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
绪论
一个人生来就有可以接受各种感觉的能力，有可以知觉和辨别它们所由之而组成的那些单纯的感觉的能力，可以保存它们。认识它们、组合它们，可以在它们之间比较这些组合，可以掌握它们的共同之处和它们的不同之点，可以对所有这些对象加上各种符号以便更好地认识它们并促成各种新的组合。
这种能力在他身上是由于对外界事物起作用而得以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是由于呈现有某些组合而成的感觉；而这些感觉的守恒性――无论是在感觉的同一性方面，还是在它们的变化规律方面，――乃是独立于他本人之外的。它同样地也是由于他和与自己相类似的那些别人相交往、最后也是由于这些起初的发展引导人们发明了各种人工的方法而得以发展起来的。
感觉伴随有快乐和痛苦；而人又有同样的能力可以把这些暂时的印象转化为甜美的或悲苦的持久情绪，并根据观察或回忆而体验到别的有感觉的人的种种快乐和痛苦。最后，由这种能力与人们可以形成并组合各种观念的能力相结合，便在他本人和他同类的人之间产生了各种利益与义务的关系，而大自然本身则一直是要把我们幸福中最珍贵的那部分和我们苦难中最悲痛的那部分加在那上面的。
如果我们把自己只限于观察和认识这些能力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全人类每个个体所共有的普遍事实和永恒规律，那么这种学问的名字就叫做形而上学。
但是如果我们就其在同一个时间的某一空间之内对每个个人都存在着的那些结果来考虑这同一个发展过程，并且如果我们对它的世世代代加以追踪，那么它就呈现为一幅人类精神进步的史表。这种进步也服从我们在个人身上所观察到的那些能力之发展的同样普遍的规律，因为它同时也就是我们对结合成为社会的大量的个人加以考察时那种发展的结果。但是每个时刻所呈现的结果，又都取决于此前各个时刻所提供的结果；它也影响着随之而来的各个时代的结果。
因而这幅史表便是历史性的，因为它受着永恒的变易的制约，是由于对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各个不同时代的持续观察而形成的。它应该显示出这些变化的秩序，展现出每一个时刻对随后时刻所施加的影响，并且还应该表明当人类在无数的世纪之中不断地更新其自身而接受种种改造时，他们所遵循的进程、他们对真理和幸福所迈出的步伐。对于人类曾经是什么样子和今天是什么样子的这些观察，于是便会引导我们找到保证并加速我们的天性所容许我们还能希望有的新进步的种种办法。
这就是我所从事这部著作的目的，而它那结果将是要显示：依据推理并依据事实，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们投入在其中的这个地球的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毫无疑问，这种进步所经历的行程可能或快或慢；但是，只要大地在宇宙的体系中仍将占有同样的地位，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以致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那么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
我们观察到的最初的人类文明状态乃是一种人数很少的社会状态，他们靠着渔猎为生，只懂得制造他们的武器和某些生活用具以及构筑或挖掘居处的粗糙技术；但已经有了语言可以交流他们的需要，有了少数一些道德观念，在那里面他们找到了行为的共同规则；他们生活在家庭中，遵守某些起着法律作用的普遍习俗；甚至还有了一种粗糙形态的政府。
人们感到维持自己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艰难性、极度疲劳和绝对闲逸两者的必然交替，决不会让人有闲暇可以委身于自己的思想，使他有可能以各种新的结合来丰富自己的智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的种种手段甚至于是大有赖于偶然和季节了，而不能有效地刺激一种行业，使它那进步得以传递下去；每个人都只是把自己限于完善自己的技能和自己个人的技巧而已。
因此，人类这时候的进步乃是异常之缓慢的，它只能是一点一点地做到，并且是在特殊环境的垂青之下。然而，我们已看到，取代了以渔猎或由大地所自发提供果实来维持生活的，乃是人类懂得了加以保养和繁殖并使之转化为畜牧状态的那些牲口所提供的食品。继而在这种手段之上，又加上了粗浅的农业；人类已不再满足于他们无意中遇到的果实或植物了；他们学会了怎样储存它们，把它们收集在自己身旁，种植它们，并以耕作的劳动来促进它们的再生产。
财产在最初的状态，只限于他们猎杀的动物、他们的武器、他们的渔网、他们所掌握的工具，这时便转变成为了他们的牧群，然后又成为了他们所开垦和耕种的土地。主人死后，这笔财产就自然而然地转移给了家庭。某些人便享有剩余，可以保存起来。如果这种剩余是绝对的，它便产生了更多的新需求；如果它只发生于某一种物品，而其他的却感到缺乏，这种需求就产生了交换的观念：从此，道德关系就繁多而又复杂化了。更大的安全性、更可靠的和更经常的闲暇，就使人能从事思考了，或者至少是从事持续不断的观察。对于某些个人来说，这种办法就导致了他们以剩余品的一部分来交换他们自身可以免掉的劳动。于是人类就出现了一个阶级，他们的时间没有被浸没在体力劳动之中，而他们的愿望则伸展到他们单纯的需要之外。工业觉醒了，已有的工艺得到了扩大和完善；机会向人们更加专心致志的观察所提供的各种事实，就产生出来了各种新工艺；随着生存手段变得越发安全和越发稳定，人口就增长了；农业在同样一片土地上可以养活数量更多的人，便取代了其他的生活资源：它有利于人口增殖，而这又反过来加速了他们的进步；人们所获得的各种思想，在一个已成为更为定居的、更为接近的和更为密切的社会里，就更加迅猛地交流着而又更加确实地持续着。科学的曙光已经开始呈现了；人类表明自己已经脱离了其他的物种，并且看来不再像是它们那样地只局限于纯属个体的完善化了。
人类中间这时所形成的种种更加广泛、更加纷繁、更加复杂的关系，就使得他们感到必须有一种办法能向不在场的人们传达他们的思想，能以比口头传说更大的准确性来延长对事情的记忆，能比证人的回忆更确切地确定某种约定俗成的条件，能以一种更不受各种变化的约束的方式来认定那些备受尊敬的习俗，它们是同一个社会中各个成员所同意据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
于是人们便感到有书写的需要，并且发明了书写。看来最初那是一种真正的图画，但尔后就被一种约定俗成的图像所取而代之，它只不过保留下事物的特征而已。随之，由于一种与已经被引人语言中相类似的隐喻方式，一种物理对象的形象也就表达了道德的观念。这些符号的起源，也像文字的起源一样，终于被人忘怀了；于是书写就成为加在每一种观念。每一个字之上的、从而也就是加在这些观念和这些字的每一种变种之上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
于是人们便有了一种书写的语言和一种口头的语言，两者同样是必须学会的，两者之间还必须确定有一种相互的符合性。
这些人道（humanite）之永恒赐福者的人类天才们，他们的名字乃至他们的国度都永远被埋葬在沉寂之中了；他们察觉到一种语言中所有的文字只不过是数目很有限的原始发音的组合而已；它们的数目尽管是非常有限的，却足够形成数目几乎是无穷的各种不同的组合。他们便设想把这些可见的符号不是用来表示观念或者与观念相应的字，而是用来表示构成字的那些简单的元素。
于是，就发明了拼音书写；用少数的符号就足以写出一切，正犹如用少数的声音就足以说出一切；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是一样的，人们所需要的就只是懂得识别和组成这些为数不多的符号而已，而这最后的一步就永远保证了人类的进步。
「今天如果能创造出一种书面语言来专门供科学使用，它只表示对所有的精神都恰好是同样的那些简单观念的组合，只用之于严格的逻辑推理，只用之于精确的细密的悟性（entendement）操作，它将为一切国度的人们所理解并可以翻译成他们的各种方言，而不必像它们目前那样想变成通用时需要加以改变；――也许这样一桩事将会是有用的。〕
（从而，这同样的一种书写（保存它只不过是有助于延长愚昧状态罢了），由于一场独特的革命而到了哲学的手中就变成了一种有用的工具，可以迅速地传播知识并完善科学的方法。“
我们发现历史上所曾有过的一切民族，都是处于文化的这种程度和我们仍可看到野蛮部落所处于其中的那种程度这二者之间的；当我们看一下各个民族的通史时，我们便可依次地看到他们时而做出新的进步，时而重新投身于愚昧之中，时而又在这种交替之间延续着或者是停留在某一点上，时而是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从大地上消灭，或者与征服者相融合或是生活于奴役之中，最后时而是接受某个更开化的民族的知识，把它们再传给别的民族；于是在历史时代的开始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纪之间、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各民族和欧洲今大的各民族之间，便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链索。
于是，我们就可以在我提出所要加以追踪的这一史表中，看出有三个显然不同的部分。
最初的那个部分，是旅行家们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在不开化各民族中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去猜测孤立的人们，或者不如说是只限于以必要的结合而进行繁衍的人们怎样能获得那类最初的完善化，其中最后一步便是使用发音的语言；这是最显著的差异、甚而是惟一的差异，它以某些更广泛的道德观念和一种微弱的社会秩序的开端而使人类有别于像自己一样生活在经常持久的社会之中的其他动物。因此，我们在这里就别无指导，而只能是靠对我们智识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发展进行理论观察了。
然后，为了引导人们能达到使用技能、使科学知识能开始启蒙他们、贸易能把各国联系起来，而最后是使拼音书写得以发明的地步，我们还可以对这一最初的引导附加以各个不同社会的历史，那种历史是在几乎所有的各种中间阶段上都可以被人观察到的；尽管我们无法跟踪其中的任何一个走遍分开了人类这两大时代的全部空隙。
在这里，这一史表开始是大部分有赖于历史传下来给我们的一系列事实；但却有必要在各个民族的历史中加以选择、加以对比、加以组合，以便从中演绎出一个单一民族的一部历史假说，并构造出他们那进步的史表。
自从拼音书写在古希腊为人所知的时代以来，历史就以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事实和观察而和我们的世纪、和在欧洲那些最开化的国度中的人类的当前状态相联系着；而人类精神进步行程的史表就成为了真正的历史。哲学就不需要再做任何的猜测、再构造任何组合的假说；只要搜集和排比事实，并表明由它们的链索和它们的整体之中所得出的有用的真理，这就够了。
末了，还剩下有一个最后要加以追踪的史表，即我们的希望的史表、或者说留待给未来世代的进步的史表，而那看来是自然律的守恒性向他们做出了保证的。这里就必须要表明：在什么程度上，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一种幻觉的希望，将会逐步地变成为可能，甚至于还会是轻而易举的；何以尽管各种偏见也曾有过眼烟云的成功，并且得到腐化了的政府和民族的支持，但唯有真理才能获得持久的胜利；自然界是以什么样的纽带来把知识的进步和自由、德行、对人的自然权利的尊重的进步都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惟一真正美好的事物是如此之经常地被分割开来，以致于人们竟然曾相信它们是互不相容的，然而恰好相反，它们又怎样地应该成为不可分割的，只要知识一旦在大多数的国家里将达到一定的地步并且渗透到了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他们的语言就会普及，他们的商业关系就会包括整个的大地在内。这种结合一旦在整个启蒙了的人类中间起着作用，那时我们就只能期待着它会是人道的朋友，同心协力在促进自己的完善和自己的幸福。
我们将要揭示它那根源，我们将要追溯这类普遍错误的历史，它们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或者阻碍了理性的进程，它们往往也像政治事件那样，甚至于曾把人们推回到愚昧状态。
