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类社会绝大多数人不为得到充足的食物而担忧，这在发达国家也仅在不到百年前实现，中国更是最多才不过踏入十几年。在之前，不浪费食物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已经形成而稳定传承了数百甚至数千代（更早人类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可言），它不可能一朝就消失。
而且即使不浪费食物对于当代人来说实际意义不大，但这种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对于培养个人的操守、谦逊还是有好处的。
另外，反对现在排名第一的@伯伦的经济学解释。
倒不是因为他显然倾向于新古典自由主义，对凯恩斯理论的批评过于严苛。关键是，他的解释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不管理论上多么自洽，多么严密，和实际案例冲突了，就有问题。总不能“事实与理论不符，那就修改事实”吧
现在太晚了，等我有空再来详细补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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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按倒序，说一个伯伦解释中的小问题，伯伦在解释最后说道”浪费粮食的根源其实不是普通人，而是官员的公款吃喝，这就是不言之意了。“但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网站公开的统计信息，2013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为717.1万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末大陆总人口为136072万人。公务员占全国人口比例约为千分之五点三。即使我们将所有公务员都归入”官员“的定义，而且认定他们都能经常性的公款吃喝。
但是，请让我引用伯伦的原话”粮食是一种必需品，人对粮食的需求最主要的是由对粮食的生理需求所决定的。”
我们假设有这样一名官员：他的食量正好是所有官员的平均量，公款吃喝的频率是所有官员的平均数，而他浪费的食物比例恰好也是所有官员的人均水平。这里暂时称他为“食官”。
接着我们放大所有的可能。假设食官个人的能量需求（白话就是饭量）是全国人均的两倍，而他的饮食100%都是公款吃喝。再假设他食不厌精，因此到达他桌上的食物，平均消耗的粮食也是人均的两倍。最后我们假设食官有石崇之侈，浪费的食物又有真正食用的两倍。
好了，我们可以为公务员的粮食消费量和浪费量在全国粮食实际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列出以下简单的算式：
消费比例=0.53%*2*2*3=6.36%，浪费比例=6.36%*2/3=4.24%
当然，以上数字接近实际情况的必要但不充分前提是，700万中国公务员平均体重在200斤左右 。
批驳这个“官员是浪费食物的主要责任者”的观点，关键并非在为公务人员辩护，关键在于，排除了荒谬的误导后，我们才能把真正的问题看得更清楚——就粮食消费（包括了粮食的浪费）而言，由于人类生理上的基本限制，除非在极其特殊的情况、特殊的范围下，少数个例、团体与社会整体需求相比，永远不可能是主要因素。靠煽动情绪，或者将问题往政治化方向暗示、牵扯，无助于客观的分析。
回到原题
我上面说伯伦的观点不符合实际。那与伯伦所说不符的实际案例在哪呢？
回答是：欧盟、日本、美国，都是反例。
欧盟预算近年稳定在成员国GDP的1%左右，2014年年初预算支出计划是1355亿欧元，其中40%以上是农业补贴。这还不计本国和地方各种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顺便说一句，欧盟27国每年浪费的食物达8900万吨，人均浪费179公斤。照目前趋势不变的话，到2020年被浪费的食物还会再增加40％。
美国是全世界最适合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效率一直处于世界最高之列，但美国农民现在收入的40%左右来自农业补贴。
日本更不用说了，光农林水产省提供的各种补贴项目就约有470 种之多，金额超过4万亿日元。更有众所周知的超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农民、农业。
请问，战后七十年，美欧日是经济趋向更加繁荣了呢？还是由于“全民为农民买单”，“破坏性GDP”只图眼前繁荣，大肆挥霍浪费，导致经济停滞和崩溃了呢？
当然，近二三十年西方经济发展减速，日本更有“失去的二十年”，但与农业补贴大规模兴起前相比，任何正常人肯定能轻易分出哪个时代更繁荣更值得向往（即使在排除时代科技差距之后）
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都会死去。”
但我们毕竟还要活在当下。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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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伦推论过程初看，确实似是很严密的，那问题出在哪儿呢？
问题是出在这里：“粮食需求这个东西是缺乏弹性的。其基本的道理在于，粮食是一种必需品，人对粮食的需求最主要的是由对粮食的生理需求所决定的……人们不会因为粮价下降而多吃粮食，也不会因为粮价上升而少吃粮食，这种供求关系长期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以上的推断中有一个疏漏，其实，由“对粮食的生理需求”所决定的主要只是人对粮食（食物、能量）的基本需求。这方面，粮食需求确实缺乏弹性。但实际这是一个底线性需求。根据历史经验，大致在年人均200公斤左右，再大幅降低就会发生大面积的严重营养不良状况。但在其之上，还有舒适性、享受性需求，比如说最典型的，酒。现在人类每天都在消费巨量的酒类，其中绝大多数根本无关原始的摄取热量、驱寒的需求，纯粹就是为了享受。而各种食物（饮料）需求和供应，又最终基本都能重新折算成粮食消费。
于是，在基本生理需求以上，就出现了主要由消费能力（实际收入）决定的粮食需求变化曲线。以中国为例，从80年代初的略超200公斤到现在约400公斤多（含进口粮食、肉奶和饲料折算），变化很大，缺乏“弹性”吗？
当然，由于人类的生理限制，这条曲线也是有上限的。根据多国（主要是欧盟）的实际经验，年人均600-900公斤是已经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地区是比较稳定的上限区间。而根据美国特别的经验（谁让它人种齐，地域广、经济发达，胖子又多呢），极端情况下人均甚至可以超过1吨（不过美国近年提炼了大量的生物柴油）。但200-900公斤间超过4倍的空间，怎么也不能说，粮食做为商品，需求没有弹性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