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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要解决的，笼统言之，分为四大问题：一是生存问题，二是发展问题，三是情感问题，四是归宿问题。
一、“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水浒传》与人的生存问题
生存问题是人类最为基本的需要或者称之为最低层次的需要。美国学者马斯洛曾经把人的需要分为六个层次，其最为底层的需要，就是生理需要。
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生理需要中最本质部分就是生存需要。《水浒传》是英雄的赞歌，书中描写了众多的英雄人物。而这些英雄人物的行为的背景或深层原因，多源于生存问题。
对照《水浒传》中英雄们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许多英雄，正处于生存需要这个层次上。
有学者指出，“水浒好汉之所以上梁山和受招安的诉说在本质上就是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封建王朝的大文化处境中就是人们如何解决温饱的生存问题和如何获取功名、建功立业以实现人生价值的问题”。
事实上，生存的问题是《水浒传》中英雄们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因此，造成了梁山好汉具有“重金银的价值观”。“因为它确确实实反映的是贫穷的社会底层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之时的一种生活向往，试想权贵富豪把山珍海味都吃腻味了怎么会向往这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粗俗饮食方式呢？”
以生存状态论，《水浒传》的英雄可粗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生命能否正常存在的英雄，其二是生存质量能否提高的英雄。处于第二个层次的英雄，在他们成为国家的罪人之后，也就与第一个层次的英雄没有区别了：都面临着一个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处于第三个层次的英雄，出身富贵，起初并不存在生存质量的问题，但是由于梁山泊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的招揽，他们正常的生活被打断，从而也不得不为生存而投身到梁山强盗团体之中。
处于第一个层次的英雄，有鲁达、林冲、杨志、武松、石秀、解珍、解宝等多人。他们都是因为生存问题而被逼上梁山的。他们的生存，受到了政治领域的威胁，被迫逃亡而落草为寇。
处于第二个层次的英雄，有吴用、阮氏三雄等多人。他们生活在社会下层，而这种社会下层生活，他们不愿意的。在此情况下，他们积极参与到非法的活动之中，最后参加到梁山队伍上去。
处于第三个层次的英雄，有卢俊义、徐宁等一帮良民和政府的官员，本身并不存在生存的难题，却是梁山好汉设计赚其上山，成了被迫为生存而奋斗的草寇英雄。
生存问题，最基本的是吃喝的问题，这是最低的层次需求。吃喝的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吃喝这种生存问题在多数英雄身上都表现得非常突出。施耐庵在吃喝上多着笔墨。所谓“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正是《水浒传》所体现的精神所在。《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多乐于过着“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水浒传》第十五回）的生活，而很少考虑今后的日子。
对前途担心者，唯宋江一人。
宋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故而一心想得到朝廷的招安，让手下的兄弟们都取得一个封妻荫子的好结局。当然，在宋江心中，能封妻荫子者，仅108 位好汉，其余数千名下层的兄弟，只能取得一个合法生存的身份。李逵、武松等单身汉们，只想造反，只求暂时的痛快，却不管今后的生活问题。原因在于，像他们这样在梁山没有家庭、没有后代的英雄，是不去考虑未来前途问题的。
而这些人，在梁山108 位好汉之中，占有绝对多的数量，可见，人生发展问题，在《水浒传》中并不占有主导地位。
不过，宋江不只是让108 位兄弟都博得一个在边疆上一刀一枪，建功立业后封妻荫子。宋江之所以希望受到招安，主要考虑的是众多小喽罗的吃喝问题。试想，梁山附近的州郡的粮食，已被借了个遍，到以后这么多的兵马，靠什么养活？当林冲入梁山时，梁山上的四位好汉，仅“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水浒传》第十一回）。这时候梁山人员的吃喝问题，并未显得特别紧要。
而到了梁山英雄好汉全部会聚接受招安之时，人员大概已过十万。这么多的人要吃要喝，已绝非小事了。倘若官军采取围而不打的战略，让梁山无处筹粮，坐吃山空，就足以困死这十万人马。因此，山寨人马的生存问题，成为摆在宋江面前的头等要事。像李逵等人，根本不做吃喝的考虑，而只有宋江这样的最高级领导，方才有此思考。