把我们引向错误或把我们留滞于其中的那种悟性的运作，经过一番巧妙的、似是而非的推论，竟可以掌握最开明的人们，使之陷入了精神错乱的梦境；但这却也同样地是属于对我们个人能力的发展理论的正确推理方法或发现真理的方法。并且根据同样的理由，把普遍的错误引人到人民中间并且在那里传播、在那里蔓延、在那里持续的方式，也构成为人类精神进步的史表的一部分。正如使人类的精神完善化并照亮着它的那些真理一样，这些也都是它的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在它所知道和它所愿望的东西与它相信有必要知道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所永远存在着的那种比例失调的必然结果。
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按照我们能力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的进步的每一个时代都是要产生某些偏见的，但是它们却远远延伸到了它们的诱惑力或它们的领域之外；因为人们仍然保留着自己幼年时的种种偏见、自己国家的和自己时代的偏见，哪怕是在已经认识到了全部必要的、足以推翻它们的真理很久以后。
最后，在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都有各种不同的偏见，随着各个不同阶级的人的教育程度，以及随着他们的行业而异。哲学家们的偏见有害于真理做出新的进步；那些不开明的阶级的偏见则延缓了已经为人所知的真理的传播，而某些有权有势的职业偏见则对真理设置下了种种障碍：这就是理性所不得不与之进行不断战斗的三种敌人，并且它往往只是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之后才能取得胜利。这类斗争的历史以及各种偏见的产生、胜利和失败的历史，因而就将占有本书的一大部分，并且将不是其中较不重要的部分，也不是其中较为无用的部分。
“假如能有一门预见人类进步。能指导进步。促进进步的科学，那么人类所已经做出了的进步的历史就应该成为这门科学的主要基础。”
“哲学无疑地应该禁绝这种迷信，亦即相信除非是在已往世纪的历史里就不可能发现行为的准则，除非是研究古人的见解就不可能发现真理。但是难道不应该同样也禁绝傲慢地在摒除经验的教训的那种偏见吗？毫无疑问，唯有思索才能通过各种幸运的组合，把我们引向有关人的科学的普遍真理。然而如果对人类的个体的观察对于形而上学家。对道德学家来说是有用的话，那么为什么社会研究对于他们以及对于政治哲学家就更没有用呢？如果观察同时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社会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用的话，那么为什么就各个时代的顺序来观察它们就会是没有用的呢？哪怕是假设这类观察在研究思辨的真理时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当涉及把这些真理应用于实践并从科学中推导出应该成为它的有用的结果的艺术时，难道它们也应该被忽略吗？我们的偏见以及由之而来的恶果，是不是在我们祖先的偏见中有着它们的根源呢？使我们免于受这类的欺骗而同时又防止另一类的最可靠的办法之一，难道不就是要去发掘它们的根源和作用吗？”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步，可以既不必再害怕新的错误，也不必害怕再回到老的错误上去；虚伪再也不可能带来、而愚昧或狂热再也不可能采取任何一种腐化的体制；而任何邪恶的结合再也不可能对一个伟大的国家造成任何的不幸了呢？然则，懂得各个民族曾经是怎样地被欺骗。被腐蚀或被投入到苦难之中，难道会是无用的吗？〕
“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触及人类一场宏伟的革命的时代。除了在它以前已经发生过的、并为它做好准备的那些革命的史表而外，还能有什么更适宜于启发我们在了解我们应该对它期待着什么，并向我们提供一份确切的指南能在它那些运动的激流之中引导着我们的呢？知识的目前状态保证了我们，它将是幸福的；但是这难道不正是以我们懂得怎样使用我们的全部力量为条件吗？而且为了它所允诺的幸福代价不致于太昂贵，为了它能更迅速地在更广大的区域里散布开来，为了它的效果可以更加完整；难道我们不需要研究在人类精神的历史上有哪些障碍是我们还要警惕的，我们又有哪些办法是可以克服这些障碍的吗？”
我要把我准备讨论的领域划分为九个大时代；“ 并且斗胆要在第十个时代试图看一下人类未来的命运。”
“ 我在这里将只限于提出它们每一个时代所特有的主要倾向；我将只论述其大体，而不纠缠于各种例外和各种细节。”
「我将要指出各种对象和结果；这部著作本身将提供种种发展过程和种种证据。」
第一个时代
人类结合成部落
没有任何直接的观察教过我们有关这种状态以前的情形；于是我们就只好考察人类的智识能力、道德能力及其体质的构造，才能够推测他们是怎样上升到文明的这一最初阶段的。
对可能有助于最初形成社会的人类体质的某些观察和对我们智识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发展的概括分析，就可以作为对这一时代的史表的序论。
家族社会对于人类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起初它是由于孩子需要父母、母爱以及（尽管不那么普遍和热烈的）父爱而形成的；孩子们这种需要的长期延续，便有了充分时间产生并发展出一种恰当的情操，适合于激发想要延长那种结合的愿望。这同一期间已经足以使人感到它的那些便利了。位于一块能提供一种方便的谋生之道的土地之上的一个家庭，就繁殖成为了一个部落。
起源于若干分散家庭之结合的这类部落，应该是形成得较晚而且较为罕见的，因为这种结合有赖于并不很紧迫的动机而且有赖于大量的环境的组合。
制造武器的技术、加工食物的技术、取得进行这种加工的必要器具的技术、在一段时期保存这些食物的技术，储存食物以备不可能取得新的食物的那些季节的不时之需的技术；――所有这些技术都是为了极其简单的需要，它们乃是这种延续的结合的最初果实，并且是区别人类社会和其他各种动物所组成的社会的最初特征。
在某些这类部落里，妇女们在茅舍的周围种植某些可供食用的植物，这就补充了渔猎品。在另一些部落里，那些地方的土地天然地提供了植物食品；在这里，用心去寻找它们和采集它们，就占据了野蛮人的一部分时间。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感受不到结合在一起的用处了，我们便可以看到文明被减缩到几乎仅只是一个单纯家庭的社会。然而我们却发现到处都在使用着发音的语言。
与同类个人之间的更频繁和更持久的各种关系、他们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在共同狩猎中或是为了抵抗敌人而在相互支援，这些都同样地会产生正义的情操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感情。这种感情很快地就被转化为对社会本身的依恋。
对本部落敌人的激烈仇恨和无法熄灭的复仇愿望，就成为它的必然后果。
为了能够共同行动，无论是为了自卫还是为了更加不费力地获得更可靠和更丰富的生活资料，就需要有一个领袖，这便给这些社会引进了最初的有关政治权威的观念。在关系到整个的部落而应该采取一项共同决定的那些情况下，就应该咨询所有那些要参与执行的人。妇女们的柔弱把她们排除在远征狩猎和战争之外，也同样地把她们排除在以狩猎和战争为通常议题的讨论之外。由于这些决定需要有经验，所以就只允许那些可以被认为是有经验的人参加。同一个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各种争执是会扰乱它的和谐的，它们会毁灭它；所以大家很自然地都同意，决定应该是委之于那些由于其年龄或由于其个人品质而最能鼓舞人们信心的人。
这就是最早的政治体制的起源。
语言的形成应该是先于这些体制的。以约定的符号来表示各种对象，――这种观念似乎是超乎那种文明状态中的人的智力之上；但看来很可能这些符号只是由于时间的力量而以某种不知不觉的方式逐渐地为人们所采用的。
弓矢的发明乃是某一位天才人物的创作，而语言的形成则是全社会的创作。这两种进步同样地是属于全人类的。一种较为迅速，那是由于为自然界所垂青的人类具有着进行新的组合能力的结果；那是他们的思索和他们的努力的奖赏；而另一种则较为缓慢，它出自所有相互结合的人都需要进行的思索和观察，而且甚至于是出自他们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所得到的习惯。
（有节奏的经常运动，做起来并不那么令人疲倦。那些观看它们或聆听它们的人，也更容易掌握它们的秩序和关系。因而，它们由于这双重的理由而成为了欢愉的来源。所以舞蹈的、音乐的和诗歌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社会最早的孩提时代。舞蹈是作为青年的娱乐之用，也用于公共的节庆。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了爱情歌曲和战歌；人们甚至还会制造某些乐器。这些部落并非截然不知道雄辩的技术；至少他们懂得在郑重的言谈中采取一种更为庄严隆重的声调；而且即使修辞的夸张对他们也决非是陌生的。〕
被树立为美德的对敌人的报复和残暴，把女性贬低到一种奴隶地位的那种见解，被视为某一个家族的特权的那种在战争中的号令权，最后还有各种迷信的最初观念，――这些都是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各种错误，而我们就必须探讨它们的根源并阐明它们的动机。因为人是决不会没有任何动机便采取自己最初的教育所不曾使之对他成为了某种自然形态的那种错误的；假如他接受了一种新的错误，那正是因为它和儿童时代的某些错误是有联系的，那正是因为他的利益、他的感情。他的意见或者种种事件使得他倾向于接受它。
某些粗浅的天文学知识、某些对于草药用于医治疾病或创伤的知识，便是野蛮人的惟一科学了；而它们都已由于混杂了迷信而受到腐蚀。
然而这同一个时代，也向我们呈现了人类精神史上的一项重要的事实。
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可以观察到一个体制的若干最初的迹象，对时代的进程起着正反两种影响：它们既在加快着知识的进步，而同时又在传播着错误，既以各种新的真理在丰富着科学，又把人民投入愚昧和宗教的奴役之中，它们是以一种漫长的和可耻的暴政为代价来换取某些转瞬即逝的好处的。
我这里指的是人们形成了一个阶级，他们掌握着科学原理或工艺方法、宗教的秘密和仪式、迷信的操作，甚至往往还有立法和政治的奥秘。我指的是人类之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注定了是来教导别人的，另一部分人则是被造就来接受信仰的；一部分人傲慢地隐蔽起来他们所自诩懂得的东西，而另一部分人则恭恭敬敬地接受别人所不屑于向他们宣示的东西；一部分人要把自己置于理性之上，而另一部分人则谦卑地舍弃了自己的理性并把自己贬低到人道的地位之下，他们承认别人具有比他们共同的天性更优越的特权。
这种区别――到了18世纪的末叶，我们的教士们还在向我们表现出来它那残余――在未开化的野蛮人中间都可以发现，他们已经有了他们的庸医和巫师。这一点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在文明的各个时代里经常都遇到它，因而它在自然界本身之中是不会没有基础的；这样，我们便会在这些初民社会的人的能力之中发现最早的受骗者们盲从的原因以及最早的骗子们那种粗陋的狡诈的原因了。
第二个时代
游牧民族 由这种状态过渡到农业民族的状态
把狩猎中所捕获的动物存养起来这一观念，应该是很容易出现的；只要是驯化这些动物使得它们易于看管，只要是居处周围的土地能供给它们以充分的食料，只要是家庭能有剩余，并且是可能害怕由于另一次狩猎的不成功或者由于时令不调而沦于匮缺。
在保存了这些动物作为简单的储存品之后，人们便注意到它们是可以繁殖的，并由此而可以提供一种更为持久的资源。它们的奶则提供另一种新食品；于是这些牧群的产品，起初只不过是对狩猎品的一种补充，这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更为可靠，更为充裕和更加省力的生活手段。这时狩猎就中止其为首要的谋生手段，然后甚至于不再被列入谋生手段之内了；它只是作为一种娱乐而被保留了下来，同时也作为保卫牧群对抗凶猛野兽的一种必要的防范措施，牧群的数量已变得非常之多，在居住地的周围已经不能再找到充分的食物了。
一种更为定居的、劳累较少的生活，就对人类精神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有利的闲暇。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而不再为自己起码的生活需要而感到不安时，便要寻求可以满足感官享受的新的办法。
技术做出了某些进步；人们获得了饲养家畜的某些知识，可以促进它们繁殖，甚至可以改善它们的品种。
人们学会了用羊毛做衣服，穿着织物的习惯就取代了穿着兽皮的习惯。
家庭社会变得更加平稳了，却并未因此而疏远。由于每个家庭的牲畜不可能同等地繁殖，于是就出现了财富的差别。这时人们就想到和另一个没有畜群的人分享自己畜群的产品，而这另一个人则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牲畜所需要的照料。这时人们便看到一个体质良好的青年人的劳动，比起维持他自己生存的严格所需来，要值得更多；于是人们就采用了保留战俘当奴隶的办法，代替了屠杀战俘。
