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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标准
现在什么样不清楚，从晚清到建国初期的标准便是高小以上文化程度。晚清学制改革时规定，高小毕业等同于秀才，如果能读到初高中毕业，这在当时来看就是相当有知识了，这也是为什么陈忠实先生可以在高中毕业后直接当小学、中学老师的原因。
现在一提民国知识分子，想到的就是留洋博士，根本不知道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就是高小，甚至初小毕业。
这个应该算是当年的常识，现在的冷知识了
另一个冷知识是：教书欠薪是常事
下面是我一篇旧文，有点长：
民国史札记：胡适也被欠薪 民国史札记：胡适也被欠薪
虽然最近少见有人提及民国教师的高工资之类的内容，然而让人忽略此事的原因大体上与整个时代的文盲率有关，外加上“物以稀为贵”的说法，使教师为高收入人群这一观念在许多人脑海中已然形成了既定事实。任何时代都有其风潮，一但某日民国大师们再次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这类错误的观点又将沉渣泛起。就本人看到的资料而言，高收入仅存在中占教师人数极少的教授集体之中，而且这也仅仅是民国初年的现象。
一、“四大皆空”
作为一个新旧衔接的时代，民国初年自然继承了前清优待体制内文人的传统。一般段子中教授赚三百块大洋的内容便是出自北洋政府教育部1917年颁发的《国立大学职员作用及薪俸规程令》。其中规定如下：
但鲜有人提及的是，高校老师们的好日子到1919年便戛然而止，由此便出现了民国第一次的讨薪运动。
众所周知，北洋政府虽有中央之名，而无中央之实，特别是自民国以来的大小战乱，在这一背景之下，军费自然占了开支的大头，而教育支出一直没有超过总预算的3%（注：历年教育预算占总预算比例如下，1912年——2%；1913年——1%；1914年——1%；1916年——3%；1919年——1%，以上数据出自《整顿财政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P201-202）。北京学校的经费自民国以来一直以京钞（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生的钞票）支付，各项支出则需要用现洋。在1916年京钞停止兑换现银后，迅速贬值，“钞票在黑市上从一元值七八角降至仅值四角”（注；《1916年停兑风潮与金融临时维持会》，）。教师的工资则是以四成银元六成京钞的方式支付，（注：《北京通信·北京教员停止职务之内幕》，《申报》·1919年12月19日））在1919年欠薪两月之后，北京所有公立学校于该年12月25日集体罢工，第一次“薪潮”就此爆发出来。这次风潮因为当时的总理靳云鹏让步，同意薪金以现洋支付，暂时平息了下来，教师们也于1920年1月12日复课。（郭廷以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１９２０——中华民国九年庚申·1月10日）
但在隔年1921年的3月14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因欠薪四月集体“罢教”，并于4月8日八校教职员全集辞职（注：八校分别为：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北京女子高师、北京政法专、北京医校、北京农专、北京工专、北京美术学校），面对教育经费一筹莫展的情况之下，教育总长范源廉也于同日辞职，由此开始了第二次“讨薪运动”。（注：郭廷以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21——中华民国十年辛酉）但1921年政局纷扰，北洋政府一方面要面对南方的广东政府，一方面又是军阀内部之间争权爆发的“阁潮”，自然无人问津教育。6月3，八校代表及学生代表在与教育次长马邻翼前往国务院请愿时，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包括请愿领导人的马叙伦在内的多人受伤——教育次长也末幸免，这便是当时名震一时的“新华门事件”。因为胡适也被欠薪（“政府发了两个半月的钱”），所以他在日记中详细的记录了这一事件。（注：《胡适日记》，1921年6月2日至6月5日）马叙伦伤的极重，直到6月11日才能喝些牛奶。（注：《胡适日记》，1921年6月11日）
因为出现了血案，这次运动便在7月28日糊里糊涂的收场，八校教职员于该日宣布复课。过去过后，北洋政府倒还是按期发薪，但到了年末，又开始欠薪如故，1922年九月国立八校校长再次“五上辞呈”，教育经费的问题一直到“北伐”结束后方才有了眉目。按曾任教职的郭廷以的说法“1932年后，教育经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1937年前五年，可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注：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十七章，第四节）
二十年代中后期的教授生活，据冯友兰回忆“当时北京的教育界是非常困难的，为数不多的教育经费，也被军阀们挪用了。学校发工资只发几成，甚至有发百分之几的。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个大学里教课，到了年节，四个大学都发不出工资，当时称为‘四大皆空’”。（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一 社会·二民国时期》）如果说冯友兰的回忆显的夸张的话，可以看看当时陈 西 滢到北京前亲戚的劝告“在报上看见北京的教员有的穷到晚上拉街车。在远地方拿不到钱不是玩的，拉车我们又没有那力气。”（陈 西 滢，《苦力问题》）
看到这如是种种的内容，所谓民国时教授高收入仅存在了10年左右的光景，何谈物以稀为贵的高收入。但比大学教授们更为困苦的则是当时的小学老师，他们也常常是段子手们用以证明民国“尊重教育”的例证。
二、“小学教员改充工人”
如果单单仅着眼于某些特例，或是雇保姆这类现象，拿现在的工价进行简单类比，很容易得出当时中小学教师也为高收入人群这一结论。但许多人忽略了一个常识，这即是工价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呈正比，与社会安定度也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军阀四起，流民便地的时代，简单劳动的工价常常仅够其维持在最低生活状态。鲁迅的《生活帐》中，保姆每月的工资仅为2到3元，吴虞所雇的轿夫月工资也仅为4元，相反需要一定程度经验与知识的工种却会拿到几倍于粗工的工资，据1927年的统计，纺织男工月收入最低为26元，女工，12元，机械工最低收入则达到了25元。（注：慈鸿飞，《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如果读过老舍1937年创作的小说《我的这辈子》，便会知道，在公职系统内，作为“简单工种”的巡警，月收入仅为6元，交完伙食费后，到手的不足三块钱，而这笔钱还要养活一儿一女。
在北洋时期，“小学教员月薪十四元至二十元以六成京钞，每月所得不过十元至十四五元，即此十余元之数，不发已两月，故多有当衣服家伙以买柴米，聊以充饥。其生活竟不如洋车夫（洋车夫每月可赚十四元至十七元现洋”（注：北京通信·北京教员停止职务之内幕——申报·1919年12月19日）在京中的教师尚且如此，偏僻小学的教师一个月收入则不过8元，上海浦东的教员更有低到年薪仅为40元。（注：杨贤江，《教育问题》，觉悟，1924年8月16日）。
正因为如此，老毛才会将其8元的月收入评价为“工资不低”，毕竟一个单身汉而言，这笔钱足够在京的花销了。拥有家庭的小学教师则不然，如若欠薪，便可能全家挨饿，这便有了“小学教员改充工人”这一新闻出现在报纸上。（注：小学教员改充工人，晨报，1921年1月15日）
这里对民国时代的教师工资进行了一下简单的考述，一来为了归纳一下手上的笔记，二来则是为了厘清一些事实。任何一个古代史爱好者都难绕过民国的诸学者，但网上对他们的评价却处于两极状态，无论褒贬，在许多问题上都在用错误的事实进行立论，最后的结论自然可想而知。诚然对于当时诸人学术水平，人人都会产生不同的见解，但具体数字方面的问题却一直处于漠视状态，也无异于助长长段子的传播。——原写于2014年，因种种原因，没发出去。
教师按时开资，从不欠薪，这是解放后才有事情，这才让他们能吃饱了骂那师范前辈。然后吃着肉， 着ZF为什么不给他们吃燕窝鱼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