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后,仅在台湾、澎湖还有残存的反清势力,即为依旧奉明朝正朔的郑氏政权。此时郑成功之子郑经承袭延平郡王的爵位,他积极参与三藩之乱,曾一度占领福建、广东的一些地区,失败后退守台湾、澎湖,并丢失了根据地金门、厦门。
清朝曾与郑经进行过9次和谈,但均未成功。郑经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台湾的独立地位,因此他不断宣称台湾不是中国领土,但他又面临着清朝严重的军事威胁,因此做出妥协,欲向清朝臣服,但要依据清朝的藩属国朝鲜的例子,不剃发,不登岸,不易衣冠,仍由郑氏世代统治台湾。在康熙六年(1667年)的和谈中,郑经声称台湾“非属(中国)版图之中”;在康熙八年(1669年)的和谈中,郑经又强调台湾“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又说台湾“远在海外,与版图渺不相涉”。康熙帝曾一度做出重大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却仍然强调:“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这一点触及了康熙帝的底线,他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谈判因此最终破裂。
台湾郑氏集团的存在令清政府如芒刺在背,在一时无法消灭郑氏的情况下,清朝实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禁海令。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顺治帝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地方官:“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著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此即清朝的“禁海令”,目的是为了封锁郑成功集团,而不是为了断绝中外贸易。禁海令实行五年后,效果并不明显,郑成功集团仍然可以从沿海地区获得各种物资,于是清政府采纳了原郑成功的部下、降将黄梧的建议,实行了更为严厉的“迁海令”,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直隶(今河北)六省的沿海居民迁离海边30至50里,“寸板不许入海”,界外房屋村舍一律拆毁焚烧,制造出宽达几十里的无人区作为隔离带,“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禁海令”与“迁海令”给沿海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背井离乡,家庭破产,原来繁荣的沿海地区变成了无人区,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沿海的渔业、盐业、海运贸易等完全废弃。对清朝来说,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海禁一天不能开放,沿海地区一天不能恢复,太平盛世无从谈起。
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政权终于统一、稳定,解决台湾才有可能,而正在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发生了严重的内讧。郑经去世,郑氏集团的实力派人物冯锡范、刘国轩联合发动政变,杀死掌握军政大权郑经的长子郑克臧,而立他年仅12岁的弟弟郑克爽,实际权力掌握到了冯、刘二人手中,他们借机迫害异己势力,郑氏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心涣散。在和谈过程中,清朝并没有放松招降,再加上经济封锁,郑经的部下纷纷投降清朝,前后达20多万人,严重削弱了郑氏集团的实力。
在平定三藩过程中,清朝恢复福建水师建制,并训练成了一支劲旅。康熙十九年,福建水师与陆军联合夹击,将东南沿海地区的郑氏集团军队全部驱逐。福建水师在收复东南沿海地区的作战中显示出来的实力和作用,增强了清朝统治者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和武力统一台湾的信心。此后,清政府改变了以往放弃沿海、守卫内陆的消极防御方针,将水师部队分别部署在金门、厦门、铜山、海坛(今福建龙海县),随时准备对台湾郑氏集团采取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