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所谓“核捆绑”学说既没有正确的历史资料支持，也没有现实证据；作为一个威慑政策，它无法提高威慑的可信度，作为一个军力建设指标，它无法节省资源办事。现实世界中的核大国，采取的是“留有余地”/储备核力量的方法，威慑潜在的敌人，而不是不分皂白地胡乱发射。核小国则采取最小威慑，只针对袭击者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不幸的是，。“核捆绑”这个构想的唯一意义是鼓吹“陪葬”的论调。作为一个流传了超过十年的所谓“核捆绑”学说，其实质就是认为“核陪葬”是对国家利益有助益的————他们声称，正是因为对“让他国陪葬”的追求，才使得各国自愿跳入疯狂发射核武器的“捆绑”之中。
由于苏联的死手系统在我国的民间核战略话语中被与一个（由洪超飞提出的）“核捆绑战略”混淆在一起，本文将先讨论“如何评价苏联的死手系统”，然后转入对所谓“核捆绑”的系统批驳。如果想直接看中-美-俄的案例分析，请跳到最后一节：
“胜利者要面对的烂摊子victor’s inheritance”与核陪葬
（A）它是什么？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苏联的死手系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功能上来说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系统，甚至有更高的自动性。这是因为死手Perimetr系统本质上只是一个核战指挥权的转移机制，并不是一个自动发射机制，也不是世界末日机Doomsday Machine。这种核战指挥权的转移机制可以说每个国家都有，例如说英国有“最后信件（letter of last resort）”，美国有总统权力的继承顺位表。它们都起到了在上一任指挥层被消灭时，将核战指挥权转移到另一个决策中心去。
换一种更具体的说法：“周界”（Perimeter）系统主要是指挥通讯火箭（在核爆环境下，用起飞的火箭来向幸存弹道导弹广播发射指令），这是苏联末期存在的。而其触发机制，可以叫“死手”————就是在苏联指挥层已被消灭/大量指控通讯节点被摧毁的情况下，如何启动Perimeter指挥通讯火箭的硬件机制————目前的材料一般认为，它实际是一个核战指挥权的转移机制（也就是转由另一群幸存的决策者来决定）。最极端最狭隘的“死手”系统，指的是对Perimeter指挥通讯火箭的全自动触发机制，目前的证据它并没有部署。而对“Perimeter指挥通讯火箭”，“半自动死手”，“全自动死手”的混淆，导致了很大的混乱。
于是让我们来看看死手Perimetr核指挥控制系统是什么。
苏联核战指控通讯系统之演化：
苏联60年代的核指挥控制系统是Monolit，采用无线电和电缆来传输加密信号，导弹阵地的发射官则从保险箱中拿出纸信封，按照里面的指示发射。
1967年，启用“Signal信号”系统，它可以向导弹基地的官兵发送固定的指令，这些指令在13条已经确认好的指令之中选取，例如说有“提高战备级别”等，而且也可以发出“取消”的指令。
在70年代中期，引入了“Signal-M信号-M”系统，使用电缆/卫星/无线电，这使得苏军战略火箭军参谋部可以直接控制具体的导弹，随着大投掷重量多弹头SS-18洲际弹道导弹的服役，从最高军事指挥层可以直接向具体的每一颗陆基导弹发出命令。
1982年“Signal-M信号-M”系统升级为“Signal-A信号-A”系统：苏联指挥层可以直接调整每一颗陆基导弹的打击方案————战略火箭军参谋部实现了对导弹的远程再瞄准，装定一个瞄准方案的时间缩短到了15秒-20秒。
在1985年，苏联指挥层装备了他们的第一代核手提箱（Cheget系统），Cheget手提箱实际上是专用的领导层指挥通讯网Kavkaz的一部分，为一个个移动通讯终端，共有3部————“许可命令”将传送到总参谋部，结合保险箱里的解锁电文，形成“指挥命令”，在验证了身份的真实性后，转换成“发射命令”传向各导弹阵地。同时还有一套Vyuga（短波无线电，甚低频无线电）通讯网络可以保证苏军总参谋部可以与师一级的指挥所保持通讯。
而“死手Perimetr核指挥控制系统”，则是在这些常规指挥链上的冗余设置。它包括有深埋加固设施————例如莫斯科以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北的Grot地下设施（Yamantau山地下设施，为一座花岗岩山体底下的大型掩体，可以在抗击核打击的同时实现无线电波的通讯），还有指挥控制火箭（UHF天线，升入太空，向导弹广播信号，由SS-17弹道导弹改装，可以避免核爆环境的干扰）。美国也装备有基本类似的配置：R设施（Raven Rock地下设施，而不是夏延山下的NORAD），加上民兵-2弹道导弹改装的应急火箭通讯系统（Emergency Rocket Communications System/ERCS）。
于是“死手Perimetr核指挥控制系统”有什么耸人听闻的卖点呢？为何它能吸引注意力？
这是因为普遍误解它是一个自动发射装置，但是它仅仅是一个指挥权转移装置，也就是说“半自动”————最后命令还是由人来下的：
根据Valery Yarynich的解释：正式名称“周界”（Perimeter）系统，昵称：Mertvaya Ruka(Dead Hand，死手)。1984年11月完成最后一次飞行试验后，于1985年投入使用。