在野蛮人中间也在奉行着的友好好客，在牧人的民族中间、甚至于在那些住在车上或帐篷中的游牧民族中间，就获得了一种更公认的和更庄严的性质。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有了更频繁的机会来相互表现出友好好客。这种人道性的行动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责任，并且人们使它要服从规则。
最后，随着某些家庭不仅有了可靠的生活资料，并且还经常有积余，而另一些人则缺乏生活的必需品，于是对他们苦难的天然同情心便产生了行善的情操和习惯。
风尚更加和善了，妇女受奴役的地位也不那么严酷了；富人家的妇女们已不必再被罚去从事艰辛的劳动。
用于满足各种不同需要的物品以及用以制造它们的工具的更为多样化、它们分配的更为不平等，就使得交换成倍增长并产生了真正的商业；它的扩张不能不使人感到必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尺度。一种货币。
部落变得数目越来越多了，当他们定居下来时，他们的居住处就越发分散了，以便更易于饲养畜群；或者是，当人们学会了利用他们所驯服的某些种类的牲畜来负重和载运时，他们的住处就变成了可移动的帐幕。
每个民族（nation）都有一个领导作战的领袖；然而它由于需要保证牧地而分成为许多部落（tribus），每个部落也有它自己的领袖。几乎在所有的地方，这种优越地位都是附着于某些家族的，拥有许多畜群、众多奴隶、使用大量贫穷的公民为自己服务的那些家长们，就分享他们部落领袖的权威，正如部落领袖分享民族领袖的权威一样；――至少是在对年龄、对经验和对功劳的尊敬，赋予了他们以这种威信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奴隶制和人与人之间在成熟时期所出现的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的起源，都归之于社会的这个时代。
对于已经日益繁多而又日益复杂的各种争端，就要由家族领袖们和部落领就要由家族领袖们和部落领袖们所组成的会议来做出决断了，他们或是根据天然的正义或是根据公认的习惯。这类决断的传统就认定了习俗并延续了它们，不久便形成一种更正规的、更经常的而且是社会的进步使之成为了必要的一套法系。财产及财产权的观念，就获得了更大的范围和精确性。继承权的分配就变得更加重要，并且需要被纳入固定的准则。日愈频繁的各种约定，就不再限于那么简单的对象了；它们就需要服从种种形式；而为了保证它们的执行，公布它们存在的方式也要有其自身的法律，
观察星象的实用性、它们在漫长的夜晚所提供的那种行业、牧人们所享受的闲暇，――这些都给天文学方面带来某些微弱的进步。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骗人的艺术也在完善着，为的是要剥夺人民并以一种建立在恐惧和虚幻的希望之上的权威来篡改民意。已经建立了更加正规的宗教崇拜，结合着更为精微的各种信仰体系。对超自然的力量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精炼了；并且随着这些见解，我们就看到出现了教会诸候，这里是一些祭司的家族和部落，那里又是另一些教士集团；然而总是有着肆无忌惮地运用特权的某些人的一个阶级；他们脱离人民以便更好地奴役人民；他们力图独占医学和天文学，以便把征服人类精神的种种手段都结合一起，不让任何人来揭穿他们的虚伪。砸烂他们的暴政。
（语言日益丰富了，却并未变得更少隐喻，或更少任意性，它们所使用的形象是更加多样而又更加甜蜜了；人们取材于牧歌的生活以及森林的生活，取材于自然界的正常现象以及它那颠倒错乱的现象。在使得听众们更加心平气和、从而也更难伺候的那种闲逸之中，咏唱、乐器和诗歌都更加完善了，这就容许人观察自身的情感、判断自己原来的观点并在其问做出选择。〕
观察就使人注意到，某些植物会对畜群提供更好的或更充足的食料。促进这些植物的繁殖并把它们和其他那些只能供应不良的、不健康的乃至危险的食品的植物分别开来，――这种好处人们已经感觉到了；他们也已经发现了有关的方法。
同样地，和畜群的产品一道，在土地自然地提供了植物、谷物果实可供人食用的那些地方，人们也观察到了怎样繁殖这些植物，进而设法把它们聚集在最靠近他们居住区的土地上，把它们和其他无用的植物分别开来，以便使这片土地都归他们，保护它们免遭野兽、畜群乃至别人贪婪的侵犯。
这些思想在比较肥沃的、而其土地上的天然物产几乎足够维持人们生活的地方，应该甚至是早就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于是，他们就开始投身于农业。
在土地肥沃的地区，在良好的气候下，同样一片土地用来出产谷物、果实、根块，要比作为牧场，可以养活更多得多的人。因此，当土壤的性质并不太难于进行这种耕作胼，当人们发现了有办法可以把服务于牧人的游徙和运输的那些牲畜用之于耕作时，当农具获得某些改善时；农业在这些进步中就成为最丰富的生活资料的来源，成为各族人民的首要职业；而人类便达到了第三个时代。
自从无法记忆的时间起，某些民族就一直停留在我们所描述过的这两种状态之一。不仅是他们并没有把自身提高到新的进步，而且他们与其他已经达到更高程度的文明民族的关系以及双方之间所开辟的商业，也并未能产生那样一场革命。这些关系、这种商业带给了他们某些知识、某些工艺，但尤其是大量的罪恶，然而却未能把他们从那种静止不动的状态中牵引出来。
气候、习惯、附着于几乎是完全的独立性之上的那种甜美（它是唯有在一个比我们的社会更为完美的社会里才可能重新发现的）、人们对儿童时期所接受的种种见解和对自己乡土的种种习俗的天然依恋、愚昧无知、对于一切新事物的天然反感、肉体的怠情，尤其是精神的怠情之战胜了还很脆弱的好奇心、述信对这些初民社会所已经发生的作用，――凡此种种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此外还必须再加上贪婪、残酷、腐化和开化民族的偏见。这些开化的民族比起其他那些民族来，显得更强大、更富裕、更有教养、更活跃，然而却更为邪恶、尤其是更为不幸。其他民族往往倒不是惊讶于这些开化民族的优越性，反而是对他们的需求之繁多和广泛。对他们所受贪欲的折磨、对他们总是活跃着的、总是无法餍足的种种激情的永恒动荡感到恐惧。有些哲学家抱怨这些民族，另有些哲学家则赞美他们；前者所称之为愚蠢和懒惰的，后者则称之为智慧和德行。
他们中间所出现的问题，将在本书的论述中得到解决。我们在本书中将看到，何以随着精神的进步而来的并非总是社会朝着幸福与德行进步，而偏见与错误二者的混合又怎样可能变更本来应该是由知识产生的善，而善之有赖于知识的纯洁性更甚于有赖于其广泛性。（这时，我们也将看到，一个粗糙的社会之那种激烈而痛苦地过渡到启蒙了的和自由的民族的文明状态，绝不是人类的一场堕落，而是在它朝向自身绝对完善化的逐步进程中的一场必然的危机。我们将看到，产生了开化民族的罪恶的并不是知识的增长，而是知识的堕落；而且最后，知识绝没有败坏人类，而是使他们变得柔和，尽管知识尚未能纠正或改变他们。）
第三个时代
农业民族的进步 下迄拼音书写的发明
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追踪着的这一史表的那种一致性，马上就要消失了。区分各个民族的风尚、特性、见解和迷信的，已不再是细微的差别了。这些民族都附着于自己的土地并且几乎是毫无杂质地保存着每一个原始家族。
侵略、征服、各个帝国的形成及其倾覆，很快地就融混了各个国家，时而把他们分散到新的领土之上，时而又把各种不同的民族同时分布到同一片土地上。
事件的偶然性不断地在打扰自然界的这一缓慢的而有规律的进程，往往是延缓它，有时候则是加快它。
我们在某一个世纪的一个国家里所观察到的现象，往往是起因于千里之外和千载之上的一场革命的作用；时间的夜幕遮蔽了这些事件的大部分，其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它们对于我们的前人所施加的影响，并且有时候也延及我们自身。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考虑这一变化在单独一个国家之内的效应，而不管种种征服与各个民族的融合能起什么影响。
农业把人束缚在他所耕种的土地上。人们再也不用运输他的人、他的家庭、他的狩猎工具了；他甚至也不再驱赶他的畜群在自己前面走。从前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现在不再在他的征途之中向他本人或向为他供应食物的那些牲畜提供食品了。
每一块土地都有一个主人，土地上的果实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收成超过为了获得它们所必要的支出时，超过为此而操劳的人们和牲畜维持生活的所需时，它便向这位主人提供了一份逐年增加的财富，那是他不需要以任何劳动来换取的。
在社会最初的这两个阶段，所有的个人、至少是所有的家庭，差不多都要操作所有各种必要的技术。
然而，当有人不劳动而获得自己土地的产品，而另有人收受前者所付给他的报酬时，当劳动成倍地增长时，当技术过程变得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时，共同的利益马上就强迫人们进行分工。人们觉察到，当一个人的劳作是用之于较少的对象上面时，它就会越发完善；当长期的习惯使人更加熟练地动作时，双手就能更加迅速而精确地操作少数的动作；当人们越发经常反复地做一件工作时，就越发不需要智慧把它做得更好。
于是，当一部分人从事耕作劳动时，另外的人就制造工具。照料家畜、管理家务、制作织物，就同样地成为了专门的职业。有的家庭只有不大的地产，单独这样一种职业不足以占用一个人的全部时间，所以他们就几个人来分享一个人的劳动和工资。不久，工艺所使用的材料也增多了，它们的性质要求有不同的工艺，于是要求相同工艺的那些就形成了专业，其中的每一种都附着有一个专门的工人阶级。商业扩大了，包括有更多数量的物品并把它们运至更广阔的地区；于是就形成了另一个阶级，专门从事购买、保存、运输和出售货物以取得利润。
于是在我们已经可能在畜牧生活中所区分的三个阶级，即主人阶级、附属于主人家庭的家仆阶级和奴隶阶级而外；现在就必须再加上各种工人阶级和商人阶级。
就是这时候，在一个更为固定、更为紧密并且更为复杂的社会里，人们就感到了具有一套更正规的和更广泛的立法的必要性；它需要以更严格的准确性来做出决定，无论是对犯罪的惩罚，还是对约定的形式，它需要把人们所要诉之于法律的种种事实的认定方法置于更为严格的准则之下。
（这些进步乃是需要与环境这二者之缓慢而渐进的产物；这就在我们已经追踪过的各畜牧民族的道路上又迈进了几步。“
「在最初的时代里，教育纯粹是家庭的。孩子们跟着自己的父亲受教育，无论是在共同的劳动之中，还是在父亲所操作的技术之中；孩子们从他那里接受的，既有关于形成了本部落的历史和家族历史的少量传说，也有他们中间所流传下来的各种神话，以及对构成为他们的粗糙的道德的那些民族习尚、原则或偏见的知识。人们在与朋友的社交中创造了歌唱、跳舞和军事操练。」
「在我们这里所达到的这个时代，更富有的家庭的孩子们就接受了一种共同的教育，或是在城市里由老人来教诲，或是在他们所依附的一个领袖的家中。就在这里，他们被教导以本国的法律、他们的习俗与偏见，而且他们学会了歌唱，其中包括有他们历史在内的诗篇。」
「一种更为定居的生活习惯，就在两性之间确立了一种更大的平等。妇女不再被当作是一种单纯的用具，就像是奴隶那样，只不过更与主人亲近而已。男人把她们看成伴侣，并且终于懂得她们可以使他们幸福。然而，哪怕是在她们最受尊敬的国度里，那里是禁止多妻制的，理性和正义也都没有在义务方面或在离婚权利方面达到全面的相互对等，或在对于不忠贞加以惩罚方面达到平等地位。〕
（这类偏见及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的历史，是应该列入我所要准备追溯的这张史表之内的；没有别的可以用未更好地表明，人类的幸福依赖于理性的进步到什么地步。〕
有些民族始终分散在乡间。另有些民族则聚集在城市里，城市成为国家领袖、分享他那权力的各部落领袖们以及各个家庭的长者们的分享他那权力的各部落领袖们以及各个家庭的长者们的居住地。正是在这里，人们积蓄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保护它们以防盗贼，而盗贼同时也随着定居者的这些财富而增多。当民族始终是分散在自己的领土上的时候，惯例是确定一个时间和地点，以便领袖们聚会商讨共同关心的事，以及审判者进行宣判。
凡是认为自己有着共同的起源并操同样语言的民族，几乎总是形成一个多少是很密切的联盟，然而它们之间并不放弃彼此作战；他们结盟或是反对外来敌人，或是为了报复自己所受的伤害，或是为共同履行某种宗教义务。
好客和商业即使是在起源不同。风俗和语言不同的各个民族之间，也形成了某些经常性的关系；抢劫和战争虽然经常干扰这些关系，然而，随后那种必要性便又复活了，它要比掠夺的嗜好和复仇的渴望更加有力。
杀戮被征服者、剥夺他们、把他们转化为奴隶，这些已不再构成为敌对民族之间被公认的惟一权利了。割地、赎金、纳贡就部分地取代了这些野蛮的暴力行为。
在这个时代，凡是掌握着武器的人都是军人，拥有优良武器的人、能够出色地使用武器的人、能够向别人供应武器的人，由于聚集了贮备，便发现自己是处于可以供给别人之所需的那种状态，也就必然地变成为一个领袖；然而这种几乎是自愿的服从并不会引向奴隶式的依附。
