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首甘为孺子牛 焦裕禄的英雄事迹 俯首甘为孺子牛

一、在急风暴雨中成长

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尽了苦难的煎熬。7岁上学,学习刻苦认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1932年,家乡遭遇灾荒,家境十分贫困,11岁的焦裕禄被迫退学,跟随穷乡亲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焦裕禄的家庭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焦裕禄的父亲因无钱还债,被地主活活逼死。眼泪未干,焦裕禄又被日本鬼子抓到抚顺的一个煤窑作苦工。在日本鬼子、汉奸的刺刀威逼下,他每天在煤窑里干十五个小时以上的苦工,和焦裕禄同志住在一个工棚的二十三个人中,两三个月里,就有十七人被折磨死去。每当工友们不幸死亡的时候,焦裕禄的心比针剌还要难受。他不忍受日寇的非人折磨,和工友一道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虎口。

这阶级仇、民族恨,在焦裕禄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45年,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焦裕禄的家乡解放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抱着要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回到了家乡。

二、走上革命道路

焦裕禄这个苦水里生苦水里长的青年农民,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民兵队伍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焦裕禄同志于1946年元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他在入党申请书上这样写道: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救星,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三、随军南下开辟新区

1947年7月,为了帮助新解放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焦裕禄被调到渤海地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在南下途中,他经常替女同志和身体差的队员扛背包、背干粮袋。最多时,他一个人竟背了四个人的背包。

1948年5月,焦裕禄调到尉氏县宣传部任干事。正当小麦要开镰收割时,县委突然接到情报:敌七十五师准备扫荡我五分区,抢收麦子。为了保护群众的劳动果实,焦裕禄迅速赶到彭店区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讲明敌情和县委指示精神,带领群众一面抢收麦子,一面隐藏转移。待敌人赶来时,田里的麦子已收打完毕。敌人不但没有抢到麦子,反而连遭伏击,被迫仓皇逃走。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了,焦裕禄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带领担架队,在尉氏县支前总队部的领导下,投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伟大斗争。淮海战役结束时,豫皖苏五分区奖给这个大队一面“支前模范”的锦旗。

1950年冬,焦裕禄同志任共面团尉氏县委副书记。面对新的工作,新的环境,焦裕禄同志没有犹豫,力挑重担,在实践中摸索,1952年春,焦裕禄同志调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时,参加地委工作组到杞县搞土地复查。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青年,调查青年思想实际,趁着各种间隙找团干部谈话,了解青年工作状况,常常是通宵达旦。一位团干部说:“团的工作就比人家事多,熬眼多”。焦裕禄笑着说:“年青力壮的时候不为党多做点事,将来老了,只怕想干也干不成了!”

1953年夏,焦裕禄同志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一位在尉氏县工作过的团干来看他,老战友相逢,格外亲热。焦裕禄问:“这次到哪里去?”他说:“转业了,到省里待分配工作”。焦裕禄说:“是啊,团干部总要转业改行的。可咱们做过团的工作的人不能忘了青年,要永远把教育青年的任务担在肩上。”

四、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一九五三年,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道上迈出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党从各个方面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派往工业战线。

焦裕禄怀着无限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崇高理想,从农村工作岗位,来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

