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群众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缺少组织和领导。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吸取以往的教训,着手组织革命团体。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4年,华兴会与光复会亦先后成立于长沙和上海。1905年7月,三者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政纲。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领域内批判改良派的反动谬论;一方面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与此同时,全国人民的抗捐、抗税、抗粮和抢米风潮汹涌澎湃,抵制外货等爱国运动也日益高涨。保路运动则为其高潮,规模之大遍及湘、粤、鄂、川四省,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和前奏曲。
1911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次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一次“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动的清王朝就是被这次革命洪流冲垮的。1911年为旧历干支辛亥年,历史上就把孙中山领导的这次革命运动称为辛亥革命。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的上谕,20日,又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把鄂、湘、粤三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利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来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建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这就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湖南人民首先起来,长沙各界举行了一万多人的群众大会,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接着爆发了群众性的罢工罢课运动。保路运动最激烈的是四川省,全省有几十万人卷入运动,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掀起了广泛的抗捐抗税运动。清政府对保路运动进行残酷镇压,酿成有名的“成都惨案”,激起群众的极大愤慨。于是,在四川同盟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清政府急忙抽调湖北新军前往镇压。这就使湖北防务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湖北位居长江腹地,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中心。帝国主义各国早就在这里辟租界,开商阜,办工厂,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城乡各个角落。这就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破产,人民被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4年7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继成立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1/3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主力军。夏天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预示着武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但实际起义并没有按预定计划进行。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文件全被俄国巡捕搜走,机关暴露。蒋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但因命令未能及时送到,起义没有实现,湖广总督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