由于人们很少需要制订新的法律，由于公民们不是必须缴纳国库开支，而且假如那有必要的话，领袖们的财产或公共所保留的土地也会支付的，由于以规章限制工商业这一观念还不曾诞生，由于攻击性的战争是由普遍的同意所决定的，或者是纯粹由那些自愿受到爱光荣和好掠夺所吸引的人们进行的；所以人们就以为在这种粗糙的统治之下自己是自由的，尽管首脑们几乎普遍是世袭的，尽管其他下级领袖们也篡夺了特权来分享政治权威井执行政府职能以及行政职能。
然而一个领袖往往醉心于个人的报复，醉心于为所欲为的暴力行动；往往在这些特权家族之中，傲慢、世仇、爱欲和贪财增多了罪行，而聚集在城市里的领袖们则成为君主的情欲的工具，他们挑起派系和内战，以不公正的判决压迫人民，以他们的野心的种种罪行和他们的强盗行为来折磨人民。
在为数众多的民族中，这些家族的恣睢放纵耗尽了人民的忍耐力；他们被消灭、遭到驱逐或公共法律的镇压，他们很少能保留下来具有公共法律所限定的权威的那种称号；于是我们便看到建立起来了我们后来所称的共和国。
况且，那些被仆从们所围绕着的君主们，因为自己还有武器和钱财可以分给他们，便行使一种绝对的权威，这便是暴君制的起源。
在另外一些国土上，尤其是在那些并没有聚集在城市之中的小民族的国土上，这类粗糙体制的最初形态仍然被保留着，直迄我们看到这些人民或者是沦于一个征服者的羁轭之下。或者是他们自己也被强盗行为的精神所吸引而扩张到别国的领土上去的时刻为止。
这种暴君制必然只局限于一个很小的区域，只能有一个短促的寿命。人民很快就会挣脱仅仅是以暴力所强加的、而且即使是舆论也无法加以维持的羁轭。这种魔鬼暴君被人看得太清楚了，不可能不激起人民的憎恶更有甚于恐惧；强制力也像舆论一样，是不可能铸成持久不坏的枷锁的，――假如暴君们不是把自己的帝国扩张到足够遥远的地方，以便能向他们所分裂和压迫的国家掩饰起自己力量和自己脆弱性的那种秘密的话。
共和国的历史是属于下一个时代了；然而我们目前所关注的，却向我们呈现了一幅新的景象。
一个农业民族屈服于一个异族之下，是绝不放弃自己的家乡的；他们被迫不得不为他们的主人而劳动。
有时候征服者的国家满足于让领袖们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去进行统治，让兵士们去担任防务，而尤其是控制其居民并向屈服的和被解除了武装的人民榨取货币或实物的贡赋。有时候它就强占土地本身，把这种财产分配给自己属下的军人；然而这时候它仍然把原来耕种土地的隶农束缚在每一块土地上，使他们忍受法定的、严酷程度不同的那种新型的奴役。服兵役和纳贡赋对征服者民族的每个个人来说，都是他们享有这片土地的附带条件。
另有一些时候，它给自己保留了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是作为用益权（usufruit）才分配土地，同时还强加以同样的这些条件。情况几乎总是要同时使用这三种方式来奖赏征服者的工具们并剥夺被征服者。
从此我们便看到人类产生了新的阶级：统治者民族的后代和压迫民族的后代、和共和国的贵族（paticiat）绝不可混为一谈的世袭贵族（noblesse）、一族虽说并不是奴隶但却受到惩罚要去劳动并且是人身依附而备受侮辱的人民，最后还有与家内奴隶有别的田野奴隶，他们所受的那种专横较少的奴役方式使他们可以依法反抗主人的为所欲为。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封建制的起源，它并非是我们气候之下的特殊灾难，而是我们几乎在整个大地上各个同样的文明时代都曾发现过的，并且每一次都是同一个领土被两种人民所占领，而胜利则在他们之间确立了一种世袭的不平等。
最后，专制主义也仍然是征服的结果。我这里所谓的专制主义，有别于短暂的暴政，是指一族人民处于惟一的一个人的压迫之下，这个人以其意见、以其习惯而尤其是以服从他那专断的权威的军事力量在统治着他们，然而他的偏见也受到尊敬。他那为所欲为也受到阿谀、他的贪心和他的骄傲也受到照顾。
被一支由征服者的民族组成的、数量庞大而且精选的武力所直接环绕着、被最有力量的军事领袖所簇拥着、由将军们（这支军队的各个部门都听命于他们的号令）来控制各个省份，专制主义就能够以恐怖来治国了；而在他那被打倒了的人民或是在那些分布各地而又彼此相争的首领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可能设想以武装反抗他，而他所调遣的武力却又不能马上就粉碎他们。
一场卫队举事、一次首都叛变，对一个专制君主可以是致命的，但却不会削弱专制主义。一支胜利军队的统帅可以摧毁一个被偏见所神圣化了的家族，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但那只是为了实行同样的暴政。
在这第三个时代，还不曾经历过无论是作为征服者或是作为被征服者的不幸的那些民族，便向我们提供了农业民族那种纯朴和刚毅的德行以及那种英雄时期的风范，其中有一种伟大和勇猛、慷慨和野蛮的混合，使得我们这份史表是如此之引人人胜，把我们引到了要崇拜他们、甚至于要惋惜他们的地步。
而在征服者所建立的各个帝国中，我们所看到的各种风尚的史表，却相反地向我们提供了专制主义和迷信可能把人类导向各式各样腐化与堕落的阴暗景象。正是在这里，我们便看到产生了各种情况：对工商业的赋税，强使每个人去购买按自己的意愿来使用自己能力的权利，限制人选择自己的工作和使用自己财产的法律，强使孩子们依附于他们父亲的行业、没收财产的和酷刑的法律；总之，包括对人类的鄙视所可能发明的一切肆无忌惮的行为。合法的暴政和迷信的专横都在内。（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伟大革命的部落中间，文明的进步被滞留在非常落后的地步。可是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新观念和新感觉的需要乃是人类精神进步的首要动力；已经认识了，对那些奢侈的、多余物品的兴趣乃是对工业的刺激；已经认识了，那种好奇心正以贪婪的眼光在穿透自然界用以遮蔽起她自己秘密的那层幕慢。然而到处在出现的几乎都是，人们为了逃避这类需要而以一种狂妄的心情在寻求并采用种种生理的办法，为自己获得可能使自己不断有新奇感的种种官能作用，诸如使用酿造的酒、热饮料、鸦片、烟草、萎叶等等。很少有哪个民族是我们不曾见过有任何这类的习惯的，由此所产生的快感可以充满整个的日子或随时都可以重复，使人感不到有时间的重担，它满足了人的消遣或兴奋的需要；它终于麻痹了人们并延长了人类精神的幼稚状态和无所作为的期限。同样是这些习惯――它们曾经是愚昧的或受奴化的民族的进步的障碍――在开化的国度里也仍然在反对真理在各个阶段之中传播平等的和纯粹的知识。〕
在指出社会最初这两个时代的工艺是怎样的状况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制造木器、石器或兽骨，制作兽皮或制造织物等技艺之上，这些原始民族又怎样地加上了各种更为困难的染色、陶器乃至开始金属制作的技艺。
这些技术的进步在各个孤立的国家里应该是很缓慢的，然而各国之间所确立的交通，哪怕是很微弱的，却加速了它的进程。一个民族所发现的新工艺方法，就为它的邻居们所共有。征战往往是破坏技术的，但开始时却是传播技术的，并有助于它们的完善化，后来才阻碍了它们并促成了它们的衰落。
（我们看到有许多这类的技术在那些民族中间达到了更高度的完美，在他们那里长时期的迷信和专制主义的影响已经耗尽了人类的全部能力。然而如果说我们看到了这类奴役式的工艺的奇迹，我们却也看到其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天才的存在；其中一切的完美看来都不过是一场缓慢而苦痛的漫长陈规陋习的作品而已；尤其是伴随着这种令我们惊异的工艺品的，我们还觉察到了无知和愚蠢的痕迹，这就向我们泄漏了它们的根源。“
在和平定居的社会里，天文学、医药学、最简单的解剖学概念。对某些矿物和植物的知识、对自然现象研究的最初因素，都得到了完善，或者不如说是由于时间本身的效果而得到了开展；它们增加了人们的观察，并以一种缓慢而确凿的方式引导着人们很容易，并且几乎是在一瞥之下就掌握了从这些观察之中所应得出的某些普遍的结论。
然而这类进步却是极其脆弱的，而各种科学将会更长期地停留在其最初的幼稚状态；――假如不是某些家族。而尤其某些特殊的世袭等级使之成为了他们的光荣和他们权势的主要基础的话。
人们已经可以在对自然的观察之上，再增加对人和对社会的观察了。已经有少数实践道德的政治准则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并由这些世袭的等级所垄断；宗教观念、偏见和迷信仍在扩大着他们的领域。他们继承了最早的社团。最早的骗子家族和巫师家族；但是他们却运用了更多的技术来引诱那些较为细致的人的精神，他们那些真正的知识、他们生活表面上的严肃性。他们对于俗人所愿望的那些东西所持有的那种虚假的鄙视，这些在人民的眼里都赋予他们以威望，而他们的威望则使他们薄弱的知识及其伪善的德行具有一种神圣性，这类社会的成员从一开始就以差不多同等的热情在追求着两项大为不同的目的：一项是为自己获得新的知识，另一项是运用他们所具有的知识来欺骗人民并统治他们的精神。
他们中间的聪明人尤其关心的是天文学；而且就我们根据他们著作的残篇所能做出的判断而论，看来他们已经达到不凭借望远镜、不依靠高于初步知识的数学理论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
事实上，借助于一系列漫长的观察，人们就可以对星体运动得到一种很精确的知识，并达到一种可以计算并预言天象的地步。这些经验的规律，随着观察之扩展到更长的时间跨度，就更加容易为人所发现，但它却一点也没有引导这些最早的天文学家们去发现宇宙体系的普遍定律；然而它们却足以供给人们的需要所可能感兴趣的一切东西了，或者说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并且有助于扩大这些篡夺了教育垄断权的人们的威信。
看来我们有负于这些人的，还有算术进位的发明、以少数符号表示一切数目那种值得庆幸的办法，还有以非常简单的技术进行我们的智力单凭其自身所无法得出的种种计算。这便是使人类精神的力量得以成倍增长的那些方法的最初事例，人类精神借助于它们，就可以无限地扩张自己的疆界，我们不可能为它规定一个它所达不到的限度。
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他们把数学科学推广到它那最初运算的范围之外。
他们的几何学只局限于为土地测量和占星学的实用所必需的东西，那只停顿在毕达戈拉斯传给希腊（或者是他所重新发现）的那个著名的命题。
他们把机械力学留给了那些要使用机械的人。可是，也有某些夹杂着神话的故事似乎是在声称，这部分科学是由他们自身所培育的，仿佛是要以这类奇迹作为打动人们精神的一种办法。
运动定律和理论力学，全然引不起他们的关注。
如果说他们研究医药学和外科学、尤其是以治疗创伤为目的的外科学的话，他们却忽略了解剖学。
他们对植物学、对自然史的知识，只限于作为医疗之用的物质；只限于某些植物和某些矿物，它们的特殊性质可以适用于他们的计划。
他们的化学被约缩为简单的工序而没有理论、没有方法、没有分析，那只不过是某些配方的技术、对某些秘方的知识（无论是医学的、还是技术的）或是某些魔术，只适于在尤知群众的眼前炫耀，这些群众则屈服于和他们同样无知的领袖之下。
科学的进步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目标，是一种延续或扩张自己权力的手段而已。他们追求真理只不过是为了扩大谬误；所以元须奇怪他们很少能够发现真理。
然而，这种进步尽管是很缓慢的而又很微弱的，如果这些人不懂得书写的技术的话，还是不可能的，――自从知识开始增多以来，书写就是确保传统、固定传统、交流与传递知识的惟一手段。
因此，象形文字的书写或者是他们最初的发明之一，或者便是在教育者的世袭阶级形成之前就已经被人发明了。
既然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要进行启蒙而是要进行统治，所以他们不仅不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交给人民，反而在以谬误败坏他们要想宣示给人民的东西；他们教给人民的并不是他们信以为真的东西，而是对于他们自己有利的东西。他们向人民所显示的，没有什么是不掺进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的、圣洁的、神明的东西的，使得人民认为那是超乎人道之上的、赋有一种神圣特性、甚至是从上天接受来而为凡人所不可能接触到的知识。
因而，他们就有了两套学说，一套是给他们自己的，另一套则是给人民的；往往甚至于是，他们既然划分为若干等级，所以每一级就都为自己保留了某些奥秘。所有各个下层的等级全都同时既是骗于又是受骗者；而这一伪善的体系只有在某些秘密宗传者的眼前才会全部展现出来。
最能促成奠定这种双重学说的人，莫过于语言的变化了；那是时间的产物，是各个民族的交往和混合的产物。这种双重学说的人们，在给自己保存了古代语言或另一个民族的语言的同时，也就保证了自己掌握有另一种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语言的优势。