可见，吃喝问题，成为《水浒传》最为重要的问题。大碗喝酒与大块吃肉是《水浒传》英雄饮食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水浒传》全书的最后，是宋江喝下毒酒身亡，最后还是因吃喝的问题而死。
这是不是预示着，对于社会下层人物，解决生存问题的渴望，最终只能以吃喝式的悲剧结束？
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三国演义》与人的发展问题
在《三国演义》中，人应该如何发展，是全书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或者说是全书的主题。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最完美者，或者说，人生的最大的价值如何实现，最好的价值应该做到什么地
步？这就是《三国演义》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显然，《三国演义》所标榜的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是儒家的仁、义、礼、智、忠、信、勇，这既是人生带来与价值发展的动因，又是人生价值实现的标准。
尽管《三国演义》充满了厚黑学的内容，但是，从本质上讲，无不透视着人的发展问题。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研究的探讨，有“正统说、拥刘反曹说、道义说、忠义说、忠义变异说、人才说、
悲剧说、反映三国兴亡说、分合说、乱世英雄徒赞歌说”等十种。
还有学者得出了拥刘反曹说、人才说、悲剧说、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兵不厌诈说、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乱世英雄颂歌说、多层主题说、反思历史说、市井细民写心说、保国安民说、天命说、皇权欲说、强者的颂歌说、主题模糊说等15种。
事实上，无论持何种主题观，都离不开一个人生的发展问题。显然，贯穿《三国演义》全书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三国演义》其实是儒家教义的具体化。《三国演义》中斗智斗谋的本质，多是为了探讨人如何发展才是最佳的出路问题。“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之歌，正好阐释了重视人生发展问题的内在动因。
《三国演义》刻画了许多不同的人物的事迹。这些人物，有其历史真实性，形象万千。不过，显然作者推崇的是儒家化的英雄观。刘备与曹操、孙权等用人策略的不同，根源于对儒家学说信仰程度的不同。
刘备为何受到尊崇？不只是正统观念的影响，也与两汉诞生了数名优秀的皇帝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些皇帝的政治行为，多以儒家思想为政治的指导。因此作为皇族后裔的刘备，其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皇帝的影响，以儒家学说为人生的指导思想。刘备结交了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一
批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之人，并以儒家的精神而获得了人心，这与曹操、孙权等人夺得天下有根本之不同。曹操与司马懿等人的奸诈，让人们感受到他们只是奸雄，而非英雄。吕布的人格卑劣不堪，号称三姓家奴。其因就在于他的反复无常。
人生的发展，首先讲智，其次讲仁，再次讲勇。这是儒家所宣扬的“三达德”。符合这三点，则表明其事业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政治人格决定着英雄事业的成败。吕布在这一点上，就成为社会所痛骂的对象。而关羽等人，因为忠诚于主人而受到了特别的社会称扬。忠诚观是汉代以来最为重要的人格。
凡忠诚者，多能建功立业。如关羽忠于刘备，为时人所道。关羽为曹操所擒，曹操待之甚厚，原因就在于他忠于故主。关羽杀颜良，为曹操立功，算是报答了曹操的恩德。曹操知其必去，重加赏赐。但关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信用观也是功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一言九鼎，重然诺是当时社会敬佩的品德之一。蜀汉赵云选择刘备为主，就与讲究信用大有关系。史载太史慈为孙策所俘，孙策信任之，太史慈请求回去收拾士卒以助孙策。孙策令其速去。他人不信，孙策却说，太史慈乃青州名士。以信义为先，终不欺策。次日，孙策大请诸将，预设酒食。立竿视影，日中而太史慈返还。赵云、太史慈二人均立下功勋。
事实上，全书并没有如此消极的人生体验，而是积极的进取思想在起作用。《三国演义》人物众多，众多人物的登场，大多存在着一个人生的目标问题。而人生目标的确立，又与他们的人生观密不可分。
作者让儒家式的英雄成为人民敬慕的偶像，而让非儒家式的人物成为人民唾弃的小人。如此的价值观，正是要告诉读者，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成功与失败，而在于如何做人.因此，人生的成功，不只在于事业的成就，而在于是否合乎社会理性正义。
三、“开辟鸿蒙，谁为情种?”———《红楼梦》与人的情感问题
对《红楼梦》主题思想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红楼梦》