解放前,焦裕禄只读过几年小学,文化低,科学知识更差,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崭新的、十分艰巨的课题。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他想:单凭热情,不懂业务、技术,根本不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工厂党委深切体察到焦裕禄的心思,就派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在学习和实习的过程中,他刻苦钻研。艰辛劳动,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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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时,他是优秀党员;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时,职工称他是:“最棒的车间主任;”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任调度科长时,大家热情地称他为、“政治科长”。最后终于由外行变内行,成为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五、县委书记的榜样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当时,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焦裕禄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三害”斗争高潮。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已相当严重,许多同志劝他不要下去,劝他在家里听汇报。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在兰考的原野上日夜奔波。追沙,他一直追到沙落地;查水,他又是查到水归槽。干旱季节,他亲自用舌头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的含碱量。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焦裕禄同志不顾重病缠身,忍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坚持度过了一百二十多个白天和黑夜,跑了一百二十多个大队,跋涉五千余里,终于摸清了兰考“三害”的底细,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泻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幸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从而县委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上,焦裕禄同志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从此,一场群众性的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除“三害”的斗争中,为了取得经验,焦裕禄同志亲自率领干部、群众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然后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焦裕禄同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同干部、群众一起出力流汗。他给自己规定,把参加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下乡时就地劳动;在机关值班时,临近劳动。不论在治理“三害”的土地上,还是在平时田间管理中,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群众都把焦裕禄看成是“跟咱一样的庄户人。”

通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总结除“三害”的工作时,焦裕禄同志作了明确透彻的总结。治沙;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粮,没林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杆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方法。治水:兰考地形复杂、坡洼相连,河系紊乱,这是客观情况;以排为主,排、罐、滞、涝、台、改兼施,这是方针;舍少救多,舍坏救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上下游兼顾,不使水害搬家,这是政策;夏秋两季观察,冬春干燥治理,再观察再治理,观察治理相结合,这是方法。治碱:分清轻重,区别对待,这是方针;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台田试种,引进耐碱作物,这是方法。这段精辟的总结,是焦裕禄同志斗争实践的产物,也是对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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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贫下中农的帖心人

焦裕禄同志说:“新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不能明确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老干部长期不参加劳动思想就要起变化,要变颜色”。焦裕禄同志身体力行,无论工作多忙,总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开襟解怀,卷起裤腿和群众一起干活,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他经常和群众一起翻地、封沙丘、种泡桐、挖河渠......,就在县委决定他住院治疗的前几天,他还挥舞铁掀在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和群众一起劳动。因此,他经常要求下乡的干部一要带毛主席著作,二要带劳动工具和行李。

焦裕禄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焦裕禄还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穿衣要朴素,生活要节俭。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

这个“十不准”的通知,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说它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做到的起码准则;说它不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准则,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焦裕禄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为革命掌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

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心里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七、与病魔顽强斗争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同志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他开会、作报告,经常用右膝顶住肝部,不断用左手按住疼处。有时,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一头顶住肝部。天长日久,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他从不把自已的病放在心里。他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侮你了。”组织上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开了药方,他嫌药贵,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让他服下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可当他发现别的同志有了病时,却总是关心备至。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在乡下患病,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患慢性疾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摧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同志想的总是别人,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三月。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到了严重关头,兰考人民除“三害”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他心潮汹涌澎湃,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情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他从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实干精神中,预见到兰考美好的未来。他满腔热情地坐在桌前,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章,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班子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变,外地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文章只开了个头,肝病又严重发作了,病魔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党组织决定送他到外地治疗。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除“三害”斗争。正象一个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的前几分钟,他还在认真地布置工作,要县委的同志们抓好抗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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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焦裕禄同志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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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同志的病越来越严重,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里不治之症。送他去看病的赵文选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恳切的向医生说:“医生,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

五月初,焦裕禄同志的肝病更加严重了。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便摇摇手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普通的领导干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走完了他那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灿烂的一生,与世长辞了。终年四十二岁!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

焦裕禄同志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念念不忘党的工作,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八、挥泪继承壮士志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病逝了.焦裕禄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迫悼会上,一位农民泣不成声地说出了兰考人民的心里话:“俺的好书记,你是为俺兰考人民活活累死的呀!”“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这就是兰考人民最重要的誓言,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以更大的干劲,更多的汗水,努力改造着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的兰考大地。

全县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实事求是、艰苦创业的精神,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精神,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忘我奉献的精神,认真学习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党的领导和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决心彻底改变兰考面貌,在这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焦裕禄同志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遗愿,正在兰考人民的继续奋斗中逐步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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