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渊洁是哪里人 郑渊洁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是真的读郑渊洁的小说长大的,几乎读过他的所有作品,《童话大王》八十年代的读过一些,九五年之后到他封笔期间的全部《童话大王》是全部有收藏的。

郑渊洁的童话作品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历史上非常奇特的现象,这些作品为我们勾勒出结束文革到信息社会这三十年间社会的种种变化。先写个总结,没时间读全文的朋友可以直接读以下这段总结:

早期(八十年代及以前)儿童文学作品中,郑渊洁反反复复强调着“出身”问题,这是他本人反对“文革”的出发点。“出身不好”是郑渊洁的童年梦魇,他的小说“人物”都是以出身不好的动物来写的,而不是传统童话中的“兔子”“猫”等等。在郑渊洁的笔下,“兔子”是被驯服的(《驯兔记》),这种来自教师的压迫首先让那些“表现好”的孩子“异化”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唯一的一个无法变成兔子的桀骜不驯的皮皮鲁也只好披上兔子的外衣,假扮成兔子生活,这种荒谬的场景在共和国历史上岂曾少见?郑渊洁自己笔下的童话,如舒克贝塔,他们做的都是好人好事,可只是因为他们是“老鼠”却备受其它动物甚至自己的同胞欺负(《第一次写舒克》),“大灰狼罗克”出自郑当年主办的《大灰狼画报》,大灰狼同样也是出身不好,无法跟兔子交朋友,连做了好事也要被怀疑(《第一次与狼共舞》)。郑渊洁童话“最美的一篇”《天上有一朵云》,反反复复提到的是“有的羊像狼”,这也是经历了动乱年代的人的呼喊。“出身”的阴影是郑渊洁早年作品的重要特点,或许也正因如此,他才有了现在这样的教育儿童的立场,即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这是善良的,但又是非理性的。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站在孩子的一边”这样的立场并不坏,尤其在中国现在的教育环境下,郑渊洁一直保持这与孩子们的想法相同,这也很难得,这样的态度的具体的讨论在后文再提吧。
到了中期,郑渊洁自己的孩子长大,那些童话的最初的读者也长大,郑的笔法也越来越成熟,这时候郑的尝试是开始一些成人化的童话作品,这种风格的转变从《奔腾验钞机》开始尝试(后出版为《我是钱》),经过《杀人蚁》而至《月球监狱》趋于成熟。这些作品直接面对了社会上的诸多问题,尤其《杀人蚁》,简直是九十年代社会犯罪浮世绘,尽管写作上中篇风格还未正式形成,但是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尝试。此后,郑的中篇故事都各个颇有意思,且重复率低——这在通俗文学领域非常少见,许多大作家的通俗作品都是无限重复先前的桥段。而郑笔耕不辍,不断把自己的生活转变成小说,从买电脑到买房买车,从办公司到文联和出版界,信手拈来,这一时代的努力,使得他现在不必花费大量精力写作文学作品就有大量的作品可以出版。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批作品,直到新世纪。
到了新世纪,郑渊洁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这时开始获得了初步的商业成功,而真正的大成功却是在封笔、换出版社之后。这一时代的作品都是大家熟悉的作品,其中文学性最高的是《金拇指》,写炒股的故事,这已经从《车鼠李小二》时代对股票的粗糙的描写进步太多。而写到各种人物的性格(“我”作为一个中年妇女),都是非常出色的写法。以“中年妇女”为主人公的叙事,甚至完全超过了《智齿》以“作家”为叙事者的描写。而《病菌集中营》写反腐问题,本来结局是悲剧,却由于读者的强烈要求,才有了续集出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面对今天的腐败,这难道不讽刺吗?其余各部不再一一枚举,《鬼车》是退步的作品,《仇象》发表中断后未恢复连载。郑渊洁至此基本没有大型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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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吧,很多人认为郑是儿童文学作家,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觉得的,1995 年的时候我开始上小学,那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杂志,杂志里面登了一篇“对话录”,是郑渊洁用自己和皮皮鲁的语气写的对话,1995 年的时候他开始尝试向小朋友们介绍计算机,提到比尔盖茨,而那个时代他自己也开始尝试一些商业的运作,然而这些尝试(不管是卖牙膏的《教室里的隐身人》还是卖电脑的《奔腾验钞机》)在商业上都不能算成功。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植入广告,也是我在 1995 年的时候就看到了的,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而他恰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转型,作品的风格大变。