“死手”的日常状态是半休眠，危机升级时由一名高级官员启动，对地震、辐射和气压信号进行持续监测。该系统并不是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发射需要4个级别的验证：
1，如果被启动，它将监测苏联国土是否遭受大规模核打击。
2，如果确认遭到核打击，则检测与总参谋部的通讯是否正常。苏联的核弹发射在某种程度上高度集中于总参：命令都要经过总参，而且它可以直接接管任意一个发射井的控制权。如果通讯正常，并且有15分钟到1小时的缓冲期（没有进一步的核攻击），“死手”将回到半休眠状态。
3，如果通讯中断，“死手”将把指挥权转给秘密地堡（shariki，“圆球”）中的执勤人员：可能是下层军官，也可能是某部长（如同美国国情咨文时总有一个部长缺席，躲在一个掩体中以防不测）
4，如果执勤人员（David Hoffman说共有3个人来决定） 决定反击，则执行反击命令。
也就是说，在领导层被袭击后，“死手”会把控制权交到一些较低层的军官手上，该军官在一个相对保险的地堡里。苏方考虑过全自动系统，不过最后还是加入了一个“决策者”。而且“死手”应该是以发射“通讯/发令火箭”为主，由这些火箭来向具体的发射井下令,发动核反击。这些“通讯/发令火箭komandnye rakety”放置在高度加固的地下井里（可抗3412psi超压，防EMP设计），布置在导弹发射井群附近，却不至于被一同摧毁（1984年部署共有10个专用井，6枚SS-17指挥弹道导弹；这些指挥火箭也可以在非死手模式下使用，其作用是加快大规模ICBM的发射速度）。
指挥火箭下达的发射命令均是指向“打击社会财富countervalue”任务的，这是因为发射前各导弹都应完成了再瞄准（15-20秒），不再瞄准美国战略核力量而是瞄准美国城市与工业目标。也有说法是会打击美国和西欧的目标。
有说法是死手Perimetr系统没办法由英国，法国或是中国的小规模核打击触发，只能由美国的大规模核斩首作战触发。
为什么会有“全自动触发机制”的误解？
Vitalii Kataev在冷战后1995年接受采访时对死手Perimetr核指挥控制系统的描述是这样的：
“决策者解除锁定机制，取消‘不发射’的防护机制，将发射控制权释放到一系列区域自动触发器上去，各个自动触发器是与各指挥火箭相连的，自动触发器也连接着对地震、辐射和气压信号进行持续监测的大量传感器。一旦传感器确认受到核打击，则自动触发器将发射相应的指挥火箭，而这些指挥火箭又会命令相应的弹道导弹集群发射。......必须要指出，解除‘死手’的锁定机制意味着认定局势对指挥层存在极大威胁，基本前提是在指挥火箭发射时，都已身亡。”
Varfolomei Korobushin在冷战后的采访中也说“不需要任何人去按按钮。”
Viktor Surikov却说正是Korobushin向苏军总参谋长的建议，否决了全自动死手Perimetr系统的方案。
根据主管国防工业的Oleg Belyakov的1985年的文件：
“从军事和政治角度来看，极为重要的方案即是建立一套在危机时期能激活的（同时通告敌国的），全自动反击系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
我们可以认为很多早期的报道都是把指挥控制通讯火箭（Perimetr）跟全自动触发机制（Mertvaya Ruka，死手）弄混淆了。前者已经存在，而后者（特别是全自动版本）并没有得到苏联高层的同意。更进一步混淆视听的是，即使是“死手”，也有“全自动”和“半自动”版本，最终部署的是一个半自动版本，也就是说最后的发射决策还是人来做出，只不过已经被从“身亡的莫斯科指挥层”转移到了“幸存的新决策者”手里。
我们对苏联“周界”（Perimeter）系统与“死手”指挥权转移机制的认识是如何演化的？
1991年6月21日，Valery Yarynich在莫斯科接受Bruce Blair采访，指出全自动与半自动“死手”系统的区别。同时Bruce Blair通过采访也得到了指挥控制通讯火箭（Perimetr）的信息。
1993年初，Bruce Blair出版《意外核战争的逻辑》，但是仅涉及指挥控制通讯火箭，没有提到半自动“死手”。
1993年2月-5月，Valery Yarynich向Bruce Blair进一步阐述了半自动“死手”系统的工作原则。
1993年10月8日，Bruce Blair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俄罗斯的世界末日机》一文，公布半自动“死手”系统。
1994年2月，Valery Yarynich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世界末日机的保险栓》，解释Perimetr系统“防止预警发射”，“防止意外发射”的作用。
1995年，一系列苏联军事工业管理层接受采访，其中对“死手系统是否存在，是否为全自动触发”，这些官方人士（包括Vitalii Kataev）在采访中的说法自相矛盾。
2003年，Valery Yarynich出版《核C3：核指挥，核控制，核合作》一书。
2009年，David Hoffman出版《The Dead Hand》一书，根据的材料包括Vitalii Kataev的个人笔记，对Valery Yarynich与Bruce Blair的直接采访等。
美国人知不知道这一系列计划？
