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Q1、【重农轻商】和【重农抑商】存在一定区别，需要界定。【重农轻商】的态度一定程度源于客观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生产力水平。而【重农抑商】带有严重的人为政策压制和宣传导向嫌疑。（个人感觉，以下可能还是会互用，但是尽量按照这里的定义）是否可以认为早期的【重农轻商】是农业文明的必然选择和态势，而【重农抑商】则是【重农轻商】的某种极端演变？
Q2、【重农轻商】并非古中国文明独有，甚至是某种世界历史中的常态。这是什么原因，是否源于相同原因？觉得 的答案其实部分解释了该问题。
Q3、清朝覆灭之前的世界，有着两条文明道路。一条是东方文明，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灿烂的文化，并似乎一直停留在农业文明的发展层面上；还有一条是西方文明，它也曾长期依赖于农业文明，但是在十四、十五世纪后却跳出了农业文明，转而寻求和建立了强大的商业文明。那么都曾长期是农业文明，但为什么中世纪晚期西欧从依赖农业转变为依赖商业并发展出强大的商业文明？而古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或者没有成功转变？是古中国不需要商业文明，还是农业文明仍然处于上升期而没有达到转变的条件？或者其他原因？如果推后西方商业文明入侵的时间，再给中国两三百年的发展时间，古中国是否能够完成文明转型？或者如果东西方文明是隔绝的，古老的中国文明是否会一直停留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陷入某种高水平的稳定陷阱？
Q4、中世纪晚期以后，西欧的君主选择了商业作为战争支撑，而后商业贸易和商人变得重要，并最终导致现代竞争性贸易产生；但是长久以来，古代中国也一直面临国内农民起义和国外少数民族的骚扰，但是古代中国选择了农业作为一种统治和战争机器的支撑，从而使得农业成为立国之本。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说相互战争和争霸竞争部分造就了西欧的现代化，而中国因为总能产生大一统而遗憾错失更多转型机会吗？（可参见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第一章关于现代经济和现代国家在西欧崛起的微观因素）
Q5、很多人提到财政作家吴晓波的观点，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及“士农工商”思想是否如吴晓波所言是某种误区？或者只是初期为误区，后来在统治需要、历史迁移和宣传加强下成为某种“社会共识”？古中国政府重官商而轻民商是否能够反驳“重农抑商”政策的普遍存在？官商作为一种扭曲市场的垄断剥削手段，严格区别于民商，是否还能够成为是正常的商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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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一些混乱看法，亲拍。
1、
【重农轻商】VS【重农抑商】，虽然二者经常互用，但是个人觉得放到历史发展背景中还是有些区别的。（后面我主要用【重农抑商】这个词汇）
某种程度上，【重农轻商】必然属于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特点。因为，东西方文明长期主要都是农业文明（少数例外：地中海王国或者城市国家很早便发展出海商贸易，但那是少数，环境所决定），即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发展和变化主要依赖于农业和农民的发展变化。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商业并没有发展成规模，或者那时农业生产力还处于上升期，还没有支撑起商业大量发展的物资基础，出现的所谓商业贸易也只是【互补性贸易】，而不是市场经济中那种专业化的【竞争性贸易】。总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时间【重农轻商】是一种常态和必然（商业文明也就区区几百年的历史）。我也一直在怀疑，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是否真正达到了能够产生【竞争性贸易】的地步或者萌芽，如商业巅峰时期的宋朝。如果说没有，那么【重农轻商】无可厚非，无商可重视，或者说【互补性贸易】一直都只是个配角，那么如何去重视之，老百姓和统治者只能去依靠已经相对发达的农业。（期待知友提供相关数据）
