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过儒家专家、爱好儒学者长期辩论，严肃考据，董仲舒并未向汉武帝提出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建议。在《董仲舒传》中，也只是称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显然大言不惭的竟敢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含血喷人，侮人清白。都对不上号的。 既然董仲舒没有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因而也就谈不上“汉武帝采纳”一说了。 在整个汉代根本就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事实。 从学术文化的发展看，汉代以愚黔首是相对比较宽松，既没有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坑儒”，知识分子不会干焚书坑儒的事的。也没有后代充满血腥的“文字狱”，只能算“文雅狱”。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 儒家专家、爱好儒学者人格担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自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 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 而与他同时代的“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年）则从未承认并使用这一说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_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考辨
1、汉武帝有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关于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被学界津津乐道、充斥于大学讲坛和相关学术着作、几成定论的话题，近20年来受到质疑。如孙景坛先生在《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文，认为董仲舒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从汉武帝乃至整个汉代也均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
对于孙景坛先生上述观点，学界有不少人反对，但提不出可靠的文献、史料加以反驳，而有的学者譬如宋定国教授则依据可靠的史料、文献，在既肯定孙景坛大胆质疑精神的基础上，又进而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辨。在《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1月版）中，他写道：首先应当肯定：第一、孙先生不迷信古今权威，敢于依据文献，发现破绽而提出质疑，这种求索和较真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第二、孙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譬如他所质疑的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是班固与司马迁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内容除抄司马迁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确实值得探究、考证。
司马迁不仅与汉武帝同时，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时，随家迁至京城，在从孔安国学《尚书》的同时，还从董仲舒学《春秋》，与董仲舒有师生之谊。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时，司马迁42岁。恰在此年，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倡议并奉汉武帝之命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并开始着述《史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而在此前24岁时即作为郎中多年，多次侍从汉武帝巡游。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35岁时，还受命为郎中将，并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时，又以太史令身份，于三月随汉武帝巡游至河东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判死刑。次年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着作史记而自请宫刑，忍辱苟活，到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49岁时，被赦出狱，任中书令，发愤专着史记，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终于完成。约在次年去世。
我之所以细述司马迁简历，旨在说明司马迁在20多岁后就侍从汉武帝多次出游，并曾丰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等，还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说明他与汉武帝关系密切，而与董仲舒又有师生之谊，因而对于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发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后世誉为“开此后两千馀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河”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这样一桩大事，却在《史记》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纪、传中只字未提，的确让人不解，生疑！况且司马迁又是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年42时开始着述《史记》，对于当朝发生的大事，是决不会疏漏的！还有，对于曾经教诲自己的老师，当时名声显赫的董仲舒，司马迁理应格外关心和了解，像老师向汉武帝进言《三策》这样的大事，要是真的有，他不可能不知道；要是知道，他又不可能不记。
通过《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相比较，我认为司马迁关于董仲舒生平的记载比较符合情理：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着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关于董仲舒的简历，董仲舒和公孙弘之间的纠葛，以及董仲舒怎么当上的胶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专门“修学着书”，司马迁都交待得很清楚，并得出结论：董仲舒的学说在于汉代五世以来“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而其中却只字未提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三策》之事。
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传》则确实漏洞、抵牾之处甚多，尤其是把董仲舒誉为“儒者宗”，更与司马迁的结论相悖，不能不令人困惑、生疑。
《董仲舒传》与《史记》在记载上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
《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