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申论考试论证部分包括议论文和公文式文章的论证。无论哪种类型，都是指经过对所提供的材料的阅读、分析，切中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在给定的字数范围内全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且“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说服有力”。议论文形式包括：阐述型议论文、评论型议论文（可立、可驳）、引申型议论文、演讲型议论文。申论考试的题目可以是其中任一一种或几种议论文形式。
经过对申论考试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历年申论考试的形式虽然灵活多变，题目变化多端，但无论是要求考生写出一篇完整的议论文文章，还是报告等其他形式的公文文体，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切合点，即需要对材料反映的主要问题进行论证。只要掌握了论证的方法，我们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比较轻松的完成考试内容。针对申论考试的特点、要求，我们总结了以下论证的应试方法。
一、例证
例证是指在论证过程中运用典型事例作为论据来证明论点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由于运用的是客观事实证明论点，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例证是申论考试的论证中最常用到的技巧，在选取材料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材料与中心高度一致；
第二、材料要有代表性；
第三、材料要有新颖性（跟得上时代脉搏、老材料新立意）；
第四、尽量发掘材料深意；
第五、对材料精选出精；
第六、正确使用材料（从正确的角度使用材料，好材料也不见得能说明论点）
二、引证
引证，就是用已知和公认的道理、原则作论据来论证个别性的论点，也就是“事理论证”，即“讲道理”。引证常常引用经典言论，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和领袖的有关论述，或引用如鲁迅、爱因斯坦等中外名人的名言，作为自己言论的根据。此外，公认的原则、公理、格言、成语、古谚等，也都可以用来作为立论的根据。
三、喻证
喻证是用比喻作论证，拿比喻者之理论证被比喻者（论点）之理。比喻者和被比喻者虽然是两类不同的事物，但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一般性原理，因此它们之间具有推理关系。喻证最大的特点就是形象、生动、传神。
【例文】
“肮脏”冰淇淋与监管“稻草人”
“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时尚、小资的这句广告词，挠中不少热衷追风的国人的痒处，哈根达斯遂以顶级姿态立足我国市场。万万想不到，有“冰激凌中的劳斯莱斯”声誉和价格的它，会从黑作坊端出来；而接到群众举报，本以为要端个冒牌窝点的执法机关，却出人意料地逮了个“正宗嫡系”。
顷刻跌碎一地眼镜。
不过，就像奶粉碘含量超标的雀巢，“曝光”后一再强调产品绝对安全一样，承认无证生产“基本属实”的哈根达斯，在致歉同时也反复强调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此事仅涉及我公司对申请糕点加工卫生许可证工作的忽视，不影响其他产品的质量及服务”，“深圳哈根达斯的产品经常会不定期地送卫生防疫部门检验，送检产品也都全部合格。”
哈根达斯的“危机公关”意图很清楚：这只是偶然的孤例，仅失于管理细节的疏忽，深圳被查处的冰淇淋虽然做得恶心，但吃了放心。不过，消费者恐难如此善解其意。首先，申请卫生许可证会忽视，别的呢？深圳会忽视，别地呢？其次，“全部合格”的只是“送检产品”，不等于全部产品，送检100%过关不过小菜一碟——谁会拿不合格产品送检？
不过，哈根达斯的危机公关，更点出产品质量监管者自欺欺人的问题。群众都举报上门了，管理者竟对大名鼎鼎的哈根达斯是否办理卫生许可证毫不知晓？对其产品质量的监督，是不是只限于坐等上门送检？似这般的监督、监管，又与眼瞎、耳聋、嘴哑、手脚不动的稻草人有什么两样？
何止哈根达斯，又何止深圳。从早先的“苏丹红”，到最近的雀巢奶粉、光明牛奶和维他奶，连普通消费者都看出：监管部门对车间、原料、加工、标准等一系列直接影响质量的生产环节，存在严重的监管不力。这就难怪消费者会在许多产品领域防不胜防了。在曾经震惊全国的阜阳劣质奶粉案中，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曾表示：原以为可能只是个别地下黑窝点、制假窝点闹的，没想到一些合法企业也在造假。现在看来，许多监管部门并未吸取那场食品灾难的惨痛教训，在事关生命安全的食品生产源头监管上，重任仍由一个个稻草人担负着。
抓冒牌哈根达斯却抓住哈根达斯嫡系的歪打正着，是监管“稻草人化”的绝妙佐证。厂商是经济人而非道德人，其趋利避害的选择受市场生态支配，要遏制它们被“污染”，首要的就是不能派“稻草人”去进行市场监管。
在短文的结尾处，作者引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话：“事关生命安全的食品生产源头监管上，重任仍由一个个稻草人担负着”。“稻草人”除了形象之外，作者的爱憎也蕴含其中。
四、对比论证
对比论证是将两种性质载然相反或有差异的事物、观点列举出来，进行分析比较，以阐述正确的观点或驳斥错误的观点的论证方法，也叫正反对比论证。这种论证方法对比鲜明、是非清楚、给人印象深刻。
对比论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叫横比，是将发生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两种性质截然相反或有差异的事物、观点进行比较，肯定正确，否定错误。第二种叫纵比，是将同一事物、观点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的不同情况进行比较，判定优劣。
