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理性经济人假定是西方经济学家在做经济分析时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意思是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充满理性的，即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具体说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追求目标决策最优化。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具有分析力的重要标志，没有这个假设，就不可能具有分析力。在这次中法冲突中，理性的是中法两国政府（他们也应该保持理性以维持自身利益最大化，很难设想一个非理性的大国政府能够持久稳定的存在），萨科奇这个小个子匈牙利裔法国人哪怕心里如同大部分法国人一样对中国充满傲慢、偏见和嫉妒，他还是非常清醒地主动伸出和解的橄榄枝，而中国政府也适时的压制国内抗议的呼声。
理性经济人_理性经济人 -来源
“理性经济人”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述的观点，之后经济学不断完善和充实，并逐渐将“理性经济人”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时，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
理性经济人_理性经济人 -理解
不能误读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分析和把握经济规律的重要工具，但是却遭到了较多的批评和质疑。尤其是一些人把它看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东西，认为一有这种假设，就会变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还有一些人认为这种假设不符合实际，这也是老生常谈。其实，这些理解都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并未正确理解理性经济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真正涵义，同时也是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与时俱进的重要原因。
第一，没有理性经济人假设就不能认识经济规律，也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经济政策。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具有分析力的重要标志，没有这个假设，就不可能具有分析力。如果假定人是道德人，社会几乎不需要任何制度安排，不需要任何经济政策，连国家都不需要。有些人说，人是复杂人。但是如果做出这样的假定，经济学发现的只能是偶然性，不可能有理论上的简化，无法处理纷繁芜杂的经济现象。如果让主张道德人和复杂人的人来分析刑事案件，可以保证百分之百破不了案。因为失去了对作案动机的考察，只能凭空想象。因此，从道德人、复杂人向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转化，是现代经济学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二，理性经济人只是认识经济规律的一个锐利武器，是工具，并不是主张人人自利。一些人把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说成是主张自私自利的东西了，看成是具有价值导向和政策趋向的东西了。好象是经济学家主张人们都自私自利，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标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分析工具本身并不带有意识形态的东西，不存在价值趋向的问题，谁都可以用。不能说一个人坐了美国的飞机，他就主张美国的意识形态了。就连亚当・斯密也只是在经济分析里面用这个工具，他还着有《道德情操论》。用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来分析经济问题，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是主张人人自私的。而是在这个前提下所才能够建立足够防范坏人的体制机制，这样的一种体制机制如果比较完善的话，它就主要不依赖于人的道德水准。
第三，从哲学本意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不排斥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的。有些人说，马克思主张“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马克思就不同意理性经济人假设。这种结论下的太武断了，也伴随某种程度的无知。事实上，马克思对人的看法本身是正确的，但他在经济分析里也一样不反对这样的假设。试想，如果人不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话，资本家怎么会追求利润？工人为什么会采取各种手段争取工资的提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又如何产生？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经济社会问题中也这样说:“人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在讲，“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实质上，理性经济人只是复杂人的一个抽象，把利他的因素，感情的因素抽象掉了。不然无法分析经济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上述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人要看得远，需要望远镜，要看得分明，要用显微镜。放着有用的工具不用，而去批判它，只能使自己更加封闭，更加无知。由此，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拓展理论视野，恐怕有以下几点启示不能不注意：
第一、不能简单地制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立。把现有有用的，反映西方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贴上西方意识形态的标签。这样的话，就会降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力和洞察力，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停滞和倒退。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说教，主要目的在于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性。不能把它降低到道德学说的层次上，不能把它降低到一种空想的层次上。