让我们看看研发历史：1978年1月，选择了两级液体弹道导弹15A15（SS-17）作为通讯火箭载体，改装15B99通讯载荷，取代4枚分导多弹头，形成了15A11通讯指挥火箭（另一个使用SS-20机动导弹的计划，因为INF条约而取消了）；在1979年12月进行第一次试飞试验。1981年到1982年间进行了6次研发飞行试验。1985年1月投入服役。1988年试飞了基于井基版白杨M固体弹道导弹的Perimetr-PTS，代号15P011，于1990年12月投入服役。
再让我们看看1984年11月13日的最后一次飞行试验：
列宁格勒工学院特种设计局（OKB LPI，负责开发指挥通讯火箭的电子部分）负责模拟总参谋部指挥所，通过莫斯科的一个长波天线，指挥信号被转发向卡普斯庭亚尔的SS-17指挥通讯火箭，火箭发射飞向巴尔喀什湖，同时全苏境内的接收天线负责接听发射其广播的发射指令信号，信号有强有弱，其中在拜科努尔的一枚SS-18弹道导弹接到命令，实现点火发射。
为了防止美国人发现，SS-18的实际点火时间做了延迟，在接到Perimetr通讯火箭发出信号后，又过了40分钟，SS-18才自动升空。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美国不知道Perimetr通讯火箭计划的存在。
不仅SS-17项目，连SS-20项目都被美国人发现了。
而在Bruce Blair去采访前，他的（美国）消息来源已经跟他提到了“死手”触发系统的问题，这也是他专门要问Valery Yarynich死手触发机制的原因。所以说苏联的死手Perimetr系统并没有完全的“隐身”。
需要加上并且强调的一些信息：
l 必须要有决策层启动（平时处于休眠/关闭状态，无法应对完全的突然袭击）
l 不能操纵潜航中潜艇上的潜射弹道导弹SLBM的发射，可能可以操纵在港口中的SLBM。
l 有说法认为所谓“激活Perimetr系统”，实际上是总参谋部提前向各个导弹阵地发出部分指令（可能也就是Kataev所说的‘解除锁定机制’），最后再由通讯火箭发出另一部分指令，形成完整的发射命令，可以直接命令导弹起飞。
l 安装定时器的“倒计时式”全自动触发器————时间一到，无人干预则自动发射————也曾经被考虑过，但是没有采用。
l 仅仅打击/消灭莫斯科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击/摧毁苏联庞大的核指挥控制节点与通讯网，例如说苏军总参谋部的掩体，还有其他一系列掩体，已经预警雷达/卫星地面站————这就导致了一个小型核武库很难触发“死手”（即使它是全自动的），而也只有美国的巨大多样化核武库，才有可能通过核斩首作战，全面摧毁苏联反击能力（这也是苏联建设一系列Perimeter指挥通讯火箭的原因）
l 指挥火箭也可以在非死手模式下使用，其作用是加快大量ICBM的发射速度————这也说明了此机制的主要设计对手是美国的全面核打击（因为只有美国可以同时大规模摧毁苏联ICBM，由通过高空核爆/EMP来干扰正常通讯链路，这就要求苏联立即发射ICBM，必须要通过Perimeter火箭）
l 即使是真存在所谓“全自动死手”，其触发条件也是要美国级别的全面核打击（特别是有核斩首作战/瘫痪作战性质的）；普通的小规模核打击将无法触发。
l 最新的说法是俄罗斯很可能还保留着部分“死手”系统，比如定时通讯确认存活、若干枚通讯火箭等。
如果理解了死手Perimetr系统本质上只是一个核战指挥权的转移机制，并不是一个自动发射机制，也不是世界末日机Doomsday Machine。这种核战指挥权的转移机制可以说每个国家都有，例如说英国有“最后信件（letter of last resort）”————每一任新首相上任时，需要亲自手写一封信件，放置在英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保险箱内，以便在大不列颠陆地指挥层完全被摧毁时，潜艇艇长仍能接受政治领导（据称此信件中有可能包括“由艇长自行决断是否核反击”的命令）。而美国有总统权力的继承顺位表，它可以保证在指挥层被消灭时，核战指挥权能继续向其他内阁阁员传递。更不用说美国总统在冷战早期还可以将战术核武器的使用权下放到战区司令的级别上去。它们都起到了“在上一任指挥当局被消灭时，将核战指挥权转移到另一个决策中心去”的作用。
这些机制，实际上也自动实现了核战指挥权的转移，其实与一部所谓“死手”的半自动触发系统是没有区别的。
为什么苏联不采取美国或英国式的核战指挥权的转移机制，而要依赖一个半自动化的“死手”系统呢？
首先，苏联的国内现实决定了它没有明确规定“继承顺位表”，或是“预置命令”的动机；这是一个决定性而且是根本性的区别。
其次，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苏联也对自身被美国先发制人/瘫痪战的可能性做出了极其悲观的判定。让我们看看再1984年美国文件是怎么说的：
“苏联认为潘兴-II战区弹道核导弹（以及90年代要部署的三叉戟D-5潜射弹道导弹）的高精度，长射程和短飞行时间会威胁到其核指挥控制通讯系统，以及早期预警系统；这个威胁是目前的低精度美国潜射弹道导弹所没有的。在苏联悲观主义的评估里，他们可能认为潘兴-II导弹能威胁到莫斯科地区的一系列关键目标，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其射程是2500千米左右，而不是美国声称的1800千米。目前的苏联早期预警卫星系统无法探测到潘兴-II导弹，潘兴-II导弹又有能力摧毁苏联的加固设施，并且有比以前更强的软目标打击能力————苏联雷达探测到的时候只剩下5到15分钟的飞行时间。美国使用潘兴-II导弹进行的先制打击将会扰乱并延迟苏联的早期预警流程，也会打乱苏联的导弹发射流程；苏联人也许相信，在这种最坏情况下，其预警发射能力launch-on-warning将会收到影响。”