【例文】
两只鸡
主人养了两只鸡，一只是灰黑色的鸡，一只是芦花鸡。那天，主人决定要杀掉一只鸡给儿子过生日。他将两只鸡叫来，先问灰黑色的鸡：“你说说，你为什么要下蛋。”鸡说：“我不知道，我吃了食，肚子里有了蛋，就要将它生下来，不生下来，把它留在肚子里就不舒服。”他又问芦花鸡：“你为什么要下蛋？”鸡说：“主人喂了我，我的生命是主人给的，我就要知道报恩。主人给我的是谷物，我要给主人以鸡蛋。我吃的是淀粉，贡献给主人的是蛋白质。”主人又问灰黑色的鸡：“你说说你今年打算下多少蛋？”鸡说：“我不知道，肚子有了一个蛋，我就要将这个蛋生出来。”主人问芦花鸡：“你打算今年生多少蛋？”鸡说：“我要多下蛋，下好蛋，为主人作出更大的贡献，力争一天生两个蛋。”主人连夸“好鸡”、“好鸡”。主人刚杀掉了灰黑色的鸡，妻子回来了。她说：“哎呀，你怎么把一只会下蛋、下蛋多的鸡杀了呢？”主人愕然。
这段文章中作者主要运用对比的方法来讲的，对于主人提的问题，黑色的鸡是如何回答的，芦花鸡是如何回答的，根据两只鸡不的回答，主人决定了它们的命运。最后以“哎呀，你怎么把一只会下蛋、下蛋多的鸡杀了呢？”结尾，折射出作为决策者，识人、断人的重要。
五、理论论证
理论论证是指通过对有关问题所包含的事理进行分析，并提示其内在联系，从而使论点得到证明和深化的方法。这种论理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作者既不摆事实，也不引经典，也就是说并不借助其他手段，而是直接通过剖析事理，分析问题来揭示论点和论据之间的关系，树立论点。这种方法运用的是演绎推理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论证，关键是进行严密推理，找到普遍规律和论题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论点的本质及其普遍性和规律性，使论点在逻辑上获得可靠性。
推理的手段是分析和概括。
运用这种方法的核心是找到事物的因果关系，或由因证果，或由果求因，所以这种方法也称因果分析法。
【例文】
“公车改革”为什么缺乏公信力?
除北京之外，成都、威海、珠海也都公布了车改方案。这些方案大同小异，无非是给干部按职务发车补，然后把他们原来的“坐骑”卖给他们。目前对于“公车改革”出现了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凡是干部，基本上都赞成车改；而对于多数百姓则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显而易见，公车改革已经丧失了几年前刚刚推出时的公信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在我看来，这和各地的“公车改革”都是以不损害甚至大大增进“干部”的利益为原则直接相关的。对干部来说，公车改革首先意味着看得见、摸得着的货币收入增加了。以北京为例，处级干部每月最高车补１８００元，接近一些“海归”和研究生初次就业的工资。如果想买私车，还可以享受“购车价格２０％的一次性补贴，最高可补３万元”——多么实惠、多么体贴、多么细致入微的改革啊，怎么可能不受干部们的欢迎呢？考虑到北京一般老百姓的最低生活保证金才３００多元，这样一个补贴数字是惊人的。这样的改革给人的感觉是，干部们又想出了一个给自己加薪的好主意。公车改革“压缩公务交通费用支出”的目的能不能达到还有疑问，但纳税人先要花一大笔钱向干部们赎买他们“乘坐公车的权利”倒是实实在在的。
“公车改革”之后，缺乏刚性的措施确保不再出现“变相公车”，这是公车改革缺乏公信力的又一个原因。许多地方的公车改革，都留了一个尾巴：为主要领导和“紧急公务”的需要，保留几辆公车。经验告诉我们，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之后，待“改革”的风头稍过，因为“需要”而保留的公车数量会逐步增加，使用的范围也会逐步扩大，直到恢复到改革前的水平为止。除非我们明确规定，每增加一辆公车，都要经过同级人大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同意，否则的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绝招能够防止公车数量“反弹”。
“公车改革”缺乏公信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群众的许多疑问，在“改革方案”中都没有回答：比如说，有实权的干部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找企业长期“借用私车”怎么办？比如说，如果干部不愿意花费已经落入口袋的“车补”，而让求他办事的企业和个人报销车费怎么办？再比如说，因为没有公车可坐，干部们可办可不办的事情就不办了，因此降低了工作效率，耽误了公事，又怎么办？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车改革”缺乏公信力，是当前不少改革措施受到质疑的一个缩影。和干部们每经历一次改革，待遇和福利都上一个台阶不同，对群众来说，很多改革完全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其是对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普通员工而言，改革通常意味着“下岗”、“买断工龄”、“竞争性上岗”、“末位淘汰”等一类令人不寒而栗的名词。不仅货币收入很难增加，连原来的安全感也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让他们无条件地拥护这些“改革”。如何在改革中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重新赢得群众对改革的支持，是我们在下一步的改革中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也“公车改革”丧失公信力带给我们最大的教训。