第三，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是一个僵化和封闭的体系，是可以容纳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研究精华的。现在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
理性经济人_理性经济人 -与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假设问题
济理论系统的一个前提或一个逻辑的出发点或理论推导的一个设定条件，其作用在于以某种方式规定了理论所能推演出的假说命题及其适用范围和条件。这三个基本概念原本各不相同，但在有关“理性经济人”的争论中它们却被混淆起来了。这种混淆导致了“理性经济人”成为长期争论不休却始终悬而未决的概念。
大体说来，19世纪关于“经济人”的争论都存在着行为模式与实际行为之间的概念混淆。一些学者对作为行为模式的“经济人”概念所作的批判乃至抨击，所依据的仅仅是他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观察(感知)到的实际行为，与“经济人”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此便断定“经济人”概念是不可取的。这种批判乃至抨击的显着特点是带有浓郁的道德评判色彩，最典型的例子如：19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HenryCharlesCarey)对约翰・穆勒(JohnStuartMill)关于“经济人”的观点的猛烈抨击，20世纪初美国制度学派(尤其是凡勃伦)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的批判，以及19世纪后期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争论。
20世纪40－50年代关于“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争论也存在着概念混淆。这场争论起因于关于厂商行为的经验调查。
理性经济人_理性经济人 -与白岩松的谬误
把“理性经济人”与白岩松拉扯到一起，其实是因为前段时间老白面对国内高涨的反法浪潮，连续发表《我不赞成抵制家乐福》和《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等几篇文章，以精英教育愤青的姿态呼吁“理性”。是的，我承认白岩松比绝大部分呼吁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都要来得理性，而他所说的：中法交恶，受到损失的不仅仅是法国人，中国人也同样遭受损失--也是事实，博弈论里的“囚徒困境”早就告诉我们，恶意的博弈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但问题是，当白岩松用一个“完全理性经济人”的视角来看待这起不那么“理性”的中法风波时，那套“理性”的游戏规则就已经不能很好的适用，但老白依然沉迷于自己创造出来的“理性”之中不能自拔。
有个故事：一农户在杀鸡前的晚上喂鸡，不经意地说：快吃吧，这是你最后一顿！第二日，见鸡已躺倒并留遗书：爷已吃老鼠药，你们别想吃爷了，爷他妈也不是好惹的。
故事中的农户和鸡可以看成是博弈的理性经济人，都试图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作为一只“理智”的鸡，最符合他利益的做法应该是：吃饱最后一顿，然后安静等死，因为一切抵抗都是徒劳，只能使自己的利益遭受更多损失。鸡的最终选择明显违背“理性经济人”的原则，显然带有浓重的“非理性”特征，但我们对此也并不陌生，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俯首可拾，如：拆迁户自焚，或与拆迁负责人同归于尽等。可见，真实的世界中，非理性的行为并不罕见，这个时候如果依然滥用“理性经济人”作为行动原则，就会产生问题。
在这次中法冲突中，理性的是中法两国政府（他们也应该保持理性以维持自身利益最大化，很难设想一个非理性的大国政府能够持久稳定的存在），萨科奇这个小个子匈牙利裔法国人哪怕心里如同大部分法国人一样对中国充满傲慢、偏见和嫉妒，他还是非常清醒地主动伸出和解的橄榄枝，而中国政府也适时的压制国内抗议的呼声。
如果要说“非理性”，首先展现非理性的是法国民众，因为他们长久以来的无知、傲慢、偏见与嫉妒，使他们失去了理智的头脑，丧失了判断基本事实的能力，公然同情和支持发生在西藏的暴力。法国二台的一段辩解喇嘛们的暴力时这么说：“出现暴力很令人遗憾，但经受50年的压迫之后，除了这样你还能做什么呢？”巴黎市政府也展现出“非理性”，在最敏感的时候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称号，不过我非常怀疑巴黎市长真正的动机，政客们可以说是地球上最理性的群体，他们所做的一切无不是为了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个人认为，巴黎市长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其实是以破坏中法关系为代价，迎合已经非理性的巴黎市民，从而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的极端务实的“理性经济人”。毕竟，他只是由巴黎市民选举产生的，法国整体的利益与他无关。西方政客们通过精巧的控制，恰到好处的展现“非理性”来获取最大利益并掩盖事件背后“理性”的色彩，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经常唱红白脸双簧的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对他们来说，公众以及他们的代表--国会议员--时常展示的非理性，其实就是一种对外谋取最大利益的“理智”的工具。
长久以来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一直不善于也不敢于运用这一有力武器，因为他们惧怕人民的力量有朝一日会指向自己。以对日本关系为例，在与日本友善的时候，就严厉压制任何反日言论和行动，而一旦关系恶化，处于政治需要，马上就放纵反日情绪蔓延，最后演变为暴力抗议，白白为外国政府媒体妖魔化中国提供口实。
这次海外留学生和侨民充分利用所在国享有的言论自由，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一次在国际上展示了来自中国民间令人不敢小觑的实力，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而在境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抵制家乐福”这看似非理性的对法国人的“有限惩罚”（limitedpunishment）极好的促进了理性的回归--爱国者们以适度的“非理性”“绑架”中法关系为筹码，从民间立场迫使理性的、不愿中法关系破裂的法国政府低头--法国政要、特使接二连三访华修补中法关系，从而取得这场博弈的胜利，这恐怕也不是白岩松这样自诩“理性”的“精英”所能想象。如果按照白岩松的观点，按照纯粹“理性经济人”的做法，我们中国人吃了亏，也只能理智的忍气吞声，恐怕只能增加法国人对中国人的非理性的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