这里再补充几点，关于“为什么死手针对的是美国全面先制核打击”：
Valery Yarynich称在美国全面核先制打击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只有2-3分钟决策时间。
苏联认为有必要“预警发射”（也就是在美国导弹还没落地爆炸前将导弹发射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的ICBM核武库能在美国全面核先制的条件下生存下来。
苏联的预警卫星当时只能探测美国本土的ICBM导弹井，对欧洲和中国发射的核导弹都没办法探测（但是还是有雷达可以提供预警）。
即使没有潘兴-II，苏联对美国潜射弹道导弹的先制潜力也是一直很担心的，更不用说后期出现的高精度大当量三叉戟D-5。低精度美国潜射弹道导弹即使无法直接摧毁苏联发射井/指挥掩体，也能痛过核爆EMP等方法来打乱苏军发射流程。
就是在这种极其悲观的估计下，苏联的现实情况自然有必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保证“领导层的生存/指挥权的转移”。
知道了“死手Perimetr核指挥控制系统”的来龙去脉，我们也就知道了此系统大致的“设计威胁”是什么，也就是其设计的触发条件大概是什么级别/什么形态的核打击。在这里其实可以直接地说，中国这种规模的核打击，不仅无法构成“核先发制人/瘫痪战”的打击形态，更在数量上远远小于美国给苏联带来的全面核突击————极有可能是根本无法触发“死手Perimetr核指挥控制系统”的，不论它是全自动还是半自动。
我们对冷战核武器系统和其附属体制机制的理解，必须是建立在对其历史背景与应对威胁的认识之上——“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否则就会出现很多离奇的应用。
（B）现在我们可以转入对所谓“核捆绑”的系统批驳。
首先是比较基本的前提：
第一，讨论核威慑或者是核实战时，一定要牢牢把握住“意愿”和“能力”这两个元素：意愿指的是发动核打击/核反击的意图，决断和意志；能力是是发动核打击/核反击的物质能力。任何讨论如果过度关注“能力”这个元素而完全忽视了“意愿”这个元素，将陷入极其荒谬的境地。
第二，核打击/核反击的意图或意愿是很难实现的，这是因为核反击本身是不会改善自身的境地（敌人的核弹已经实现了摧毁），虽然说能消灭敌人，但是自己光用核武器既不能实现占领，也不能实现殖民，更不能让已经消亡的巨大社会财富复活；所以核威慑一旦失败（敌人发射了核弹），从纯粹理性的角度来说，报复是没有意义的，也是徒劳的，因为核反击不会改善自身的境地。这就是核威慑理论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可信度————如何说服敌人，让它相信即使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核报复，我方也会毅然实施。
拥有可生存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本身是一个“能力”问题，而它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怎么说法敌人我方具有坚定的报复意愿（可信度问题），则是一个巨大难题。
从这个角度上，所有对核战略的讨论，都是围绕如何可信/可验证地提供“意愿”和“能力”这两个元素的；所谓“核捆绑战略”，也不能例外。
如何较抽象地理解所谓“核捆绑战略”？
所谓“核捆绑战略”实质上是两个机制的结合，一是（中国）核力量的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二是世界末日机Doomsday Machine。
说它是（中国）核力量的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是因为它希望能通过“挟洋自重”改变自身国家核武库低质量/小数量/短射程/低突防的劣势地位，也就是说“四两拨千斤”，可以通过一个很小的核武库来应对一个核大国；这里洪超飞举的例子是中国——俄罗斯——美国，主要劣势在于“DF-31射程短”，同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出现“数量不足”“无法突破美国导弹防御”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捆绑”一个大国来倍增自身的核实力。
这就出现了第一个逻辑上的潜在悖论：中国核武器库如何能尽量小而节省经费/资源，却又能足够大来触发俄罗斯的对美核打击呢？