这篇文章首先提出问题：“公车改革”为什么缺乏公信力？然后依次分析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各地的“公车改革”都是以不损害甚至大大增进“干部”的利益为原则；“公车改革”之后，缺乏刚性的措施确保不再出现“变相公车”；群众的许多疑问，在“改革方案”中都得不到解决；最后又深一步挖掘出其原因还有：“公车改革”缺乏公信力，是当前不少改革措施受到质疑的一个缩影，使问题不仅仅只停留于“公车改革”的问题，而是深入挖掘，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干部们每经历一次改革，待遇和福利都上一个台阶不同，对群众来说，很多改革完全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其是对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普通员工而言，改革通常意味着‘下岗’、‘买断工龄’、‘竞争性上岗’、‘末位淘汰’等一类令人不寒而栗的名词。不仅货币收入很难增加，连原来的安全感也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让他们无条件地拥护这些‘改革’。” 该文论证层次清晰，论述颇为深刻。
六、类比论证
即抓住事物间的联系，展开联想和类比，证明论点正确性的论证方法。世间万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和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抓住这一点就可开辟广阔的思路，产生崭新的认识，写出观点新颖、内容充实的文章。
【例文】
从伯乐相马说到制度选人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颁布，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中的一件大事。由此想到伯乐相马和制度选人这个话题。
伯乐相马，是一个古代寓言。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唐代韩愈在《杂说》中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人们赞许伯乐，是因为伯乐识才独具慧眼，后人多以伯乐相马形容举荐人才的善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不少领导干部以伯乐的慧眼和胸怀，擢拔人才，奖掖后生，实为对改革和建设的一大贡献。当人们为我们党和国家人才辈出、事业兴旺而自豪的时候，永远不会忘记伯乐们的高风亮节。
伯乐相马的精神是好的，但用这种办法选人毕竟有其局限性。因此，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建立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建设。《干部任用条例》在多年试行的基础上，吸收了新鲜经验，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条件、程序管理以及监督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是制度建设的一个很大的成就。
江泽民同志指出，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十分注意解决好知人识人问题，关键是要健全和完善干部考察、评价、监督、激励的科学机制。经验证明，看准人选准人，靠一两个、几十个伯乐是不够的，凭个人的经验和感觉是靠不住的。正像在有些地方和单位，常常是“由少数人选人”或“在少数人中选人”，缺乏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保证，也缺乏完备、规范、严格的标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确有遗珠之憾，也确有坏人混进领导岗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转变观念，健全机制，创新制度，实现靠制度选拔任用干部。
靠制度选人，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变“相马”为“赛马”，使德才兼备、干部“四化”等标准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谁优谁差，谁符合条件，谁“有本事，靠得住”，通过竞争，择优选用，从而最大限度避免了走门路，拉关系，靠年头“熬官”，凭关系“跑官”，甚至用金钱“买官”的弊端。这样就提供一个公平竞赛的平台，人们有了展示才能的机会。
把选人用人的标准、条件等交给群众，使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干部任用条例》的一大特色。干部生活在群众之中，他们情况如何，群众比较了解；选谁用谁，群众胸中有数；怎么选怎么用，也在群众的监督之中。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选人用人的透明度，扩大了民主和监督的作用。这是防范失误，堵塞漏洞，真正把人看准选准，避免用人失察的重要措施。
程序十分重要。完备的程序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包括了对干部考查的重要内容。履行各项程序，层层把关，就能最大限度杜绝干部选拔任用的舞弊现象，保证真正“靠得住，有本事”的人被选拔上来；防止一些不称职甚至有污点的人“带病”上岗，有效地从源头预防和治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干部任用条例》的贯彻落实，我们的干部工作必将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这篇论文所运用的是类比的方法。通过“伯乐相马”与“制度选人”进行类比。指出“伯乐相马”有其局限性，应该变“相马”为“赛马”，靠制度选人，靠群众选人。