的主题最为世人所重，学者的研究也最为兴盛。
《红楼梦》探讨的是人生情感追求的问题。在《红楼梦》中，人的生存与发展，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情的问题，即人的情感追求的问题，则处于最高的地位了。当然这种情，首先表现为爱情。即源于男欢女爱，而又超越一般的男欢女爱之情，是升华了的爱情。
所谓“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所谓“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
《红楼梦》第五回）），正说明了《红楼梦》重在写情。周汝昌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
华情文化’的代表作，也是集大成、领新境的创造之主”。
刘小枫说，贾宝玉“这位‘新人’既不修经世礼教，亦不参禅面壁，不过放荡吟诗赋酒而已，飘然诗仙一副‘狂禅’的样子。然而，这位‘新人’提出了新的人性根据和世界价值形态的根基，这就是‘情性’”。
刘再复说：“贾宝玉是先‘情情’而后才‘情不情’。”无论是“情”，还是“不情”，总之，都离不开一个情的问题。
《红楼梦》所写的情，不是亲情，不是友情，而是男女之情。因此《红楼梦》所写的情，超越了男人的事业。在情感面前，事业反而变得甚为渺小了。为何事业在情感面前会渺小起来？这是因为，人的价值追求，已经开始超越儒家内圣外王的价值观了，而只是追求一种个体价值观。从而不仅开始对儒家的价值提出了置疑，而且还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念，即个人感情的价值超越人生事业的价值。
《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生在富贵之家，用不着整天为生计操心，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福日子，不存在生存的问题。因此，他也就不可能幻想有朝一日，可以过上“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对于贾宝玉来说，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何为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按照一般的常理，贾宝玉应该考虑的是事业发展的问题。但是，贾宝玉却鄙视仕途，而单单追求人生中的情感。贾宝玉鄙视功名利禄，首先是因为他不存在生存的难题，因此也就不用担心考虑人生最基本的生存的问题。
其次是因为，他生活在如花似玉的美女群落之中，受到女性思维的多方影响，从而使其性格趋于女性思维化，也不再考虑人生的发展问题，而只考虑人生的情感的问题。《红楼梦》与其说是写一个男人生活在美女圈中的世界，不如说是写一个男人的女性化的世界。《红楼梦》中大批的女性，多在为情而愁，离开了情，她们的生活便失去依靠。
《红楼梦》中主人公对人生情感的追求，第一是对异性性爱的追求，第二是对异性之情爱的追求。
而这种追求，不存在生存问题，也不存在发展的问题，属于马斯洛所说的精神价值追求。因此，这既是一种高于人生生存的追求，也是一种高于人生发展的追求。这种追求，让人生的意义增加了内涵，不再局限于低级的生存层面，也不再局限于中级的发展层面，而是扩展到高级的愉悦层面。
《红楼梦》写情，但是，主人公最后不但未得到情，而且还为情所伤，为情而死，为情而失去了人生的一切。
把人生的爱情作为人生的重要问题提出来，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进行研究，《红楼梦》一马当先。
当然，《红楼梦》并没有解决这样的一个历史难题，但却对这样一个历史难题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显然，《红楼梦》是对情的理解，而突出了情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
四、“拜求真经，以济众生”———《西游记》与人的归宿问题
《西游记》被称为神魔小说，其神魔的生动性与离奇性，让读者感受的首先是神魔力量的无穷无尽。神魔小说的特点是：“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但其主旨却是在思考人世的现实问题。
有学者认为，《西游记》只有一个主题，即“通过大闹天宫、西天取经等情节的描写，表现了孙悟空对传统势力的斗争，热情歌颂了孙悟空反抗压迫和束缚、追求自由、不畏艰难、顽强勇敢的战斗精神和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
显然，这种观点并没有深入到作品中最为深刻的内容，即人的归宿的问题。
神魔的归宿其实就是世人的归宿。
人的归宿在何处？《西游记》给了一个相当完美的答案：人的永恒，在于成佛，何谓佛，即精神不灭。
人生的归宿，既然有一个自然物质的归宿问题，又有一个精神家园的归宿问题。孙悟空从齐天大圣到行者、到悟空，再到最后成佛，都是表明对人生最后归宿的思考与指点。
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在儒家看来，是做到三不朽。“三不朽”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
