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像这样的八卦、武断、充满主观臆想的答案会夺得大家那么多赞同，还被人捧称成“干货满满”，是不是如今贵乎的一些大V已经可以凌驾于客观事实之上肆意论断前辈，再用一些还未被证明的野史吸人眼球，然后就可以轻易地博取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在这篇回答里，您说沈从文和曹禺是“一对江郎才尽的活宝”，说巴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钱面前“没什么节操的”，又说老舍“也不是什么好人”，再到文后的梁思成、林徽因、季羡林、汪曾祺、朱苏进、池莉、方方、丁玲……这么多赫赫有名并且曾做出过杰出成就的文学前辈啊，在您三言两语的调侃中被一一数落，最后再用一种长辈般的语气给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弟小妹以谆谆教诲——“看你们小弟小妹大谈斯大林体制啊，替这些知识分子抱不平啊，你一个月拿几个钱啊，你知道人拿几个钱啊！”
呵呵。
姑且不论您的回答中所言的诸多八卦是否属实，仅从您肆意调侃的语气看，似乎没有一毫对于以上这些作家、学者、国学大师们的尊敬之意，您站在一个上帝一般的制高点上评头论足，颇有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神韵，您以为这些野史八卦可以吸人眼球、赚够粉丝，而且以目前排行第一的赞数来看，您似乎已经做得很成功了——所以，您现在是很得意吗？
嗯，我不想对您的一家之言有过多看法，我只想作为一个“小弟小妹”给您一个建议：您可以不喜欢一个作家、学者，但请您尊重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的诸多类似于“大师”“名家”等耀眼头衔之外，首先是一个长者、老人、甚至只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前辈。对于这些逝者，即使您做不到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换位思考，也请您给他们一个最起码的尊重。
再回到题主问的问题，即“怎么看沈从文49年后不再从事文学创作？”
我看了以上的诸多回答，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江郎才尽”四个字，这种论断大概是根据沈从文先生在1949年之后鲜有优秀文学作品发表之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我认为仅用这四个字来论断沈从文的后半生未免有失偏颇。
那沈从文先生在1949年之后到底是不是“江郎才尽”了呢？
当然不，理由如下。
第一，沈从文先生在1949年后由于政治因素放弃了文学创作，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出土文物、工艺美术及物质文化史等。在此之后，虽然不再有文学作品发表，但是学术著作的创作却从未停止。1957年，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紧接着其出版的历史文化学术著作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包括1958年出版的《唐宋铜镜》、1960年出版的《龙凤艺术》，以及之后的《战国漆器》等等学术专著。其中于1981年9月出版的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几乎堪称沈从文二十多年学术研究的结晶，其研究内容涉及的时期起自殷商迄于清朝，对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全书计有图像700幅，25万字，直接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片空白，以至于至今它仍然是享誉学术界的经典著作。
如此多的学术成就，你能说他在1949年就已经“江郎才尽”了吗？
第二，1949年后，类似于沈从文、曹禺的这样的文学大师的沉寂（即不再有优秀文学作品创作）绝不是个例，甚至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你能说所有这些作家都是“江郎才尽”了吗？
对于“大师的沉寂”这个主题，在复旦大学陈思和先生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有这样的描述：“除极个别在特定条件下（如历史题材）创作出较好的作品外，绝大部分国统区作家的创作优势都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们的抒情变得空洞无力，他们的写实变成图解时事，这使他们的创作不仅数量下降，而且艺术质量上也失去了生命涌动的魅力。且不说巴金、曹禺、叶圣陶、冯至、臧克家等一代作家均没有创作出力作，即使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重要作家如茅盾、艾青、丁玲、夏衍、沙汀、艾芜、田间等，也没有创作出可与自己以前文学成就相媲美的作品。”以上如此多著名作家都在49年之后陷入创作低潮，你能直接把他们通通归为“江郎才尽”之流吗？
对于这个问题，陈思和先生在文末的做出了堪称精彩而客观的结论：“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创作能力的衰竭，而是战争文化心理支配下的当代文化规范不适应并且不能接受他们的精神劳动。”
看到这里也许会有朋友会问，这里指的战争文化心理究竟指的的是什么？
限于篇幅，我简明扼要地说一下，这里的战争文化心理具体指的是毛泽东于1943年10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即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后结集发表），这篇《讲话》直接为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创作指明方向，即从战争要求出发强调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感情、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去、为工农兵和政治服务。而“为工农兵和政治服务”这一原则几乎贯彻在中国后十几年的作家文艺创作中，尤其是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无条件地执行推广。
这样的文艺方向无疑给沈从文曹禺等人以巨大的束缚，从作品思想、感情乃至审美语言都被牢牢地套上了枷锁，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作家再也不能像民国时期那样不受太多束缚相对自由地进行文学创作，因而也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工作者的创作热情。
而沈从文先生相对于茅盾、艾青这样的左翼联盟的作家而言则更受拘束，如果不能站在他的角度换位思考而随便下定论的话，则对他乃至当时整个文坛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说到这里，我们得了解沈从文先生1949年之后不再从事文学创作的直接根源。
其实说到底的主要原因无非两点，
第一在于沈从文先生所擅长的创作内容与国内文化环境的冲突。我们都看过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边城》，里面塑造了一个宁静和谐、恬淡自由的湘西世界，而这部作品也大致能代表沈从文先生的创作风格，即追求真、善、美的乡土风情以及健康、自然、优美且不悖人性的和谐。但是这种文学创作方向无疑是违背“为工农兵和政治服务”的宗旨的，所以这也是沈从文先生之后受到冲击放弃写作的根本原因。
第二则是沈从文先生曾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与中共有过不愉快的回忆。具体的事件大致在解放战争前夕，沈从文曾经发表文章说国共两党的内战是“自相残杀”以及“反对作家从政，提倡自由主义文学”，但是这种说法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沈从文同时受到国共两党的排斥，以至于到了内战胜负大局已定的1948年，沈从文成了首当其冲的被清算对象。