这是因为“核捆绑”预设了对俄罗斯全面自动核报复之触发门槛的完美知识。这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知道俄罗斯没有全面自动核报复的机制，所以指望100%的确定“核捆绑”，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俄罗斯决策者完全可能不打美国而只反击中国（人心不可测）。“核捆绑”还预设了“俄罗斯触发门槛的要求”低于“直接打击美国的要求”这点，从前文给出的历史资料上来说，这是错的。
1，根据前述的俄罗斯“死手Perimetr核指挥控制系统”，其设计的触发门槛是很高的（只有美国全面核先制打击才行），仅仅靠中国的小规模核武器库既无法突然袭击，又无法彻底摧毁。
2，如果能触发俄罗斯的（半）自动报复，中国核武库的能力也就完全足以直接打击美国，不应该浪费在无辜的俄罗斯身上。
3，即使使用射程这个指标（“打得到俄罗斯首都却达不到美国本土”），中国核武库能取到中间值————廉价地实现挟洋自重，仍没有办法改变中国“选取反击指标的悖论”：是依照反击美国的标准来建设，还是依照反击俄罗斯的标准来建设？孰高孰低？怎么样才能廉价地实现挟洋自重？
4，完全可能出现“核捆绑”比直接反击美国（并且只反击美国）更费事的情况：莫斯科导弹防御，“死手Perimetr核指挥控制系统”的触发门槛过高，等等等等。
5，我们对俄国的触发门槛是不了解的，也永远无法完全确定，而“核捆绑”直接可能是救了美国一命：如果中方估计错误，则俄罗斯和中国陷入核战，美国核突击中国却毫发无损。这是因为中方的反击力量都消耗在无辜的俄罗斯上。
第二个理解方法是“世界末日机Doomsday Machine”，也就是只要中国一打击俄罗斯，就会触发不可约束的链式反应————最后不可逆转地彻底摧毁所有文明国家，实现世界毁灭；据说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增强威慑。
首先，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世界末日机Doomsday Machine”？什么是“世界末日弹Doomsday Bomb”？这两者是不同的，分别对应着上文说的“核威慑的意愿”，“核威慑的能力”。
这里我们要看看经典的核战略入门教材：《奇爱博士》（又名:《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爱上炸弹》）。
“世界末日机Doomsday Machine”：
如果是用心的观众，应该能意识到，所谓的世界末日机，必须要是无法关闭的，不可干预的，无法逆转的————然后才是全自动的。这是因为在确保互相摧毁的条件下，理性人都有投降与认输的倾向：在社会财富尽毁，反击不能获利甚至会进一步带来伤害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服输投降，委曲求全呢？
面对人性的脆弱，以及人心不可测的不确定性，世界末日机在设计上给核威慑注入了绝对可靠的“意愿”————不仅要自动报复，更是不可逆转地自动报复，即使是本国希望关闭，投降认输，也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这是极其困难的。
目前看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造出一台我们控制不了而且能代替我们做决策的机器？），更不用说，还要证明给敌人看。
所以，即使俄罗斯的“死手”系统真的是全自动报复，也无法实现“世界末日机Doomsday Machine”的功能，因为它是可以被关闭的。也就是说一旦俄罗斯希望投降，或是说希望变更打击目标，都是可行的。“捆绑”是可以立即中断的。
1，已有的（历史）证据，表明苏联/俄罗斯不仅没有全自动报复的“死手”系统，更没有不可关闭的“死手”系统————也就是说无法实现不可逆转的自动反击。
2，所谓的“核捆绑”学说里，没有给中国装备“世界末日机Doomsday Machine”，也就是说要投降认输还是可行的，希望变更打击目标也是可行的。
3，所谓的“核捆绑”学说里，没有给英国/法国/美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装备“世界末日机Doomsday Machine”，也就是说要投降认输还是可行的，希望变更打击目标也是可行的。
所以说，所谓的“核捆绑”学说里，并没有通过机器决策注入绝对的确定性————核威慑的意愿仍然是薄弱的，仍然是不可靠的，仍然是不可信的。所谓的俄罗斯“死手”系统，即使是错误理解，仍然没办法用机器绕开核反击的艰难决策————更用说历史上的“周界”（Perimeter）系统根本不是这么设计的（有各种关闭的可能）。
但是为什么所谓的“核捆绑”学说显得如此有逻辑，好像能完美预测世界上所有核国家的决策结果呢？这要看它背后的逻辑基础（陪葬），我们最后再谈。
什么是“世界末日弹Doomsday Bomb”？
“世界末日弹Doomsday Bomb”指的是某种能不可拦截，不可防御将世界摧毁的核武器能力。其实，这个能力是很容易实现的。根据美国1978年的文件：
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库在60年代末期就能摧毁总计30万平方千米城市面积的能力（这里取15psi的超压范围，其实是极其保守的高强度摧毁标准，如果按9psi这样大的标准，则能覆盖的范围更大）。
这是什么意思？
70年代末估计苏联城市面积4万平方千米，美国10万平方千米。
我国1990年城市面积1.3万平方千米，2001年2.4万平方千米.