最初的书写，多少是以一幅确切的图。画来指示事物的，那或者是事物本身的图画，或者是一件类似的事物的图画；这就为一种更简便的书写开辟了道路，这时候，事物的相似性几乎已经褪了色，人们使用这些符号已经只是作为某种纯粹的约定；这一秘密的学说也有着它的书写，正如它已经有了它的语言。
在语言的起源时，几乎每个字都是一个比喻，而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人类的精神同时既掌握着其象征的意义，又掌握着其实际的意义；一个字在提供观念的同时，也提供了人们用它来表现的那种相类似的形象。然而由于在象征的意义上使用一个字的这一习惯，人类精神通过对最初的意义进行抽象作用的结果，终于就此止步；而那种原来是象征的意义的，就一步一步地变成为同一个字的通常的、实际的意义了。
保存着最初隐喻的语言的祭司们与人民群众一起在使用着它，人民群众己不再能掌握其真正意义了，他们已习惯于只以惟一的一种含义在使用这些字，于是那就变成了它们的本义，所以他们就只了解一些莫名其妙的荒唐神话；而同样这些说法对祭司们的精神说来却无非是表示异常之简单的真理而已。祭司们对他们神圣的经文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人民群众看到的是人、动物、鬼怪，而祭司们所想要表现的则是一种天文现象，是一年之中的历史事实。
这样，例如祭司们在他们的沉思之中，几乎到处都在对一个广阔元垠而又永恒的全体，创造出来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一切存在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宇宙中被观察到的一切变化都只不过是它的各种不同的形态而已。天体对于他们只不过代表散布在无限广漠之中的星群，只不过代表着扫描其运动的复杂程度多少有所不同的各个行星，以及由这些不同的星体的位置而得出的各种纯物理的现象罢了。他们以各种名字加之于那些星群和那些行星、加之于想象中运动着的或固定的轨道，以便表示它们的位置并视运动以解说这些现象。
但是在为他们表示这些形而上学的见解，这些自然界的真理时，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巨著却在人民的眼前展现出一幅最妄诞的神话体系，那对于人民竞变成了最荒诞的信仰和最冥顽不灵的崇拜。最可耻或最野蛮的种种做法的基础。
这便是几乎所有已知的宗教的起源，随后它们的创立者或皈依者的虚假和夸诞，又给它添上了各种新的神话。
（祭司等级霸占了教育，以便塑造人们更加忍耐地负担起可以说是被认同为自己生命的种种枷锁，乃至于竟放弃了要打碎枷锁这一愿望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类体制――即使是不乞灵于迷信的恐怖――能够把它们那摧残人类能力的权力推向什么地步，那么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转到那个民族，他们似乎从不曾在科学上和技术上被别的民族所超出过，但他们却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继地超赶过去。这个民族的火炮知识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被那些野蛮国家所征服；科学在无数的学校里是向所有的公民都开放的，惟有“它才导向一切的尊贵，然而却由于种种荒诞的偏见，科学竞致沦为一种永恒的卑微；在那里甚至于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元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
那些其利益只在于骗人的人们，很快地就会厌恶对真理的追求的。他们满足于人民的驯服，并相信不再需要新的办法来保证它的延续。他们自己也就一点一点地忘记了在他们的隐喻之下所掩盖着的部分真理；他们所保存的他们那古代的科学，只是限于为了维持自己信徒们的信心所严格必需的东西；而他们终于也以自己成了自己神话的受骗者而告结束。
从此以后，科学中的一切进步就都停顿了；甚至于以前各个世纪所曾经验证过了的科学知识，有一部分也在后世消失了，而人类的精神沦于愚昧和偏见之后，就会在这类广大的帝国中注定成为一种可耻的无所作为，这类）一大帝国之从不间断的存在，长期以来已经沾污了全亚洲。
在那里居住的民族，乃是我们所可能观察到的文明与衰败的程度同时共存的惟一民族。至于占有大地上其余部分的各个民族，或者是他们的进步被扼阻了，但我们还可以从中追溯人类的幼年时期；或者是被各种事件所带动而经历了以后的各个时代，那种历史则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
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个时代，正是这些亚洲的民族已经发明了拼音书写，那已经取代了象形文字――大概是在已经使用了被赋予各种观念的约定的象形符号之后――而这种文字则是至今中国人所认识的惟一书写形式。
历史和推理就能够向我们阐明从象形文字逐渐过渡到那种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中间性的艺术的方式是怎样在进行的；但并没有什么可以多少确切地告诉我们，在什么国度或在什么时候，拼音书写最初为人所使用的。
这一发现后来就在希腊人中间流传了下来；希腊这个民族对于人类进步起过如此之有力而又如此之有幸的一种影响，天才们为人类开辟了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那是自然界准备好了的，是命运注定了使之成为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的恩赐者和引导者的：这一荣誉迄今力止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民族所曾分享过。从此，惟有一个民族才有可能设想主宰人类命运的一场新革命的那种希望。自然界、各种事件的结合，仿佛是协调一致地在为他们保留着这份光荣。但我们完全不必设法去摸透，隐蔽在不确定的未来后面的是什么东西。
第四个时代
人类精神在希腊的进步 下迄亚历山大世纪各种科学分类的时期
希腊人厌恶那些国王，国王们自称是神明的子孙，却以他们的暴行和他们的罪恶玷污了人道；他们分为若干共和国，其中惟有拉西第蒙承认世袭的领袖，但要受到其他行政官的权威的箝制，并也像所有的公民一样地服从法律，而且还由于王权分别掌握在赫拉克里底斯家族两支的长子之间而削弱。
马其顿、德撒里和伊比鲁斯的居民由于有共同的起源、由于使用同一种语言，并且是被软弱的、在他们之间纷争不断的君主们统治着，所以没有能力压迫希腊；但他们却足以保护希腊免遭北方斯基泰民族的入侵。
在西边，意大利分为许多孤立的而且面积不大的国家，它们不会引发希腊的任何恐惧。几乎西西里的全境和意大利南部最佳的那些海港，都已经被希腊殖民者占领了，他们和自己母国的中心城市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但却形成了独立的共和国。另外的殖民地则是建立在爱琴海的许多岛屿上和小亚细亚的一部分沿岸。
因此之故，亚洲大陆这一部分与居鲁士的庞大帝国的结合，便成为可能威胁到希腊独立和它的居民的自由的惟一真正的危险了。
暴君制尽管在某些殖民地，而尤其是建立在王族被推翻之前的那些殖民地上的，虽然较为持久，但也只能认为是一种短暂的和局部的灾难；那给某些城邦的居民造成了不幸，但并未影响到国家的普遍精神。
希腊从东方的各民族那里接受了他们的艺术、他们的一部分知识。拼音书写的习惯以及他们的宗教体系；由于东方的逃亡者到希腊来寻求避难，由于希腊人航行到东方，所以希腊就和这些民族之间建立了交往并把亚洲的和埃及的知识和谬误都带到了希腊。
因而科学在希腊不可能成为一个特殊世袭阶级的职业或世业。他们祭司的职能只限于崇拜神明。天才在这里可以发挥它全部的力量，不必屈服于迂腐的规划或祭司团体的伪善说教的体系。所有的人对于认识真理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可以力求发现真理，以便向所有的人交流真理，并向他们交流全部的完整的真理。
这种幸运的环境更有甚于政治的自由，使得人类的精神在希腊人中间有着一种独立性，这就是它那进步的迅速性和广泛性的确实保证。
然而希腊的智者和希腊的学人，不久就采用了哲学家、科学之友或智慧之友这个更为谦逊的名称，他们迷失在他们所抱有的过分庞大的、广阔无垠的计划之中。他们想要钻透人性和神性、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他们努力要把整个自然界都归结为一条惟一的原则，并把宇宙的各种现象都归结为一条惟一的规律。他们力求把一切道德的义务以及真正幸福的秘密，都囊括在一条惟一的行为规则之中。
于是，他们就并没有发现真理，反而是在铸造各种体系；他们忽视了对事实的观察，为的是自己好投身于自己的想象之中；他们既然无法把自己的意见置于证明的基础之上，便力图以诡辩来维护它们。
然而正是这些人，成功地培植出了几何学和天文学。希腊这些科学的最初知识就都有赖于他们，甚至于还有某些新的真理、或至少也是对真理的知识，它们是希腊人从东方带回来的，但并不是作为已经确立的信仰，而是作为他们认识了其原则及其证明的各种理论。
在这些体系的夜幕之下，我们看到了甚至闪烁着两个幸运的观念，它们在此后更为开明的世纪中将会重新出现。德漠克里特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具有确定的、而又不可变易的形状的简单物体之组合与运动的结果，它们受到了最初的推动，便产生一种作用量，那在每个原子之中虽然形态不同，但在其整体上则永远保持着同样不变。
毕达哥拉斯宣称，宇宙是由一种和谐在统治着的，而数目的性质便可以揭示出它那原理；这就是说，一切现象都服从于普遍的并且可加以计算的定律。
我们很容易看出，在这两种观念中，既有笛卡尔的大胆的体系，又有牛顿的哲学。
毕达哥拉斯通过自己的思考发现了――或者是从埃及的或印度的祭司那里接受了――天体的真实布局和宇宙的真正体系；他把它教给了希腊人。然而这一体系是大违反感官的验证。太违背流俗的观念了，以致于人们可能赖以建立真理的那些薄弱的证据不能够吸引人们的精神。它始终埋藏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内部，并随着这个学派而被人遗忘了，直到16世纪末才又有赖于确切的证据而重新出现，这时候它就战胜了感官的抗拒以及更为有力而又更加危险的迷信的偏见。
这一毕达哥拉斯学派主要地是在大希腊传播，它造就出了立法者和无畏的人权保卫者；它遭受着暴君的压迫。其中有一个暴君在他们的学园里烧死了毕达哥拉斯派；这无疑成为了一个充分的理由：目的并不是要背弃哲学，也不是要放弃人民的事业，而是要停止使用一个已经变得太危险的名称，并且避免只会有助于唤起自由与理性的敌人们的愤怒的那些形式。
一切良好的哲学的首要基础之一，就是要对每种科学都形成一种严谨而精确的语言，其中每一个符号都代表着一种十分确定、十分明晰的观念，并以严格的分析而能够很好地确定、很好地明确各种观念。
希腊人却相反地在滥用日常语言的各种弊端，以便玩弄字词的意义、以便在可悲的模棱两可之中困搅人类的精神，并以同一个符号接连不断地表示不同的观念来迷惑人们的精神。可是，这种诡辩却也赋予了人类的精神以一种精致性，同时它又耗尽了他们的力量来反对虚幻的难题。于是，这种字词哲学，在填补人类的理性似乎要在超乎自己力量之上的某种障碍面前止步的那种空隙的时候，决不会当下就有助于它的进步，而是它在为此做着准备；并且我们还会有机会再来重复这种看法。
正是使自己纠缠于种种或许是永远不可解决的问题，使自己被对象的重要性或宏伟性所诱惑，而没有梦想到我们是否有办法可以达到那一步；正是在收集到事实之前就要建立理论，在我们还不懂得观察宇宙的时候就要构造宇宙；――正是这种（尽管是很可原谅的）错误，从它最初的一步起就阻碍了哲学的进程。所以苏格拉底在与智者派做斗争时，在嘲笑他们虚饰的诡辩时，就号召希腊人要把在天上消失了的那种哲学最后召回到地上来；他既不鄙视天文学，又不鄙视几何学，也不鄙视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他也没有那种幼稚而错误的观念，要把人类精神归结为仅仅是研究道德而已；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的学派和他的弟子们，数理科学才取得了它们的进步；我们在喜剧中看到的对他进行的嘲笑和带有大量讥讽的谴责，都是在谴责他们攻读几何学、研究气象、探索地图、观察聚光镜，而他那个时代却由于一种可惊的纯朴性，只根据阿里斯托芬的一篇笑剧就把最遥远的东西传给了我们。
苏格拉底只是想告诫人们，要把自己限于自然界置诸他们的能力范围以内的东西；要对自己的每一步都确有把握，然后再去尝试新的一步；要研究自己周围的领域，然后再冒险去把自己投入未知的领域。