1948年，郭沫若作为左翼政治联盟的代表，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激烈批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资产阶级”作家，其中对于沈从文则用清算的口气辱骂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政治上的乌云给了沈从文以巨大的压力，几乎摧毁了他敏感而脆弱的内心，以至于他甚至有几次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已经不知道在那段岁月下的沈从文究竟经历了什么，但是其直接后果就是沈从文选择放弃从事文学创作而专注学术研究。
其实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沈虎雏所编的《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里面对于沈从文那段艰难的岁月有一些更为直观的描述。
而这本成书于1996年的《从文家书》的编者在前言里这样说：“1949年，正准备‘好好的来写’一二十本文学作品的沈从文，终止了文学事业，也走下了北大中文讲台。由于内外原因交互作用。1月起，陷入精神失常。消息传到刚刚解放的清华园朋友中，梁思成夫妇、金岳霖等马上请他到清华调养。但朋友的真挚关怀未能缓解起病情，他病了很久很久……”
在《从文家书》中，收录了这样一篇沈从文写的手记式散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清晰而真实地展现了沈从文在那种内外压力交加下的抑郁与脆弱。
文章不长，摘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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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
很静。不过十点钟。忽然一切都静下来了，十分奇怪。第一回闻窗下灶马振翅声。试从听觉搜寻远处，北平似乎全静下来了，十分奇怪。不大和平时相近。远处似闻有鼓声连续。我难道又开始疯狂？
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绿色的灯光如旧，桌上稿件零乱如旧，靠身的写字桌已跟随了我十八年，桌上一个相片，十九年前照的，丁玲还像是极熟悉，那时是她丈夫死去二月，为送她遗孤回到湖南去，在武昌城头上和[凌]叔华一家人照的。抱在叔华手中的小莹，这时已入大学，还有那个遗孤韦护，可能已成为一个青年壮士，——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相片发呆。
十分钟前从收音机中听过《卡门》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一些音的涟漪与坡谷，把我生命带到许多似熟习又陌生过程中，我总想喊一声，却没有作声，想哭哭，没有眼泪，想说一句话，不知向谁去说。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
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我希望继续有音乐在耳边回旋，事实上只是一群小灶马悉悉叫着。我似乎要呜咽一番，我似乎并这个已不必需。我活在一种可怕孤立中。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关系，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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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大家读完这篇散文是什么感觉，但是我仔细阅读之时只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助与孤独。这种充斥于上文的孤独感，是一种深深烙印于内心深处的孤独，如秋水般深刻，无论外界如何喧嚣，都难以撼动的孤独。
再想到之前郭沫若代表左翼骂沈从文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真的好想为他辩护，更想作为一个朋友陪他走过这段人生低谷。
可终究是有心无力啊，而当初沈从文所经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或许，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沈从文从来就不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所以他才会对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既不具备任何敌意和戒心，也不是明哲保身地冷眼旁观，而是想满腔热血地关爱它和参与它，所以才会对自身被排斥在时代以外的境遇充满恐惧与委屈吧。
写了这么多，其实并不想为沈从文或者其他人洗地什么，更不想盲目跟风追求所谓“政治正确”，我只想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用文字维护一个已经逝去的现当代国学老前辈的尊严。
所以您知道吗，在我看完《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之后，再看到沈从文话题下赞数最多的答案中的那句“结果正青黄不接的时候共产党来了，那真是人民救星啊。于是从此写不出东西就算在共产党头上，沈从文真是会耍无赖”的时候，心中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惜。
嗯，缅怀沈从文先生，愿您在天堂安息。
利益相关：现当代文学爱好者，中文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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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真的要谢谢大家的支持，感动得无以言表。
请容我再补充一些佐证资料，也是楼下的一些朋友的回答给的提示。
以下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中的一篇文章，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沈从文先生49年之后不再从事文学创作的原因。（注：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
《沈从文转业之谜》（汪曾祺）
沈先生忽然改了行。他的一生分成了两截。1949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写了一些关于文物的书，其中最重大的一本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近10年，沈先生的文学作品重新引起注意，尤其是青年当中，形成了“沈从文热”。一些读了他的小说的年轻一些的读者觉得非常奇怪：他为什么不再写了呢？国外有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为之大惑不解。我是知道一点内情的，但也说不出个究竟。沈先生去世后，沈虎雏整理沈先生遗留下来的稿件、信件。我因为刊物约稿，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要找虎雏谈谈。我爱人打电话给三姐（师母张兆和），三姐说：“叫曾祺来一趟，我有话跟他说。”我去了，虎雏拿出几封信。看了这几封信，我对沈先生转业的前因后果，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从一个方面说，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左、右都骂他。
沈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上说：
“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
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约在1942年顷，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第二次是1947年，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第三次是从香港发动的。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已经有几篇文章披露了沈先生在解放前后神经混乱的事(我本来是不愿意提及这件事的)，似是在这以前，沈先生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自己前途的设想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他在1948年12月7日写给吉六君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基于这样的信念，才使沈先生在北平解放前下决心留下来。留下来不走的，还有朱光潜先生、杨振声先生。朱先生和沈先生同住在中老胡同，杨先生也常来串门。对于“玄黄未定”之际的行止，他们肯定是多次商量过的。他们决定不走，但是心境是惶然的。