那时候我其实不太能看懂每一期《童话大王》里面的全部文章,虽然一直都在看,但是看到像《杀人蚁》里面写到例如市长与秘书偷情、以及各种各样的违法犯罪行为(故事情节是蚂蚁可以杀死所有未被法律制裁的犯罪者的故事)。我那时候才小学一年级,其实能看懂的与犯罪有关的内容,实在很少,直到 1997 年的时候,大概是到了年底,《失踪 100 天》那一期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我已经开始能看懂这些东西了。再到 1998 年,我个人认为那是郑渊洁创作的黄金时代,中篇小说几乎个个都好,摆脱了早期其实由短故事组合成的问题。而且,1998 年开始,郑渊洁开始写《100 个第一次》的随笔,这样的东西很深地影响了我。

说来也空洞,读过他八十年代作品的人很多,读过他新世纪作品(长篇小说)的人也很多,可读过他的中期作品的人很少(我指他九十年代的作品)举几个例子吧:

在郑渊洁的《100 个第一次》系列随笔中(后结集出版《第一次写皮皮鲁》),他自然提到许多教育的问题,这些对一个孩子影响自然会很大,这里且不谈,读过的人都知道。我想说的是在当时他就已经写到了许多社会问题,这些东西似乎是在预告某种“新时代”的到来,这在当时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学生,虽然每天活在学校乱收费的阴影里,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改变什么,而看到郑渊洁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孩子避免接种劣质的疫苗(《第一次做缺德事》);
到了 1999 年,郑渊洁的《第一次杀人》提到了堕胎问题,此后还有许多直接面对文革和敏感事件的文章,例如写文革时期他听到林彪出逃的消息,真是觉得“童话都不敢这么写”(《第一次工作事故》);
写他自己看斯蒂芬金的小说觉得不够可怕,在文革的时候,每个人都目睹过比那更残忍得多的东西(《第一次打人》),写到农民批评“孔孟之道”,说“孔孟知道的,我们贫下中农一样可以知道”,然后自己又不能笑出来的感觉,批评了“围湖造田”,文中处处触目惊心,我在小学时候见郑渊洁文章提“三年自然灾害”如此荒谬,竟然以为“自然灾害”是郑渊洁开的一个玩笑,不想后来才知道竟然有人还真的觉得那是自然灾害(《第一次抗洪抢险》);
又例如写自己在四五运动时候在天安门广场,此后的隔离审查却欺骗组织说“没有去过天安门”,文中虽然未提及历史循环,但其实不难看懂郑的意思,过了十余年,历史竟然又再度重演,这篇文章(《第一次欺骗组织》)出版时在《第一次写皮皮鲁》中收录,而在《童话大王》上刊出却已经到了 21 世纪。