苏格拉底之死是人类史上一桩重大的事件；它成为标志着哲学与迷信之间的那场战争的第一次罪行；那场战争仍在我们中间继续着，那是同一个哲学在反对人道的压迫者的战争，而焚烧一座毕达哥拉斯派的学园就标志着那个时代。这类战争的历史会成为人类史表中有待于我们继续去探索的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祭司们怀着阴郁的心情看到：人类在努力完善自己的理性和追索根本的原因时，认识到了祭司们的教条的全部荒谬、他们那些仪式的全部夸诞、他们的神谕和他们的奇迹的全部欺诈。他们害怕哲学家向与他们的学派频繁接触的学生们揭穿这个秘密；害怕它从哲学家们那里传给所有要想获得权威和威信而不得不赋予自己的精神以某些文化的人们；而且害怕这样一来，祭司的帝国就会很快地缩减到那类最粗鄙的人民，而且那类人本身也将以不再受蒙骗而告结束。
虚伪受到了震惊之后，就赶忙控诉哲学家们不敬神，为的是使哲学家们没有时间可以教导人民说，这些神原来都是他们祭司的制造品。哲学家们要躲避这种迫害，就按祭司们自身的先例而采取了一种两面派的学说的办法，仅只是向经过考验了的弟子们传授倘若过分公开便会刺伤流俗的偏见的那些见解。
但是祭司们却向人民提出，哪怕是最简单的物理的真理也是亵读神明。他们控诉阿那克萨哥拉居然胆敢说，太阳比伯罗奔尼撒更大。
苏格拉底也未能逃脱他们的打击。雅典已经不再有伯里克利来保卫天才和德行了。何况，苏格拉底更加是罪责难逃。他仇恨智者们，他要把错误的哲学引回到更有用的目标的那种热忱，就向祭司们宣告了只有真理才是他的研究的鹊的；而且他并不是要强使人们采纳一种新体系，强使别人的想象屈服于他自己的想象，而是要教导人们去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而所有这些罪行，却正是祭司们的骄妄所最不懂得加以宽恕的。
就在苏格拉底坟墓的脚下，柏拉图宣讲着他从自己老师那里所接受的教诲。
他那迷人的文风、他那光辉的想象、那些开心的或是庄严的提纲挚领的表述、那些机智而尖锐的情趣――这些在他的《对话录》里就把哲学讨论的枯燥无味一扫而空；他懂得在那里面传布温和纯净的道德箴言，他善于安排他的人物行动并使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特性。所有这些优美都是时间和见解上的革命所不能抹杀的，然而它们无疑地也就恩准了那些经常地构成他著作的基础的哲学梦和那种对字汇的滥用，而这正是他的老师屡次谴责于智者派的，苏格拉底并未能保护他这位最伟大的弟子免于这一点。
我们读到他的《对话录》时，会惊讶于它们竟然是一位哲学家的著作，这位哲学家在他的学说的大门上安置了一行刻字：禁止任何没有学过几何学的人入内；而以那么大的勇气在传播这些如此之空洞又如此之轻浮的假说的那个人，竟然就是这样一个派别的创立人，――在那里人们第一次要使人类知识的确凿可靠性的基础受到严格的检验，并且甚至于是最开明的理性都要加以尊重的那些知识也呈现了动摇。
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柏拉图从不曾以自己的名义讲过话，而且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总是以一种怀疑的谦逊在那里发言，那么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各种体系在那里面都是以它们的作者、或者柏拉图以为是它们的作者的那些人的名义提出来的；同样的，这些《对话录》也是一所怀疑主义的学院，并且柏拉图善于同时既表现出一个喜欢组装和发挥漂亮的假说的学者的大胆想象力，又表现出一个纵心于想象而又不使自己被想象所引诱的哲学家的保留态度；因为他的理性是被健全的怀疑所武装的，懂得保卫自己免于幻想，哪怕是最有诱惑力的幻想。
这些学院继承了这位大师的学说，尤其是他的原理和主要的方法，但他的继承者们却远不是奴才式地追随他；这些学院具有的优点是能通过一条自由的博爱纽带而把专心钻研自然界的秘密的人们都聚集到他们中间来。如果说老师的见解过分经常地享有权威（而权威本应该是仅只属于理性的），如果说这一体制因此而中止了知识的进步；那么在一个印刷术尚未为人所知、而即使手抄本也是十分罕见的时代里，它就有助于更加迅速和广泛地传播知识。这些伟大学院的名望招致了全希腊各个地方的学生，它们是培养哲学兴趣和传播新真理的最有力的工具。【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
这些互相竞争着的学派怀有产生学派精神的那种敌意在彼此斗争着，而人们往往就为了一种学说（对这种学说，这一学派的每个成员都享有自己的一份骄做）的胜利而牺牲了真理的利益。要改变人的信仰这种个人的热情，就败坏了更高尚的要启蒙全人类的热情。然而同时，这种竞争却在人类的精神中间维持了一种有益的活动；这些论战的景象、这些见解之争的兴趣，就唤起一大群人从事哲学研究，他们仅仅爱真理，那是任何事业或欢乐或甚至于闲逸所不能剥夺他们的。最后，既然这些学派、这些宗派――希腊人有此智慧，决不使它们进入公共体制之中――始终是完全自由的，既然每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开创另一个学派或者建立一个新学派；所以人们就一点都不必害怕理性的那种奴役，那在大多数其他民族中曾对人类精神的进步设置下了不可克服的障碍。
我们将要表明，对于希腊的理性、对于他们的风尚、对于他们的法律、对于他们的政府，哲学家们都有哪种影响，――那影响是应该大部分归功于他们并没有。甚至于从来都没有想要具有任何的政治存在；应该归功于他们自愿地脱离公共事物――对于几乎一切宗派来说这都成为一条共同的行为准则；最后还应该归功于他们做到了以自己的生活以及以自己的见解而使自己有别于其他的人。
在追溯这些不同宗派的史表时，我们将关心他们的哲学原则更有甚于他们的体系，更有甚于要去探讨（正如人们太经常地所做的那样）那些荒谬的学说确切说来都是些什么，那些学说以一种变得几乎是不可理解的语言把我们包裹起来了；我们要表明，是什么普遍的错误引导他们走人了歧途的，并且要在人类精神的自然进程之中找出它那起源。
我们将要特别阐明真正科学的进步及其方法的不断完善化。
在这一时代，哲学包括一切科学都在内，除了已经从其中分化出来的医学而外。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可以向我们表明，当时那种医学科学以及自然而然与之相联系的、但除了与它的关联而外已经不复存在的那些科学都处于什么状态。
数学科学已经在泰勒士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被培养得很成功。然而它们并不怎么高出于东方各民族的祭司团体中数学科学所停留的阶段。但是自从柏拉图学派出世以来，它们就突破了要把它们局限于直接的和实际的用途那种观念所设置下的那道屏障。
这位哲学家是第一个解决了使立方体增加一倍这一问题的人，实际上是以一种连续的运动、但却是以一种巧妙的程序并以一种真正严谨的方式来解决的。他的最初的弟子们发现了圆锥截面，确定了它的主要性质；他们由此便向天才打开了那种广阔无垠的视野，那是一个可以永无休止地使用自己力量的场地，直到时间的尽头；但是天才每迈进一步，那些界限也就在他面前后退一步。
希腊人政治科学的进步，就不能全然归功于哲学了。在那些汲汲于保全自己的独立和自己的自由的小共和国里，人们几乎通常都有一种想法，要把编纂并向人民提出法律的这一职能（而并非制订法律的权力）委托给一个个人，人民在加以审查之后便立即批准。
（这样，人民便把一项工作赋予了以其德行或智慧而博得了人民信任的哲学家；但是他们并没有赋予他以任何权威。他仅仅是由他自己一个人在行使我们后来所称之为的立法权。那种如此之致命的惯例，即召唤〕迷信来支持政治体制，往往污染了非常之适宜于赋予一个国家的法律以一种系统的一致性的那一观念的履行，而只有这一点才可能使得行动稳妥而简便并能维持其持久。然而政治还没有经久不变的原则，足以使人们不必害怕看到立法者把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感情带到里面去。
他们的目标还不可能是要在理性之上、在人人都平等地得之于自然的那些权利之上以及最后是在普遍正义的准则之上，建立起来一座人人都平等而自由的社会的大厦；而只是要确立那些法律，使一个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世袭成员可以根据它们来保存自己的自由，生活在不正义的掩护之下，并且发挥出一种超乎保障他们的独立之外的力量。
既然人们假定这些法律――它们几乎总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并且是被盟誓所神圣化了的――的寿命应该是永恒的，所以人们就更少关心要向一个民族保障以和平的方式修改法律的办法，而更多地是关心要预防改变这些根本性的法律，并防止对细节的修改会改变整个的体系和腐蚀人们的精神。人们寻求适宜的体制来提高和培育爱国主义，其中就包括热爱它的法制、乃至热爱它的习俗；人们寻求一种权力组织，它可以保证法律的执行以防行政官的疏忽或腐化、有权势的公民的威望和群众的动乱。
富人们（这时候只有他们能够获得知识）掌了权，就可以压迫穷人并强行把穷人投入一个暴君的怀抱。人民的愚昧和轻浮、他们对有权势的公民的嫉妒，就可以给予后者以建立贵族专制主义的愿望和手段，或是把贫弱的国家付之于邻国的野心。被迫要保全自己同时免除这两种危险，希腊的立法者们便求助于各种多少是幸运的结合，但它们几乎总是带有那种精巧性和那种机智性――那从此就成为了这个国家普遍的精神特征――的烙印。
我们在近代的共和国中、而且甚至于在哲学家们所描绘的计划里，很难找到有哪种体制是希腊的共和国所不曾提供过模型或做出过典范的。因为安斐克提昂联盟、伊托利亚人、阿迎底亚人和亚该亚人的各个联盟都为我们提出了联邦的体制，它们结合的紧密程度多少不同；在这些由于共同的起源、由于使用同一种语言、由于风尚、见解和宗教信仰相类似而联系起来的各个不同的民族之间，就建立了一种更为文明的万民法和更为自由的商业规则。
（农业、工业、商业与一个国家的体制及其立法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于国家繁荣、对于国家力量、对于国家自由的影响，是不会逃过一个聪明的、活跃的、关怀着公共利益的民族的视线的；于是我们在他们那里就看到了那种如此广泛的、如此有用的、今天是以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而闻名的学科的最初痕迹。〕
仅仅对已经确立了的各个政府的观察，其本身就足以立刻使政治成为一门广泛的科学了。「因而，甚至于在哲学家的著作中，它也毋宁说是表现为一种有关事实的科学、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经验的科学，而非一种建立在普遍原则之上的、得自自然界的并为理性所认可的真正的理论。“
「这就是我们在考察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时所应采用的观点，假如我们想要深入钻研其中的意义并且公正地领会它们的话。〕
几乎希腊人所有的制度都假设了奴隶制的存在以及在一个公共场地之上集合全体公民的可能性；而为了很好地判断它们的效果、尤其是为了能预见它们在近代的大国中所能产生的效果，我们的眼中就必须一刻也不可失掉这两种如此之重要的差别。对于前者，我们不能不满怀忧伤地想到，当时哪怕是最完美的政体结合，最多也只是以人类半数的自由或幸福为其目标的。
「在希腊人中间，教育乃是政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造就人是为了国家，更有甚于是为了他们自身或为了他们的家庭。这条原则是只能被小国寡民所采用的，对于他们我们更有借口可以假设有一种脱离了人类共同利益的民族利益。那只有在最艰苦的耕种和手工劳动都是由奴隶来进行的国度里，才是行得通的。这种教育几乎完全限于体育锻炼、风尚的原则或适于激发排外的爱国主义的习尚等方面。其余的一切都可以在哲学家的或修辞学家的学园里。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自由地学习到；而这种自由也是希腊人的优越性的原因之一。〕
在他们的政治中，也像在他们的哲学中一样，我们发现有一条普遍的原则，历史对于它差不多只出现过极少数的例外；那就是在法律之中要使各种原因彼此相对立，从而力求铲除坏事的效果更有甚于要消灭坏事的原因；它毋宁是要从制度之中抽除各种偏见和罪恶的部分，更有甚于要消除它们或压制它们；它更经常地在关心着使人非人性化的办法、激发和转移人的感情，有甚于要完善化和纯洁化种种成为人类道德体制的必然产物的倾向和偏好：这些错误都是由于把文明的实际状态向他们所提供的人――也就是说，被偏见、被矫揉造作的情绪或兴趣并被社会习惯所腐化了的人――认作就是自然人这一更为普遍的错误的产物。
这种观察乃是格外重要的，也格外有必要来阐发这种错误的根源，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消灭它；因为它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个世纪，并且它仍然在我们中间太经常地既腐蚀着道德，又腐蚀着政治。
「如果我们以东方人中间的立法来比较希腊的立法、而尤其是他们审判的形式和规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东方人那里，法律乃是用强力以压制奴隶的一付羁轭，而在希腊人那里，则是人与人之间订立一项公约的条件。在东方人那里，法律形式的目标在于使主人的意志得以完成；而在希腊人那里，则在于使公民的自由不受压迫。在东方人那里，法律是为了那些强加于人的人而制订的；而在希腊人那里，则是为了那些服从法律的人而制订的。在东方人那里，是要迫使人们害怕它；而在希腊人那里，则是要教导人们爱护它；――这些区别我们仍可以在近代人中间，在自由民族的法律和奴隶民族的法律之间重新发现。最后，我们还可看到：在希腊，人们至少对自己的权利已经有了感受，如果说他们还未曾认识到它们的话，如果说他们还不懂得深入探索它们的性质、掌握它们并划定它们的领域的话。」