七、假设论证
假设论证是在推理时使用的。是指在推理时，先假设一种相反或相似的情况来进行论证，然后通过对假设情况的肯定或否定，来肯定或否定所要论述的观点的正确或错误。这种方法不着眼于现实，而是着意于推理，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
八、归谬论证
归谬论证，就是在辩论时，姑且承认对方的观点是正确的，然后再根据对方的观点，按照逻辑进行合理的引导，直到最终得出不符合事实或违反公理的荒谬的结论。
归谬论证最适于驳论中，一般议论文中不适宜于单独使用，而应配合以其他方法一起使用，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独到的作用。
【例文】
高薪岂能养廉
近来许多人呼吁高薪养廉，断言只有给政府公务员以优厚的物质福利，使其不仅能够养家煳口，还能保持较高的消费标准，才能实现廉洁政治。这种观点极富人情味，很容易获得人们的赞成。但实际上，高薪与养廉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联系。“廉”的实现有许多条件，并不是只要有了高薪就能实现的。
低薪导致腐败的观点，在国内外都有所见。我们不能说这种观点毫无道理。但从已经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看，还没有发现哪个腐败分子是因为生活困难而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所追求的，并不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而是无止境的财富聚积。他们的犯罪，是贪得无厌的私欲使然。许多腐败分子犯罪金额之大充分说明，用高薪养廉论者设定的工资水平，根本不可能填满他们的欲壑。任何天真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人必须首先吃穿住行，然后才谈得到理想和信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但人们的物质需求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而且，人们物质需求的满足，首先是一种主观体验，是一种主观认定。在同一种物质消费水平上，有的人可能已经很满足，有的人则可能很不满足。一个人的物质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得到了多少物质条件，而且取决于他们如何认识自己所得到的物质条件。更何况，人不光有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作为社会精华的公务人员更是这样，不能只追求物质消费，还要追求荣誉，追求成就，讲究操守。一个人如果操守高尚，不管物质生活多么贫乏，也绝不会去侵占公共利益。片面地追求物质消费和财富聚积，是一种不健全的非理性的病态价值取向。一个人如果被这种病态价值观所左右，只要遇到足够的物质诱惑，就可能不惜去冒杀头的危险。这是一种精神现象，服从精神活动的规律，仅仅用经济学的观点，用犯罪成本之类的概念，很难完全解释清楚。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既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公务人员可不可以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这个问题已经不容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做出毫不含糊的回答。
的确，富民政策是由我们党自己提出来的。但这一决策的主旨并不是让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先富起来，而是让一部分老百姓先富起来。公务人员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官即不许发财。”既当官又发财，人民群众是不会拥护，不会允许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公务人员来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必备的思想素质。无论什么时候，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一看到别人富起来了就心躁眼热手痒，觉得自己能力比别人强，水平比别人高，贡献比别人大，就应当比别人先富快富；更不能与大款们攀比物质消费、攀比财富占有。毫无疑问，在当前，公务人员的富裕只能是指物质生活的适度改善，而不能是物质财富的急剧膨胀。因此，笔者认为笼统地说高薪养廉，很容易诱导人们错误地理解公务人员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的地位，不但不利于廉政建设，而且不利于社会稳定。
作者针对社会上一些人主张“高薪养廉”的议论，从逆向提出反驳，指出高薪与养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并举出种种反对的理由，理由具体、充分，令人信服。
作者又引用范仲淹的名句，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是让一部分百姓先富起来，公务人员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官即不许发财。作者的结论似乎过于绝对，但细想起来，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当官即不许发财”，成为文章的点睛之笔，语言精粹响亮，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