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进步学生社团自己干的。在那样的时候，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为渊驱鱼”，把本来应该争取，可以争取的高级知识分子一齐推出去么？这究竟是谁的主意，谁的决策？
这篇壁报对沈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这张大字壁报。
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40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准确。
“一切终得变”、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的。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上说：
“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惟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
但是他又估计自己很难适应：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不幸而言中。沈先生对自己搁笔的原因分析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断挨骂，是客观原因；不能适应，有主观成分，也有客观因素。解放后搁笔的，在沈先生一代人中不止沈先生—个人，不过不像沈先生搁得那样彻底，那样明显，其原因，也不外是“思”与“信”的矛盾。30多年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文艺的主要问题也是强调“信“，忽略“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10年文学的转机，也正是由“信”回复到“思”，作家可以真正的独立思考， 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用自己的脑和心思索生活， 用自己的手表现生活了。
北京一解放．我们就觉得沈先生无法再写作，也无法再在北京大学教书。教什么呢？在课堂上他能说些什么话呢？他的那—套肯定是不行的。
沈先生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也可以说是一条退路，改行。
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据沈虎雏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18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副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无事可做时，就把那些古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欣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彞器钟鼎款识》来看。“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见《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爱国爱民，始终如一，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
沈先生的转业并不是十分突然，是逐渐完成的。北京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馆系，并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在杨振声、沈从文等几位热心的教授的赞助下搞起来的，馆中的陈列品很多是沈先生从家里搬去的。历史博物馆成立以后，因与馆长很熟，时常跑去帮忙。后来就离开北大，干脆调过去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时很痛苦，有时又觉得很轻松。他名心很淡，不大计较得失。沈先生到了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沈先生对于写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跛者不忌履”，一个人写了30年小说，总部会彻底忘情，有时是会感到手痒的。他对自己写作是很有信心的。在写给我的信上说：“拿破仑是伟人，可是我们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河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我初来北京还不懂标点时，就想到这并不太难)。”直到1961年写给我的长信上还说，因为高血压，馆(历史博物馆)中已决定“全休”，他想用一年时间“写本故事”(一个长篇)，写三姐家堂兄三代闹革命。他为此两次到宣化去，“已得到10万字材料、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想重新提笔，反反复复，经过多次。终于没有实现，一是客观环境不允许，他自己心理障碍很大。他在写给我的信上说： “幻想……照我的老办法，呆头呆脑用契河大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个本本的……可是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二是，他后来一头扎进了文物，“越陷越深”、提笔之念，就淡忘了。他手里有几十个研究选题待完成，他方很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时间精力全为文物占去，实在顾不上再想写作了。
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本文选自《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江苏美术出版社）
这篇文章是《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的代序，是完整版。在网上另有流传的其他版本，可某些段落有删节。
其实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能大致推测出沈从文先生49年之后搁笔的真正原因，就像文中加粗处所说：“沈先生对自己搁笔的原因分析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断挨骂，是客观原因；不能适应，有主观成分，也有客观因素。”
以及后文先生写给汪曾祺的信中所言：“可是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
写到这里其实线索脉络已经很清晰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在沈先生是否“江郎才尽”上纠结了，因为这是历史的主客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环境原因也有沈从文先生自身的原因，再反复辩驳也没有意义了。
写到这里莫名有种难过，诚如汪曾祺先生在文末所言：“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而到了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大家对于这个历史问题以及“江郎才尽说”的反反复复的争论，其实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最后，再次鞠躬拜谢。
另外，大家若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的其他回答，里面有不少我很用心地回答的干货答案。
如果觉得好的话，不妨点个关注。
◑﹏◐（好吧，又厚脸皮了…）
祝安好。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