在希腊人哲学那里出现了曙光以及各门科学迈出了最初步伐的这个时代，美术也上升到一种完美的程度，那是其他任何民族都还不曾认识到，此后也难以有什么民族可望达到的。荷马生活在伴随着暴君的倾覆和共和国的形式而来的那个内乱的时代。索福克里斯、欧里庇得斯、品达尔、修昔底德、德摩第尼斯、斐狄阿斯、阿佩里斯等人都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同时代的人。
我们将追溯这些艺术进步的史表，我们将探讨它们的原因，我们将区别什么应该只看作是艺术的完美以及什么应该只归功于艺术家的幸运的天才，这种区别足以消除人们束缚了美术的完善化的那些狭隘的界限。我们将要表明政府的形式、立法的体系、宗教崇拜的精神对它们进步所起的影响；我们将要探讨什么是它们有负于哲学的，以及什么是哲学本身有负于它们的。
我们将要表明，自由、艺术和知识曾经怎样地有助于风尚的驯化和改善；我们将要看到，希腊人的那些邪恶往往被人归咎于他们文明进步的本身，但那却只是更原始的各个世纪的邪恶；当邪恶不能摧毁知识和艺术文化时，知识和艺术文化便节制了邪恶。我们将要证明，这些反对科学和艺术的夸夸其谈，都是奠定在对历史学的一种错误应用之上的；并且相反地，德行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知识的进步的，正如腐化的进步总是继之以没落或者是宣告了没落一样。第五个时代
科学的进步 从它们的分类到它们的衰落
柏拉图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就在雅典本身之内创办了一座学园，与他的老师相竞争。
他不仅包括所有的科学，而且还把哲学方法应用于雄辩术和诗歌。他是第一个敢于想象那种方法应该推广到人类的智力所能达到的全部领域的人；因为人类的智力无时无处不在使用着同样的能力，所以就应该元时元处不在服从着同样的规律。
他所形成的计划越是庞大，他就越感到需要把它们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部门，并以更大的精确性划定它们每一种的界限。从那个时代起，大部分的哲学家。甚至于其中的整个派别，都把自己限于这些部门中的某几种。
数学科学和物理科学单独形成了一大类。因为它们是建立在计算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它们所能教导的东西与划分为各个派别的各种意见无关；所以它们就脱离了哲学，而派别则仍然在支配着哲学。从而，数学和物理科学就变成了学者们的专业，这些学者们几乎都同样地有此智慧置身于各个学派的论战之外；而在这些论战中人们是从事于一场更有助于哲学家们短暂的名望之争，而不是有助于哲学的进步之争。于是哲学一词就开始仅只是表示宇宙秩序、形而上学、辩证法和道德学（政治学也构成其中的一部分）的普遍原理而已。
幸而这种分类的时代，是在希腊经过长期风暴丧失了她自己的自由那个时候之前。
各门科学在埃及的首都找到了一个庇护所，那是统治着那里的专制君主们本来或许会拒绝给予哲学的。从连接地中海和亚洲海洋的贸易中获得了他们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的君主们，就来鼓励那些对航海和商业有用的科学。
这些科学从而就逃避了在哲学上很快地就为人感觉到了的那种更迅速的衰落，哲学的光辉是随着自由一道消失的。对知识的进步是如此之漠不关心的罗马人，其专制主义只是很迟的时候才扩展到了埃及，而那时候亚历山大城对于罗马的生存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了；亚历山大城据有一个科学之都的地位，正如它是商业的中心一样；它由于自己的人口、由于自己的财富、由于与外国人的大规模交往、由于托勒密王朝所做出的建设（而那是征服者不会想要破坏的），所以就足以使自己保存下来科学的圣火。
这个学派从它一开始就在培育数学，而且其哲学的教导差不多只限于证明怀疑的用途并指出确凿性的狭隘界限，所以这个学派便成为一个学者的学派；而且那种学说也不可能震骇专制君主，于是它就掌握了亚历山大学派。
圆锥截面的理论、用它们来构造几何轨迹或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些其他曲线的发现，――这些都扩大了几何学直迄当时仍是非常之狭隘的工作。阿基米德发现了抛物线的求积方法，他还测量过球面积；而那是极限理论的第一步，它决定了一个数量的极限值、即该数量不断趋近但永远达不到的值；那也是那种科学的第一步，它教给人们怎样去发现趋近于零的两个数量的比例，并且进而达到用这些比例的知识来决定有限大的比例；总而言之，它是那种计算的第一步，那种计算乃是近代人以更多的骄做并不正确地称之为无限小的计算方法的。正是阿基米德，第一个确定了圆的直径与其周长的近似比例，他教给人们怎样可以获得它那越来越不断近似的值，并且使人们懂得了近似方法，这是对已知方法、并且也往往是对科学本身之不充分性的一项值得庆幸的补充。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他看作是理论力学的创始人。我们有负于他的是杠杆理论和对流体静力学那条原理的发现，即一个物体置于液体中时所丧失其本身一部分的重量就等于它所排除的那部分液体体积的重量；
以他命名的螺旋、他在叙拉古之围的奇迹（即他的燃烧镜），都证实了他在机械科学方面的才能，但这些却被学者们忽视了，因为直到当时已知的理论的原理还不可能达到那一步。这些伟大的发现、这些新的科学，就把阿基米德置之于那些幸运的天才者们中间，他们的生平就成其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而他们的存在就仿佛是自然界的一桩恩赐。
正是在亚历山大学派那里，我们发现了代数学的最早痕迹，也就是说，把数量看作是单纯数量的那种计算。在狄奥芬图斯的书里所提出的和解决的那些问题的性质，都要求把数看作是具有一种普遍的。不定的而且仅只服从于某些条件的值。
然而那种科学在当时并不像今天一样有着它自己的符号、自己的专门方法、自己的技术运算。人们是用文字表示这种普遍值的；而且人们是以一系列的推理来发现并展开对问题的解答的。
迦勒底人的某些观察，被亚历山大带给了亚里士多德，它们加速了天文学的进步。他们所贡献的最光辉的东西，都要归功于希帕库斯的天才。但是如果说，在他以后的天文学方面，正如在阿基米德以后的几何学和机械学方面一样，我们并未遇到更多的这类发现、更多的这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一门科学的面貌的工作，那么它们却仍然长时期地、至少是在真理的细节上继续在自我完善、自我扩展并且自我丰富。
在他的动物史研究中，亚里士多德以精密人微的观察方式提出了有价值的原理和模型，以有系统的方法描述了自然界的对象，对观察进行了分类，并掌握了它们所提供的普遍结果。
对植物史和矿物史他也进行了研究，但准确性要差一些，而且观点也不大开阔、不大有哲学性。
解剖学的进步是非常之缓慢的，不仅是因为宗教的偏见反对解剖尸体，而且因为流俗的见解把接触尸体看成是一种道德的污秽。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只不过是一种观察的科学，它只能引向经验的方法。宗派的精神。对假设的爱好，很快就感染给了医学；但是如果说错误的数量压倒了其中新的真理的数量，如果说医学的偏见或体系所造成的祸害远甚于它们的观察所能造成的好处；那么我们却也无法否认，医学在这个时代里做出了某些微弱的、但却是扎实的进步。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物理学带来他那动物史研究中所特有的那种确切性和那种明智的审慎。他膜拜他那个世纪的习惯和学派的精神，以各种假设的原理歪曲了物理学，以它们那些含混不清的普遍性轻而易举地在解说一切，因为它们不能以准确性解释任何东西。
何况，仅仅有观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验，实验就需要有仪器；而且看来人们当时还不曾搜集到足够多的事实，也还不曾看到足够多的细节，使他们感到有必要具有以那种方式去追问自然界并强迫自然界作出回答的那种想法。
在那个时代，物理学的进步史也只不过是把自己局限于一份少数知识的史表，它们出自工艺的实践所导致的机遇或观察，更多于出自学者的研究。水力学，而尤其是光学，呈现出一片不那么太荒芜的收获；然而它们却仍然不如说只是被人注意到了的事实，因为它们是由它们自身所提供出来的，而不是由实验所发现、或深思所推测的各种理论或物理学的定律所提供的。「农业一直到这时候为止，还只局限于简单的常规，而且局限于教士们在向人民传授农业时以他们的迷信所败坏了的某些规则。农业在希腊人那里，而尤其是在罗马人那里，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和受人尊敬的技术，最有学问的人都热心于搜集农业的方法和教诫。这些观察汇编做得很准确、收集得很仔细，可以向人们阐明农业的实践并传播有用的方法；然而人们仍然距离实验与计量观察的世纪非常之遥远。“
机械的技术在开始与科学相结合；哲学家则在检查它的各种工作，探索它的起源，研究它的历史，从事描述各个不同地区耕作方法和产品，搜集这些观察，并把它们传给后代。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普林尼把人、自然和工艺都包括在他那部《自然史》的宏阔无比的计划之内，它是当时人类精神的真正财富所形成的一切之中的可贵创造，而普林尼之有权得到我们的感激是不可能被他所应受到的谴责一笔勾销的，即他太少选择并且太过于轻信地收入了历史学家和旅行者们的无知和谎言欺世向他那永不餍足要认识一切的贪欲所提供的任何东西。
在希腊衰落之际，雅典――她在她的盛期曾经尊崇过哲学和文艺，――现在却轮到她自己要靠哲学和文艺来更长期地来保存她住昔光辉的某些残照了。人们不再是在讲坛上衡量希腊的和亚洲的命运了，反而是在罗马人学会认识雄辩术的秘密的雅典学园里，是在造就出来了罗马最早演说家的德摩第尼斯灯塔的脚下。
雅典学园、莱修姆学园、画廊学园和伊壁鸠鲁花园就是哲学王国里四个相互论战的派别的摇篮和主要的学派。
在雅典学园里，人们教导说，没有什么是确凿无疑的；对于任何事物，人们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确定性，也甚至于不可能达到一种完全的理解；最后（恐怕很难走得再远了）也不可能肯定我们一无所知的不可能性，并且即使是对怀疑一切的必要性，也必须加以怀疑。
人们在这里阐发、辩护并争论着其他哲学家们的见解，但作为适宜于锻炼精神的假说，并且由于随这些争论而来的不确定性，便更加使人感到人类知识的虚幻以及其他派别的武断的信念之可笑。
但正是这种为理性所认可的怀疑，――当它引导人们绝不要以那些我们不能赋之以明白确切的观念的词句进行推理时，当它调节我们对每一个命题的或然性的同意程度时，当它对每一类知识要确定我们所可能获得的确凿性的限度时，――正是这种怀疑，假如它超逾了已被证实了的真理的话，假如它攻击了道德原则的话，就会变为愚蠢或疯狂；它就只会有利于无知和腐化：这便是在雅典学园中取代了柏拉图早期弟子们的那些智者派所陷入的极端境地了。
我们将要阐明这些怀疑派的历程和他们的错误的原因；我们将要探讨，在他们学说的夸大其辞之中什么是我们应该归咎于他们在以荒诞的见解而标新立异的那种狂妄；我们要使人看到，如果说他们已经足够强劲地遭到了旁人本能的驳斥，并且遭到了那些以之指导自己本身生活行为的人们的本能的驳斥的话，那么他们却从不曾被哲学家很好地理解过，也不曾被哲学家很好地驳斥过。
然而，这种过度的怀疑主义并没有牵引着整个的雅典学园派；这里有一种不以人们的利益、人们的传统、甚至人们的存在为转移的对正义、对美、对诚实的永恒观念，这一观念是铭刻在我们的灵魂之中的，它成为了我们义务的原则和我们行动的规范；这种学说是柏拉图的、对话录、提出来的，由他的学派所继续发扬而形成了它的道德教训的基础。亚里土多德并不比他的老师们更懂得分析观念的艺术，也就是说，怎样地逐步追溯到已经构成了组合体的那些最简单的观念；怎样地深入到这些观念的形成的根源之中去，并在它们的运作中追踪人类精神的进程及其能力的作用的发展。
因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也像其他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一样，就只是一种空洞的学说，时而是建立在滥用文辞之上，时而又是建立在简单的假设之上。
然而正是由于他，我们才得出了这一重要的真理、这一对人类精神的知识的第一步，即我们哪怕是最抽象的、最纯属智力的观念，可以说也都在我们的感觉中有着它们的根源。但是他并没有据此做出任何发展。它倒不如说是一个天才人物的洞识，而非经过精确分析的、并且其中结合了可以得出普遍真理来的一系列观察的结果。于是这粒种子便被弃掷在一片不毛之地上，直到二十多个世纪以后才结出有益的果实来。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逻辑学中，把一切证明都归结为一系列服从于三段论式的论证；他继而把所有的命题分为四类，这四类就包括了一切命题；他学会了在这四类（每次取三个）命题的全部可能的组合之中，怎样去识别那些符合、而且必然符合三段论结论的命题。人们用这种办法就可以判断一种论证的正确或弊病，只要是知道了它属于哪种组合。于是正确推理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属于技术性的规则了。