还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末到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里,郑渊洁的《童话大王》的读者来信部分简直如同现代的博客,读者把自己面对的各种问题告知郑,郑又用自己的刊物让读者看到这些问题。此后的郑渊洁读者论坛(“郑坛”)曾经或许是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候的网友称郑为“老大”,其实是很温馨的地方。郑还在写长篇,还曾经尝试过最早的播客(《郑氏胡说》),我下载的第一个“种子”就是郑渊洁的《郑氏胡说》,只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说了以上这么多,说的不过是郑对我的影响而已,而究竟不是评价,我想,评价郑渊洁,有这么几个重要的东西需要注意:
讨论的问题虽然敏感,但政治不触红线,早年作品可以反映出一些民族主义的倾向。郑渊洁“出身不好”,家里祖父是中医,尽管出生在军人家庭,自己当过兵(小说《翼展》),父亲是军人,曾经做过马克思哲学教员,但是文革时候还是会受到影响。父亲对他的影响非常深(《郑渊洁家书》),父亲也是他的读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虽然大家说起来是很黄很暴力,但是其实还是不会有太大的“政治”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还值得注意的是郑渊洁身上的民族主义,他购买过进口金笔,却发现里面连吸墨水的地方都没有,买了日本电饭锅,也发现质量问题——在面对这些质量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把这样的问题全部弄成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些作品写作的年代是 1999 年前后,那是一个“中国可以说不”的时代,这样的东西在今天再来看,对于小读者可能有些问题。关于这一点,单独列出,即郑渊洁对儿童教育的看法问题。前面我提到,郑渊洁对儿童教育的看法,或许是因为他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这是善良的,但又是非理性的。特别是郑渊洁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同样也可能会“站在鸡蛋的一边”,即多数情况下极端重视“民意”。提到教育问题都是仅从小朋友的立场出发,这样的观点自然会是偏狭的,但小朋友却从来没有读到过这样的东西,这里面那些“革命”“煽动”的东西真的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冲击,而郑渊洁在那个时代又真的在推动这些东西。郑的看法真的可能会对小朋友影响很大,但是这时候又出现一个问题,以小孩子的立场出发,正如分析社会问题以“人民”的角度出发,难以避免的是“多数暴政”问题。郑的微博平时少有与民意相反的情况,在儿童教育问题上也从来没有反对儿童,几乎从来没有过支持学校的时候。所以有校长听了郑渊洁的演讲后会说“郑渊洁先生一讲话,我们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就白做了。”小孩子看了固然解气,但是停下来思考一下,这种立场上的极端化真的是完全合理的吗?恐怕不见得,但是这个问题恐怕不能批评郑渊洁,在儿童教育的问题上,这是郑的儿童文学作家身份决定的,这也是郑渊洁形象和品牌的一部分,更何况他的很多观点在在儿童教育问题上恐怕也没有问题。但是类似的想法用到社会问题的评论上,即完全站在“群众立场”上,这就可能会有问题,这也是很多“公知”常犯的毛病。和群众站在一起难免变得懒于思考,更可怕的是如果自己有清醒的思考,却因为种种缘故依然去向群众(或者其它任何人)献媚。这些东西虽然打着民意的口号,甚至也声称公平正义,但同样是某种“民粹”,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与独立思考相矛盾的东西 。商业性特征明显,注意维权。前面提到郑渊洁早年的一些商业化的尝试,例如将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注册成商标,也常常跟各种侵犯这些商标的人打官司。所以到了现代,郑渊洁的作品大卖我并不觉得奇怪,在这些方面郑渊洁的尝试远远领先于时代。在接触计算机和互联网方面也是如此,而且郑渊洁的作品中可能是因为比尔盖茨和他自己一样都是退学生的缘故,也对微软公司这样的商业经营表示赞许,这些也是很超前的事情。而关于侵权问题,最影响郑渊洁的一个案子恐怕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二生肖》问题了。我们几乎都见到过至少一本旧版的《十二生肖》,而当时这套书销量之大简直难以想象,这都是出版社私自印刷的结果,郑并未在其中获利,此事由郑的一位父母在印刷厂工作的读者写信告知了郑,最终郑发现了真相,也正因此,此后郑的书的商业性和版权意识(防伪商标)就更强了。
在愚昧的浪潮中,如果和身边的人在一起,抛弃掉独立思考,我们都可能会成为愚昧的同路,郑也不例外。现在我们会说八十年代是黄金时代,而八十年代也有愚昧的一面,气功浪潮席卷全国,各种伪科学现象层出不穷,甚至直接影响了后来九十年代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有的当时的艺术家其实也受到气功这些的影响。郑渊洁本人就是童话作者,在八十年代,他对这些东西分辨不清,有很多时候其实没有太分清科学和骗术的界限,有些对特异功能的包容,这些现在看来自然成为污点,不过连钱学森都这样,又何苦为难一个郑渊洁这样一位小学肄业生呢。而最大的“污点”就是在他的刊物上谈到了当时“水变油”的把戏,尽管提出了一些怀疑,但是仍然看起来对此非常好奇且激动不已。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郑渊洁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在新世纪,犯这种错误的机会反而比其他名人更少。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郑的转型曾经引起巨大的非议。在作品中讨论性问题,用“殷静”这样的名字为小说女主角命名,这样的东西在那样的时代可能是超前的,而在现在,八零后已经开始成为孩子的家长,对这样的东西会有更多的包容。这样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对我而言,如果没有郑,我不会在 1995 年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知道“猎头公司”,不会在 1996 年就知道贪官们的腐朽生活, 不会在 1997 年就知道买房的时候可能遭遇的骗局, 不会在 1998 年的时候知道办一家自己的公司会受到的种种刁难,不会在 1999 年的时候知道前面举过例子提到的那些共和国历史上曾经的愚昧的黑暗的历史,这样的东西让我开始思考,如果没有这些,我可能会被洗脑得更久,更晚尝试独立思考,虽然中小学时代读到这些会有一些激动,但是还是庆幸我读到过这些。到了今天我才能回过头来重新独立地来思考郑的作品中的一些问题。
文中所引并未仔细查询相关资料,全是凭自己记忆,但我绝对确定文中所引用(至少其大意)和转述超过 90% 的准确率,关于郑渊洁的作品的学术论文很少,这里引的也都是郑自己的作品和随笔集。有空我再来补充些材料,顺便把这里的文字再多整理整理。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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