全世界有估计到2001年才有40万平方千米的城市面积，或者是这个估计：
可见摧毁“30万平方千米城市面积的能力”，或者说美苏两国的核武库，早就拥有了“世界末日弹Doomsday Bomb”。
在所谓的“核捆绑”学说里，想象中国有能力一个按钮就“世界末日弹Doomsday Bomb”，导致世界毁灭，但这有增强威慑的功能吗？
答案是没有，因为敌国不关心“世界是否毁灭”，只关心“自身是否毁灭”，只关心“自身是否因使用核武器而受惩罚”————也就是说overkill超杀/过度杀伤，在威慑上是没有用的，“世界末日弹Doomsday Bomb”不仅没能节省资源，还有过度威胁他国的可能。
在设计威慑战略中，节省资源，还要防止过度威胁他国，都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不仅要惩罚坏行为（威慑），还要鼓励好行为，至少也是不惩罚好行为。俄罗斯旁观者清，无辜遭袭；英国/法国/印度/朝鲜/巴基斯坦/以色列旁观者清，无辜遭袭，都使得我国的威慑可信度大大下降：如果任何行为，甚至是不作为，都会触发核打击，那怎么能保证别国的合作？特别是此时，（所谓的“核捆绑”学说）已经退化为一个“天气预报”，而不是“威慑”，因为它不仅没有针对性反击，而且更像“天灾”，根本不是一个改变敌国行为的讨价还价。
小总结：
所谓的“核捆绑”学说，如果是（中国）核力量的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它希望能通过“挟洋自重”改变自身国家核武库低质量/小数量/短射程/低突防的劣势地位；但是因为没有对俄罗斯自动反击触发标准的完美知识，在核力量建设上无法实现“四两拨千斤”。
俄罗斯没有全自动反击的“死手”，而已知的半自动“死手”触发标准也是大大超过我国的能力。
“核捆绑”学说也无法实现“世界末日机Doomsday Machine”的功能，因为人类目前还造不出来；而且“核捆绑”学说的支持者并没有希望用机器来提高核威慑的可信度，他们是依赖于一种“核陪葬”的逻辑来实现“捆绑”。
“核捆绑”学说也没有提出“世界末日机Doomsday Machine”的新功能，因为人类很早就已经拥有了；他们既没有解决overkill的缺点，更没有意识到overkill的缺点。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核捆绑”学说的逻辑根本上是什么样的：所谓“捆绑”，建立在一个“陪葬”的逻辑上，也就是自己的国家实力下降，也要让别的国家实力下降，这样能保证“我们没亏”。
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历史上有没有跟“核捆绑”学说类似的战争策划呢？
假设你是60年代的美国某总统，参联会派人来给你简报SIOP（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美国的核战计划），你会发现：
有一个决策阶段叫“country withholds”，也就是“不打什么国家，放过什么国家”，注意这里指的是在苏东阵营里，“不打什么国家，放过什么国家”。
尼克松时代，也坚持要把苏联和中国分开对待，这个很显而易见了：
即使是在六十年代初，在美国SIOP还是以“机械僵化”，“大规模打击”为主要特征，而苏联—中国还被认为是盟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件中普遍出现大的“Sino-Soviet Bloc”中苏阵营一词）的时代，就已经在SIOP-62（代表1962年制定的核战计划），SIOP-63中实现了“避免某些目标”的功能：
“我们特别避开了国家层面的军事领导层。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来使敌国人员和敌国工业的损失最小化，例如说我们有能力避免对中国，或是任何一个卫星国，或是所有卫星国的核打击。之前的SIOP-62中没有提到避免打击或是放过一国这个概念，但是即使是SIOP-62还是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有选择地打击。目前在所有的打击任务中，都是可以实现‘避免打击’的。”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即使是60年代的SIOP，也会特意避开决策目标。
这里的MPMP，指的是Moscow-Peking Missile Packages (打击莫斯科-北京的导弹群组），也就是说即使是全面的先发制人，美国都要留着决策层（MPMP可以留着不发射）————用途很简单，方便对方投降用。
到了70年代末，等中美关系已经到了蜜月期，这个SIOP瞄准政策就变得更加重视区分中国和苏联了：
“中国在今天无法对美国造成战略威胁，在下一个十年也只会有极低的能力。目前中美关系逐渐改善，而中国明显对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更大的威胁，而不是对我们的盟友。两国政治关系也许会发生逆转，但是我们总是会得到较长的预警时间的。”