这种巧妙的观察迄今为止，始终是无用的；但是或许有一天，它会成为朝向推理和辩论的艺术似乎仍在期待着的那种完善化所迈出的第一步。
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每一种德行都处于两种恶之间，这两种恶的一种是不及，另一种则是过分；在某种程度上，德行只不过是我们的天然的倾向之一，而理性则防止我们对它过分抗拒以及过分顺从。
这条普遍的原则可能是按照当时哲学中极其常见的那种对秩序与合宜性的朦胧观念而呈现给他的；但是他却使用了在希腊语中是表示人们所称为的德行的那些字汇而证实了这条原则。
差不多就在同时，有两个新派别依据着至少在表面上是原则相反的道德，瓜分了人类的精神，把他们的影响远远伸张到了他们学派的界限之外，并且促进了希腊迷信的衰落，于是希腊的迷信不幸就很快地被一种更阴暗的、更危险的、更加敌视知识的迷信所取而代之。
斯多噶派认为灵魂所拥有的德行与幸福对逸乐与对忧伤是同样地无动于衷，他们解脱了一切感情，高出于一切恐惧和一切柔弱之上，除了德行而外就不知道有任何真正的善，除了内疚而外也不知道有任何实在的恶。他们相信人有能力把自己提升到这个高度，假如他对此有一种坚强的而又持之以恒的意志的话；这时他就不为幸运所左右而永远是自己的主人，他就不可能接触到罪恶或者不幸。
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在鼓舞着全世界；它是无所不在的，哪怕它并不是任何事物，哪怕在它之外还有别的事物存在。人的灵魂就是它的流射。圣哲的灵魂，一点都没有玷污它那原来的纯洁性，死的时候就会重新结合于那种普遍的精神。因而死亡就会是一桩好事，假如圣哲顺从于自然，能忍受一切俗人称之为恶的东西的话，――那么就再不会有比把死亡看作是一桩漠然无关的事更加伟大的了。
伊壁鸠鲁把幸福置诸于享受快乐和没有痛苦里面。德行就在于要遵循自然的倾向，但却要懂得净化它们并指导它们。节制可以预防痛苦，并在保存我们的自然能力的全部力量时，保证了我们享受自然界为我们所准备好的一切；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避免忿懑的或激烈的情绪，它们会折磨并撕碎一颗沉沦于悲苦和愤怒之中的心灵的；反之，要小心翼翼地培育温柔和顺的感情；要慎重对待随着实践仁爱而来的快感；要保持自己灵魂的纯洁以便避免耻辱和悔恨对罪行所做出的惩罚，以便享受可贵的情操对美好的行为所做出的补偿；――这就是同时能通向幸福和德行这二者的道路。
伊壁鸠鲁在宇宙中看到的，只有一堆原子的聚集，原子各种不同的组合都在服从必然的定律。人类灵魂本身就是一种这类的组合。组成它的原子，是在身体开始有生命的那一时刻就结合起来的，在死亡时就消散了，以便再结合成共同的物质并参与各种新的组合。
他不想过分直接地刺痛流行的偏见，所以就承认有神明；但是神明们对人的行为不闻不问，对宇宙的秩序来说还是个异邦人，并且也像其他的生命一样在服从着自己机制的普遍规律；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乃是这个体系之中的一个附件。
粗暴的，骄傲的和不正义的人们，都隐藏在斯多噶主义的面具下面。纵欲的和腐化的人们则往往都钻进了伊壁鸠鲁的花园里。人们诽谤伊壁鸠鲁派的原则，人们谴责他们把至善放在了粗鄙的享乐之中。人们对有关芝诺的智慧的说法嗤之以鼻，芝诺是个奴隶，推过磨，得过风痛病，却居然还能幸福、自由而自主。
那种要求把自己提高到自然之上的哲学，和那种只是要想服从自然的哲学；那种除了德行而外就不承认有其他的善的道德，和那种把幸福置之于快乐之中的道德；――这两者从如此之背道而驰的原则出发，采用了如此之互相反对的语言，却引向了同样实际的后果。一切宗教、一切哲学派别的道德教诫中的这种相似性就足以证明，它们具有着一种真理是独立于这些宗教教条和这些哲学宗派的原则之外的；并且我们必须是向人类的道德构成之中去寻找人类的义务的基础以及人类的正义观念和道德观念的起源。伊壁鸠鲁派要比任何其他的派别都更为接近这一真理；或许没有别的什么使得他们更让一切阶级的伪君子仇视的了，对这些伪君子来说，道德只不过是一桩交易品，他们都在争夺对它的垄断权。
希腊共和国的衰落引致了政治科学的衰落。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之后，人们在哲学体系中就几乎再也不理解它们。但是现在却是要谈到一件事的时候了，这种事改变了世界大部分的命运，并且对于人类精神的进步起了一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把印度和中国除外，罗马城已经把她自己的帝国扩张到了凡是人类精神已经超出它那最初的幼稚状态的脆弱性之上的所有国家。
罗马为希腊人曾经带去过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哲学和他们的科学的所有那些国度，都制订了法律。所有这些民族都被一副战胜者的枷锁束缚在加比多尔山脚下，全靠着罗马的意志并为着罗马领袖们的情绪而生存下去。
「这个主宰者的城市，其体制那份真正的史表对于本书的目的决不是毫无关系的。我们将在这里看到世袭贵族制的起源以及用于赋予它以更大的稳定性和更大的力量的那些巧妙的政体组合，同时却又使它并不那么很可憎；我们将看到一个习于动武的民族，却几乎从来不曾在国内的纠纷之中使用过武力；他们以现实的力量结合于法律的权威，却难得反抗骄傲的元老院，元老院用迷信束缚住了他们，同时又以罗马人那胜利的光彩炫惑了他们：它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又交替地是它那些暴君及其保卫者的玩物，并且在四个世纪之中是极有耐心地以一种荒谬的而又神圣的方式在进行投票的受骗者。」
「我们将看到为一个单独的城市而建立的这个体制，当它必须扩张为一个大帝国时，就改变了它的性质但并没有改变形式；它只能是靠着连续不断的战争维持自己，并且很快地就被它本身的军队所摧毁；终于，这个君临世界的民族便被那种依赖国库供养的习惯所腐蚀，被元老们的慷慨施舍所败坏，便向一个人出卖了自己那种无益的自由的残余幻影。」
罗马人的野心引导他们向希腊去寻找雄辩艺术的大师们，雄辩在罗马人那里乃是通向幸运的大道之一。那种追求独特而精致的享受的乐趣、那种对于新奇的寻欢作乐的需要，都是由富有和闲适而产生的，它们使得罗马人要去研究希腊的艺术，乃至希腊哲学家们的谈话。但是科学，哲学和造型艺术，永远都是从国外移植到罗马的土壤上的。征服者的贪婪把意大利堆满了希腊的杰作，那些都是从希腊人用以装饰他们的神殿和他们的城市那里、从以奴隶制自慰的那些民族那里以武力掠夺来的。但是任何罗马人的作品都不敢混迹其中。西塞罗、卢克莱修和塞涅卡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写出了雄辩动人的哲学，但他们谈的都是希腊人的哲学。而为了改革努马的野蛮的历法，恺撒还是不得不引用亚历山大城的数学家。
罗马长期被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派系所分裂，一心在关怀着新的征服，不然就是被内哄所搅乱，终于她就从那种动荡不安的自由堕入了一种更为狂暴的军事专制主义。既然如此，哲学或科学的宁静的思索，在那里又能找到一个什么位置呢？那里的领袖们渴望着暴君制，并且那里不久就处于专制君主之下；专制君主们害怕真理，他们同样地憎恶才能和德行。何况，凡是在能导致财富和高官的荣誉行业对于所有对研究有着天然爱好的人都是开放着的国度，科学和哲学就必然是被人所忽视的；而在罗马，法学研究便是如此。
当法律像在东方那样，是与宗教相联系在一起时，法律的解释权就成为祭司暴君制的一个最强而有力的支柱。在希腊，它们构成为每个城市由其立法者所制订的法典的一部分；它们是和已经确立了的体制和政府的精神相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没有经历什么变化。行政官往往滥用法律；特别不正义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但是法律的弊病却从未导致一种经常性的和老谋深算的掠夺体系。在罗马，除了习惯的传统而外，人们长期就不知道有别的权威；在那里，审判官每年都要宣布，在他们任职期间，他们所据之以判决争端的都是些什么原则；罗马最早的成文法乃是由十人会议所编纂的一部希腊法律汇编，而十人会议关心着保留自己的权力更有甚于要以提出一套良好的立法来尊重法律；在罗马，自从那个时代以后，法律就被以元老院为一方和以人民为另一方双方交替地所独断，各种法律迅速地彼此相继，不断地被推翻或被肯定，被新的安排所缓解或者加重；不久，法律的繁多性、复杂性及其模糊性和语言变化的必然结果，就使得对法律的研究和理解成为了另外一门科学。元老院利用人民对古老制度的尊敬，很快地就感到了解释法律的特权与新法律的制订权几乎是相等的；于是他们就自行充当了法学专家，他们的权力超过了元老院本身的权力，而那在皇帝的统治之下就更加增长了；因为立法越发古怪和越发不确定，它也就越发加大。
因而，法理学乃是我们有负于罗马人的惟一新科学。我们将要追踪它的历史，那和近代人对立法科学所做出的进步的历史、而尤其是和立法科学所遇到的障碍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将阐明，罗马人对人为法（droit positif）的尊敬是怎样地有助于保存人的自然权利的某些观念，以及后来又怎样地阻止了这类观念的增长和传播；我们少数有用的真理以及大量更多的暴政性质的偏见，都是怎样地有负于罗马法（droit romain）的。
在罗马共和国之下，刑法的温和性值得我们注意，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一个罗马公民的血成为了神圣的。不是那种可以宣布公共灾难与国家危急的特殊权力机构，是不能对一个公民处以死刑的。可以要求全体人民在一个个人与整个共和国二者之间做出判决，他们感觉到，在自由的人民那里，这种温和性乃是防止政治上的不同意见蜕化为血腥屠杀的惟一办法；他们想要以法律的人道性来改正一个民族风尚的凶残性（这个民族甚至在他们的娱乐之中也要滥洒他们奴隶们的血）；这样，直到革拉古兄弟的时候为止，在任何一个国度里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强烈而又如此之反复的种种风暴，是付出了更少的血腥代价并产生了更少的罪行的。
「罗马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政治学的著作。西塞罗论法律的著作，仿佛只不过是希腊人作品的加工摘要而已。在自由的垂死痉挛之中，社会科学是不可能自我同化并自我完善化的。在罗马皇帝的专制主义之下，对它的研究看来只会表现为一场反对皇权的反叛。最后，没有什么比看一看迄今为止在历史上是惟一无二的那个例子，能更好地证明罗马人对它始终是怎样地一无所知了：从涅尔瓦到马尔库斯・奥勒留一连串相继不断的五个皇帝都兼有着德行、才干、知识、爱光荣、热心公益，而他们却没有一个订立过一项制度，标志出要限制专制主义和预防革命的愿望、要以新的联系来凝聚起那个硕大无比的整体的各个部分的愿望，而一切却都在预告它的解体即将临头了。〕
有那么多的民族都结合在同一个统治权之下，有划分开帝国的那两种语言的传布，而这两种语言对于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是惯用的；――这两个原因在协调着起作用，无疑地会有助于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以更大的平等性来传播知识。它们的自然效果还会是一点一点地削弱把各个哲学派别分裂开来的那些分歧的，并把这些派别结合成一个惟一的一派，这惟一的一派是从每一派之中择取最符合于理性的意见并被反思的检验所最为首肯的意见。理性会把哲学家们引到的地方，就正是这一点，――当时间对于宗派热情的作用只容许人谛听它的声音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在塞涅卡的作品中已经发现有这一哲学的某些痕迹了：它甚至于对雅典学园派也不是从来都陌生的，看来雅典学园派几乎完全和它混为一体了；而柏拉图那些最后的弟子们则是折衷主义的创立者。帝国境内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已经是民族的了。但是它们也有大量相似的特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种家族意味，这些宗教绝没有形而上学的教条，却有大量古怪的仪式，那些意义是人民、甚至于往往也是祭司们所茫然不解的；它们有一套荒谬的神话，群众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他们那些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