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个人叫冯宿,文宗时担任东川节度使。任职期间,他曾经给皇帝上表请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於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唐代的历书都是由钦天监逐年发布,以备农时。结果没想到政府还没公布呢,盗版历书已经在安徽和四川等地满地都是了。朝廷对此事很紧张,盗版分利是小事,万一里面印错了日子耽误了农时,那可就是大麻烦了,立刻下令禁毁缉拿。
冯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到了僖宗朝,盗版历书果然闹出乱子来了。
僖宗那会儿,朝廷权威已经给毁得差不多了。黄巢一来,他只能逃往四川。在这时候,江东一带的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盗版历书,错谬百出,连大月小月都搞错了。当地人一人拿一本,日子对不上,打了起来闹去衙门。官员居然回答:“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他觉得一月大小,差一天而已,有毛好争的,纯粹浪费时间,全给撵出公堂去了。
可见这盗版之害,从唐代开始就是有的。
宋代出版业发达,所以这样的事就更多了。
北宋有一位大儒叫李觏,是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一生著述不少。在他编写的《皇续稿序》中,这位读书人不无郁闷地留下这么一段记载:“庆历癸未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
翻译成白话文很简单:”我的书不知被哪个王八蛋给盗了。”
别说李觏,就连苏轼这样的文坛超级偶像,也要为这种事头疼。
苏轼有一次给朋友陈传道写信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 苏轼的书被盗版不说,还粗制滥造,脱字漏字,甚至还把其他人的文字掺杂进来——也难怪苏轼气得恨不得亲自去毁版,盗文事小,欺名事大,把旁人著作搁到他的名下,赚钱的是盗版书商,挨骂的可是苏轼。
这些宋代的盗版商人胆子超大,不光盗印名人著作,连政府公务员用书都敢盗。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当地官员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偷偷改了个名,叫《金科正义》,然后偷偷刻版往外卖——你说这得有所猖獗。
这些盗版书商甚至把主意打到了朱熹头上。朱熹曾经写过一本《论孟解》,结果被建阳书商给盗了版,全国卖的十之八九都是麻沙本。朱熹特别郁闷,给朋友写信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 语气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
好在宋代官府在版权保护方面颇有作为,很快捉住了建阳的盗版商,毁掉了盗版,然后下文说只许朱家自己翻印刻版。
不光是朱熹,就连朱熹的表侄子都因此受益。朱熹有个表侄子叫祝穆,也是他的弟子,喜欢旅游,后来写成一本书叫《方舆胜览》,结果立刻被人给盗版翻刻成了《节略舆地纪胜》。祝穆大怒,效仿老师告去官府。官府连忙发布公告:“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近日书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己见编辑,专一翻版,窃恐或改换名目,或节略文字,有误学士大夫披阅,实为利害。……两浙路转运司状,乞给榜檄约束所属,不得翻刻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宋代总体来说,对盗版的打击还是挺给力的。罗璧《识遗》一书说:“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 如果你刻的是经书,得提请国子监审查。如果你刻别的书,也得先刻一本出来,给有关部门审核,别是抄别人的。
宋人出版书,还发明了牌记,就是版权声明。宋刻《东都事略》上有声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 这个覆版、携镌,都是盗版的古称。后来到了
至于明清时代的盗版与反盗版斗争,参考我之前的一个回答:
至于楼主问盗版书质量怎么样,那就不得提一下刚才盗过朱熹版的建阳书商了。
福建建阳这个地方特产红梨木,木质松软易于刻字,所以当地刻书业非常发达,和崇化、建瓯并称“闽刻”。他们出的书,叫建本,又因为主要来自麻沙镇,所以又称麻沙本。
麻沙本在中国书籍史上非常著名,可以称得上是出版界的沙麻特。这些建阳书商走低端量产路线:价格尽量低,印数尽量大,版权授权尽量没有,利润尽可能高。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麻沙本的书质量可想而知。
首先麻沙本的纸质就不怎样么,用的当地最丰富的特产——竹子。竹纸很脆弱,用久了纸张容易折裂,翻书翻快了,啪一声,书页就裂了。
其次,为了追求速度,建阳书商往往一块板子翻印好多本,印到后来字迹特别模糊,根本看不清。
再次,版子本身也有问题。校对不准,刻字太浅,排版也敷衍了事。就算书印得清楚,内容也是错谬百出。
时评 “雕版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经集会通》有云:“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 这个黧字,意思是黑里带黄,多与枯皱连用,形容老人皮肤。白白的书读成了黑黄枯皱,这麻沙本的质量,可想而指。
陆游曾经讲过一个段子:有位教官给学生出了道《易经》题:’乾为金,坤又为金,何邪?’ 学生们大惑不解,拿来正版一对照,原来原文是“乾为金,坤为釜”。再一问,原来老师拿的是盗版书——麻沙本。
还有个段子。有一版麻沙本的《道德经》,前头几页还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后来突然就冒出来一句“佛说是经已,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这是拿错了雕版,又不校对,稀里糊涂楞是把释道经典给搁一块了。也好,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南宋有位学者叫周煇,我很喜欢他。他是个藏书家,而且绝不藏私,谁来借书都可以。他写过《借书》一文,说“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书,唯恐子弟不读,读无所成,犹胜腐烂箧笥”。这是真会读书之人——当然,这是题外话。
他写过一本笔记《清波杂志》,里面讲到过一件牵涉到韩愈、沈括和葛立方的盗版书八卦。
当时有一位叫葛立方的诗评家,写了本诗评叫《《韵语阳秋》,里面提到韩愈的《城南联句》有一句是‘竹影金锁碎’。葛立方说我看过沈括写的诗评,他认为这句话是形容阳光的,可惜句中没有日字。葛立方对沈括这个说法不以为然,他说:“杜子美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诗正要如此。”
讲到这里,周煇话题一转:“ ‘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 这两句诗明明是苏轼《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里的,怎么写成了杜甫的呢?哦,葛老大估计不是笔误,就是买的盗版书,把子瞻印成子美啦。(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
周煇倒没怎么怪罪葛立方,他拍着桌子大骂:“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关于麻沙本的质量问题,历朝历代没少有人吐槽。岳珂《桯史·稼轩论词》:“《顺庵词》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读者。” 又讲了个故事:"《朝天续集》有韩信庙诗,“淮阴未必减文成”,后来被麻沙本给盗了,错写成了“淮阴未必减宣成”,意思完全不通了。”
还有方岳有《题刊字蔡生》:“生毋谓我不读书,待捡麻沙见成本。” 刘仲尹《夏日》:“床头书册聚麻沙,病起经旬不煮茶。” 到了晚清还有人抱怨:“麻沙百过目生眩,铁擿三绝手尽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还讲了个考辩的故事:“……此本《目录》末有“武夷主奉刘深源校定”一行,亦不知为何许人。书中所记皆北宋事迹,体例与《宋史全文》约略相似,而阙漏殊甚。盖亦当时麻沙坊本,因焘有《续通鉴长编》,托其名以售欺也。” —— 这就是标准的麻沙盗版了。
当然,麻沙本可不全是盗版书,两者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古代书籍贵,只有麻沙本成本低,价格低,能让更多人有机会买到书,所以大行于世,也是有他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