最关键的是批注：“难以置信，我们还分配那么多核武器去炸中国，还是让苏联人帮我们去炸吧。”
1982年，中国从SIOP的主要打击方案中被删去，改由太平洋司令部的战区核计划来应对。
在美国核战计划日益灵活，打击规划生成速度加快，子方案搭配组合能力增强的80年代，90年代，还有今天，所谓的“核捆绑”学说根本就没有生存的余地————在能灵活地区分目标加以摧毁的时代，为什么要不分皂白滥杀呢？
在1974年，美国防部站施莱辛格在公开报告中的一些话，比较明确地给出了现实世界中，核战规划的一些公理：
“尼克松总统坚持谨慎的政策，建设一支足够，充分有效的战略力量。所以，现在我可以坚定地告诉各位，在1974年，即使遭受了在敌人能力之上的完美先发制人打击，美国仍然有能力杀伤苏联30%以上的人口，摧毁苏联75%以上的工业，同时我们还会留有一直足够强大的储备核力量，用以对付中国。”
这告诉我们：
1，核军力建设的考虑是依赖于具体的敌人和具体的威胁的，而不是所谓的“核捆绑”和“世界末日弹”
2，对付第三方/第四方/第五方/英国/法国/印度......等国家的方法，跟对付第一方/第二方/中国/苏联/俄罗斯/美国一样，核威慑，而不是核打击，特别是它们没有袭击你的时候。
3，核小国无法拥有核捆绑的能力，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没有储备核力量而且对付一个主要核大国（大敌，主要对手）也只能用“最低核威慑”————比如说英国的“莫斯科标准”就是英国的核力量仅能摧毁一个苏联首都而已。
这些历史证据应该能表明，美国即使在受到极强的核打击的时候，仍采取“区分对待”（country withholds）和“留有余地”（储备核力量）的方法，威慑潜在的敌人，而不是不分皂白地胡乱发射。
让我们再看一个历史维度，历史上核战略学界对“诱发核战争catalytic nuclear war”的讨论。
所谓“诱发核战争catalytic nuclear war”，指的是一个核小国，通过种种手段，诱发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达到超级大国两败俱伤，核小国进而渔翁得利。在70年代之前，这个议题是十分热门的，而这个疯狂的核小国，往往在讨论中就是中国。在这里专门讨论“诱发核战争catalytic nuclear war”，就是因为所谓的“核捆绑”中有很相似的因素————通过“触发”/“捆绑”，可以把不相干的核国家牵连进来。
基辛格，约瑟夫奈，米尔施海默，还有核战略界的一众专家学者在当年都讨论过这个火爆的话题。苏联和美国在第一阶段战略武装限制谈判（SLAT I）的过程中，也讨论过“某些国家”通过挑衅核偷袭provocative attacks，诱发美苏核战争的问题。（在美苏官方讨论中，挑衅核偷袭provocative attacks大概持续了一年，从1970年初开始，直到1970年12月苏联放弃在正式谈判会议上提中国问题，而1971年1月基辛格也明确跟多伯雷宁说“场所不对”，应该换一个渠道谈，结果随着中美关系的升温，也就不了了之。）
“诱发核战争catalytic nuclear war”，与所谓“核捆绑”学说，最大的区别在于：
1，核小国必须“假装成”核大国，去发动袭击，也就是通过溯源能力的漏洞，进行栽赃嫁祸，使得两个核大国互相发射；这也是促使美苏建立热线的原因之一。红外预警卫星的出现，也就使得溯源问题得到解决。
2，在当时的冷战环境下，存在美苏“高度耦合”的核武器系统，因为两国的核武器缺乏生存力所以要尽快反击（预警发射launch on warning）的基础上，由于生存力的提高（加上“核捆绑”学说里，小国根本不去打击大国的核武器系统，而是打击城市；核小国也没办法摧毁核大国的反击能力），这种高度耦合的情况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是不用着急发射，也就没有“诱发核战争catalytic nuclear war”的危险。
4，所有学者都认为，如果核小国知道自己逃不掉，无法成功地栽赃嫁祸，坐收渔翁之利，则巨大的成本（被核大国打击）将会使它放弃“诱发核战争catalytic nuclear war”的尝试。
3，目前只有一位（著名）学者Richard N. Rosecrance，认为存在着跟“核捆绑”学说里的捆绑连锁机制一样的现象——“胜利者要面对的烂摊子victor’s inheritance”。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核捆绑”学说的最低层，也就是其逻辑内核。
“胜利者要面对的烂摊子victor’s inheritance”与核陪葬
什么叫“胜利者要面对的烂摊子victor‘s inheritance”？Richard N. Rosecrance认为在核武器两级对抗的情况不断发展，出现第三方独立核势力的时候，即使在两强核争霸甚至是美苏核战争中胜出的一方，都不得不面对“胜利者的烂摊子”————第三国比如说中国的核力量将是完好无损的，而大大削弱的美国或是苏联，还是会败下阵来。