大者，不可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而在佛家看来，人生的意义，却是成佛。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所取得的真经，不在于经
书内容的非凡，而在于他们通过这些人生的磨难，最终体味到了人生的永恒的意义。孙悟空的出身，代表着人生的起始，《西游记》中唐僧与其四个徒弟，除了猪八戒，其他都没有色心，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可见，《西游记》不以情为主旨。师傅与徒弟的追求是什么？是取经。
取经做什么？为了普渡人生。如何普渡众生？是通过来世。故而，《西游记》的主旨，是对人生的归宿进行安排。
在四大名著中，唯有《西游记》写的是神魔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的混合，无论是神还是魔，他们多数不是生活在天上，而是生活在人间，《西游记》中师徒四人西天取经，走的是人间的路，而非天上的路。
以孙悟空一个筋斗翻过十万八千里的速度来讲，如果他带着其他人走路，师徒四人片刻便可达到西天佛国，取得经来。而且当孙悟空取经途中遇到妖魔之时，他也求过如来，但是，师父与徒弟取经的路上不得腾云驾雾，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只能先进行量变，最终方可达到质变。
而质变之后的返程，是一路顺风，再没有妖魔———或者只是心魔的作怪了。唐僧师徒四人战胜妖魔的过程，也就是寻求人生终极目标即人生归宿的过程。
人生终极的意义，不是为生存问题焦虑，不是为发展问题而选择，不是为情感问题而烦恼，而是为人的本身成佛而得道。
在到达西天之后，唐僧见了如来，提出了求经的要求：“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遥诣宝山，拜求真经，以济众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赐回国。”
如来说：“你那东土乃南瞻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酬，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我今有经三藏，可以超脱苦恼，解释灾愆。”（《西游记》第九十八回）
在如来看来，东土上下人等为非作歹的原因，在于没有得到真经。而真经的内容，却是四大皆空的人生。悟了人生的空，就可成佛，成了佛，即可普渡众生了。故而，有学者以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是“以佛治国”，尽管是以政治思维代替了更高级别的人生终极目标思维，但这种观点还是很有见地。
事实上，让人人成佛，不只是以佛治国的问题，而且还是对人生终极目标认定的问题。
《西游记》解决的不只是唐僧师徒四人的成佛问题，而且也是解决人间众生的成佛问题。简而言
之，就是解决众生的归宿问题。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从解决人生需要的基本问题层次上看，《水浒传》处于最低的层次即生存层次。但唯其处于最低的层次，才说明了中国历史都必须面对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人的生存和生存权的问题。
《三国演义》处于第二个层次即发展的层次。毕竟人不只是为解决生存的问题而生活的，因此，发展的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解决之后需要解决的重要问。《红楼梦》则处于第三个层次即人的情感问题。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情感需要是人性的重要体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建立宏大的业绩，成为时代的英雄，但每个人都存在情感的需求。
《西游记》处于最高的层次即人生的归宿问题。这个层次已经超越了人的一般的需要，而达到了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的本质是人学，每一部著作，都只是侧重于解决人生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不能全面地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
但是，四大名著联合起来，就把人生最为重要的四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为什么中国只存在四大文学名著，而不是五大或三大名著呢？原因就在于，只有这四大人生问题，才是人生最为重要的问题。
而不属于这四大问题的其他问题，只能是附着于这四大问题之后的小问题。四大名著并非道学之，但是，却寓道于生动的故事情节之中。四大名著之所以长期以来受到人民的欢迎，不只在于其故事的生动性，而且还在于，通过阅读四大名著，人们可以获得感悟人生的道理，并影响其生活的态。
刘再复先生贬《水浒》、斥《三国》而高歌《红楼》，以为“《红楼梦》是生命之书，而后两者则是反生命之书。”刘再复未拿《西游记》与《红楼梦》对比，其因不明。事实上，这四书的本质区别不是在歌颂生命与反生命的问题上存在对抗，而只是处于解决人生问题不同层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