们就能勃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他们就能乐观地活着。这一经济发展的奥秘，说来让人感动得流泪，却又无不充满悲情的色彩。
简单来说，张五常先生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因归结到县域经济的竞争身上，认为这种经济承包制度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分开来说有三个观点：第一，一定要加入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和安排来看私产和市场的问题；第二，人民与社会面对的局限性条件如何，对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的选择有决定性；第三，因为政府或共产党的主持，得益于政府选拔的精英主义和强大的控制力和执行力，中国的经济近于奇迹的发展起来。
下面是我对题主问题的回答，是对张五常先生观点的一点补充，个人浅见，有错漏之处望指出。
第一，中国经济最大的幸运就是抓住了世界产业转移的窗口期，具体而言，要分为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以及后来的入世。改革开放就不详谈，相信大家都清楚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外资进来后的正面影响，就谈谈入世。可能一些知友不清楚，当初入世是个争论非常激烈的话题，反对声音不仅仅来自于政府高层，学界、地方政府、民间企业和国企都有一股很大的反对声音。负责和世贸组织谈判的龙永图先生都被人骂成“卖国贼”。过度开放论，狼来了的声音也在民间不绝于耳，但是中国坚持加入了wto，影响中国经济的效果如何大家也看的清楚。另外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限制外资进入的印度，例如不让大型超市进入等政策，是导致印度的销售体系落后的一大因素，例如前几年的洋葱事件。
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比较正确，一方面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承接了世界产业转移的企业，让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坚持加大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世界公认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营造的良好企业发展环境，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也能又能带动很多产业发展。同时中国不断进行的改革如朱镕基时期的货币改革，国企改革，三角债问题等众多经济制度的问题能解决都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前进。
第三，（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这是做对的）那就是中国的巨大高素质低收入劳动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垄断土地交易的土地红利（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及开发区）以及户籍制度，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导致的低人权优势。这在给中国人民带来众多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有了巨大的正面激励作用。
最后谈谈很多知友有点偏题的政府发挥作用占多大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单独拿出来是没有办法去用数值衡量的，因为各个时期，各类制度、政策以及不同产业的影响差别太大，但从总体而言，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这三十多年至少是称职的，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帕累托改进消失后的改革深水期究竟做的怎么样，还要看以后的作为了，我个人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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