【重农抑商】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有意或者无意忽视商业和商人价值，为达到某种目的（统治需要、社会稳定、思想文化等）而人为地对于商业的压制。 我国古代从常态和必然的【重农轻商】最终走向了【重农抑商】的歧路，并最终（元朝和清朝对于中国历史的某种截断部分导致向商业文明转型中断，继而西方商业文明入侵）失去了良性转变的机会和动力，而西方国家则从【重农轻商】走向【重农抑商】的过程中发现并坚持了商业和商人的价值，并最终在十四、十五世纪转向为【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过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也正因为古中国错失文明转型的机遇或者说被西方商业文明所超越并欺辱，部分国人对于【重农抑商】或者【重农轻商】有一种天然的疑惑感、悔恨感甚至仇恨感。但是我隐约觉得，两种道路的选择问题，并没有什么恶意、善意之分（古代中国的统治者重农抑商的倾向，并不能构成其危害中国长远发展的罪证，而西方文明成功转型，也并不能证明他们更加明智和善意），都是两种文明历史发展的某种偶然和必然的结果。我一直认为如果西方侵略再往后推一两百年，古中国很有可能会出现自动的文明转型，即从农业文明走向商业文明。
2、
吴晓波在其书中反复提到了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士农工商”思想都是误区。他理解为，中国古代不是重农抑商，而只是重农且重官商，但是不重民商；由齐国管仲提出来的士农工商概念里，士农和工商并无优劣等级之分，只是四业分工的说法，是中国较早支持专业化生产的思想。
但是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特别是汉武帝一朝之后，正统的商业（民商）受到极大的打击，官商则代替民商成为国家控制人口和积累财政的重要手段。我认为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抑商政策”的证据。垄断剥削形式的官商在古代不应该归为商业，更多是一种收税渠道和政治手段。没了议价和自自由交换的贸易，只能是强取豪夺，是一种政治剥削，只不过披着商业的羊皮罢了。借用某知友的一句话“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其实有一颗垄断的心” 。真正的发展或者至少不抑制商业应该是将交易和贸易的商业权利交还于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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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回答过
乐意做一个知识的搬运工，把各位知友的主要答案粘过来：
1、文明成长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所致，中国作为大陆国家，水陆交通为东西走向，而经济发展轴心是南北走向。贸易成本高，形成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区别于地中海国家贸易立国，国土面积小，可耕地不足，航海条件便利，贸易成本较低。
2、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业生产力低下，无法满足基本温饱的情况下无法形成交换和商业需求，也无法产生商业，更无法产生竞争性贸易。
3、思想观念和文化作祟，商业表面上就是商品的跨区跨时交易，只有价格高低，产生观念上的贵贱之分，并无实际物品产生。而农业是有实物长出的，这其实也是欧洲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产生的一种原因。产生价值之说听起来很空虚，就像目前很多人无法认同和理解金融这种搬运虚拟货币的行业。那时的人更加注重生产力，而还没有配置效率的概念。在后期的历史反复宣传下，这就变成了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老百姓的固定观念，就像现在父母还老说公务员好一样。奸商、拜金等固有观念的影响。
4、国家统治需要：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职能建立之后，农业和农民的特点更加适合统治者治国的需要。税收收取便利性。在信息不发达，偷漏税可行的前提下，农业税更加可行。对外战争资源和士兵集合、对内镇压所需，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必然使其保卫家园，而又不敢造反。权衡集权和分权的需要，商人要求政治权利与官商勾结，威胁中央政权。
5、当权者几千年政治宣传污化商人和商业的结果。
6、商业和商人本身的一些特点。在市场并不健全，政府干预不够的时期，的确有囤积操纵物价、扰乱正常市场的行为，对稳定为主的小农经济产生一定破坏，造成农民和统治者对于这种行为的恐惧和不安。
7、社会稳定需要，科举制和军事战功提拔作为古代社会上下流动、人员地位变化的两项最基本渠道，牢牢掌握在当权者和正统文化的掌控之内。商人通过商业致富，继而大富大贵，这种社会想象俨然是脱离了当权者的控制范围。当权者必然会遏制其规模，甚至以国有化禁锢和扼杀其成长。
就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