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汶川发生7.8级大地震时，人们很自然地想起32年前的唐山，问题是相同的：怎样才能减少灾难的损伤
汶川地震时，钱刚正在北京参加一个活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自唐山地震以来最大的地震”。
灾难迫近之前
钱刚是第一个全面描述唐山地震的作家，他在《唐山大地震》一书中里记录了这次地震前的大量异象：
1976年7月中旬，唐山街头卖鲜鱼的突然增多。人们奇怪，多少日子里难得买到新鲜鱼，为什么今天特别多，而且价格非常便宜。还有人发现家里鱼缸中的金鱼争着跳离水面，跃出缸外。把跳出来的鱼放回去，金鱼居然尖叫不止。更有奇者，有的鱼尾朝上头朝下，倒立水面，竟似陀螺一般飞快地打转。
抚宁县坟坨公社徐庄的一些农民在地震前3天，也就是7月25日上午，看见100多只黄鼠狼，大的背着小的或是叼着小的，挤挤挨挨地钻出一个古墙洞，向村内大转移。天黑时，有10多只在一棵核桃树下乱转，当场被打死5只，其余的则不停地号叫。26日、27日两天，黄鼠狼继续向村外转移。
唐山地区滦南县城公社王东庄一个农民在地震前一天，也就是7月27日，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观。他看见棉花地里成群的老鼠在奔窜，大老鼠带着小老鼠跑，小老鼠则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
“然而人类却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来自大自然的警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毁灭生灵的巨大灾难已经迫近了。”钱刚在书中这样写道。
据地震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唐山地震》统计，唐山地震后，广大地震工作者对唐山地区及周边48个县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共搜集到地下水宏观前兆异常868例，动物宏观前兆异常2093例。在大家熟悉的鸡、猪、鼠、猫、狗、羊、鱼、黄鼠狼等动物异常反应中，鱼的反应最明显，占100%，猪最迟钝，占34%。
作家张庆洲说，“我们实在不应该轻易否定大自然给我们的提示。”
临震预报的压力
每当灾难发生后，人们总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场灾难能否避免？
张庆洲因2005年发表《唐山警示录》备受关注。这位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作过调查，唐山地震前，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有85个之多。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在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物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对开滦矿物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说：“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剩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耿庆国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
“青龙奇迹”
当唐山化为一片废墟的时候，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却奇迹般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
在国家地震局中，大家意见并不一致。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轨”行为，也正是这次“越轨”行为使青龙县躲过了大劫。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作震情发言。主持会议的时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汪成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代表青龙县听取汪成民做震情通报的，是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青春。19日一散会，王青春便立刻往回赶。到家已经是7月21日了，王青春连夜整理记录，然后报告县里。
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风险决策了。当时在县科委工作的陆吉康撰文回忆道，记得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决策的问题，既要预防地震，又要避免其他风险，包括不震引起的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事实上，青龙的临震信息并不完全来自汪成民。青龙县自己就有两个群测点。两个群测点从1975年8月开始投入观测，开始3个月数据有明显的漂移现象，后转入稳定，自1976年5月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1976年7月17又发现莫名其妙的指针些许的跳动现象。此外，青龙县还从其他一些渠道获得可能有大地震的消息。
多个相互佐证的信息让青龙县县长冉广岐提高了警惕。县里通过广播、会议及其他一切可能的形式介绍地震知识，防震方法，还把防汛和抗震结合起来，每个公社安排一名书记、一名工作队负责人具体落实防汛抗震工作等。
最后，冉广岐在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青龙县是一座群山环抱的县城。27日，马路两边大喇叭里广播着“随时发生地震”的警告。大大小小的商店沿街搭起了简易棚卖货，每个摊位前都有人争先恐后地采购。挤挤插插的人流有点乱，马路显得时宽时窄，犹如一条吞咽食物的巨蟒缓缓蠕动。
冉广岐坐镇帐篷中，指挥青龙创造着人类灾难史上的奇迹。
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1996年4月11日，新华社刊发消息：“中国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