怎么办呢？
兰德集团1988年的核战争起因研究报告中，就有一个标准的应对方案，其实各位不需要兰德集团就想的出来————直接把第三方，甚至是第四方/第五方拉进核大战来：
“（在法国为了保护国土，向苏联发射核武器后，苏联对法国的军用/民用目标进行了全面核反击），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反击中，还包括向美国军事目标发射2000枚核武器；在苏联的观念里，这是为了恢复政治经济实力的平衡。美国总统决定暂不还击，评估美国受到的损失。”
这实质上就是核陪葬，也就是所谓“核捆绑”学说的机理。
简短说，这是在逻辑上行不通的，如同陪葬一样，是自相矛盾的：“陪葬”（对死人本身来说）有意义的前提是没有死，或者没有死透；比如说有死后的世界。
让我们用“中国核捆绑俄罗斯来报复美国”的案例来详细谈谈
1，假设中国核武器打击了俄罗斯，俄罗斯社会财富受巨大损失，但是有能力恢复。这时候俄罗斯唯一应该核反击的目标是中国，因为中国核武器已经被消耗殆尽，核反击中国是没有成本的，核打击其他任何一个核国家都会导致俄罗斯彻底死透————丧失社会恢复的一切可能。
2，假设俄罗斯社会财富受巨大损失，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恢复，则俄罗斯唯一应该核反击的目标还是中国，因为在非理性复仇的极端心理下，怒火都飞向中国。
3，如果俄罗斯希望核陪葬，希望“拉低别人”/“拉别人下水”，这就证明了俄罗斯没死，没死透————因为只有这样，做跨国实力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只有你还是一个玩家，游戏中比分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这又回到了第1点：俄罗斯不应该疯狂反击其他国家，因为这会导致它死透，更亏。这就是陪葬的自相矛盾之处。
4，兰德集团上面的案例中有一点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决定暂不还击”，也就是说1988年的报告中预设了美国核威慑的失败：美国无辜被苏联2000枚核弹头袭击，却无所作为而自认倒霉。假设美国对苏联核反击，则苏联也就绝不可能“恢复政治经济实力的平衡”，只能更惨————这里的“政治经济实力的平衡”实质就是做了跨国实力的比较。
5，那合理的决策应该是什么呢？前文美国的案例应该说明了：是用“留有余地”/储备核力量的方法，威慑潜在的敌人，而不是不分皂白地胡乱发射。只要核力量还在（核小国是不可能完全摧毁核大国的反击力量），则核威慑是可以维持的，即使是自身已经遭受很大损失；所需要做的是：针对性地反击袭击者。如果是核小国而无法实现储备核力量，则直接反击袭击者即可。
6，值得注意的是，核捆绑里面的核反击，并不是为了针对“核袭击”，而是针对“综合国力的巨大下降”，也就是说核打击/核反击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而是陪葬：“拉低别人”/“拉别人下水”/“实现向下平衡”。这就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如果因为其他因素导致了“综合国力的巨大下降”，是否也会向全世界发射？苏联解体这类的事件，重大自然灾害，天灾，甚至是金融危机，是否也会向全世界发射？按照“核捆绑”的逻辑，答案是肯定的，而我们也会在苏联解体后“不愿意看到别国超过自己，不愿让别国统治自己”的核打击中消亡，因为世界上的大部分文明国家都会为“综合国力的巨大下降”陪葬。
7，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个国家本来的国力就不如别国，为什么它不在一开始就直接“核捆绑”呢？如果敢于打击一个无辜的核大国，也就不必要在乎自己是否遭袭了：反正我国一开始综合国力就弱，不如干脆直接“实现政治经济实力的平衡”————通过全面核打击，让各国都被“向下平衡”。
8，最后一点，其实“核捆绑”的观点是有先例的：理论层面上仅仅一步之遥，就是“我国人口多，要比对核战争的承受能力，肯定比别国钱；打了核战争之后没问题”“我国恢复能力能力强”“即使世界上仅剩3个人，只有有两个是美国人，我们都胜利了”。这些观点都能确实保证Richard N. Rosecrance和兰德集团冷战鹰派们的观点之成立。Richard N. Rosecrance等的关键问题在于他们用常规逻辑来理解核战争的后果。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核反击本身是不会改善自身的境地（敌人的核弹已经实现了摧毁），虽然说能消灭敌人，但是自己光用核武器既不能实现占领，也不能实现殖民，更不能让已经消亡的巨大社会财富复活，还会招来进一步的核摧毁，怎么可能存在“可信的核威慑”？
欢迎去研究核战略，正正规规地去了解核反击能力与意图的可信度是如何提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