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儒家，外文名the Confucianists，“知天文、识旱涝”(章太炎语)，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它担“天下教化之先声”，有“以一号百”的影响力。所设“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于各地积极办学。亦是维护社会道德、纷乱中凝聚力量的最庞大核心。
儒家学派_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简介
概要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儒家的派别
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呜"中内部出现的派别，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是代表孔子的儒家思想。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是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对后世影响最大。儒家学派的兴起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从此就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正宗。此后，儒家为适合各个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总是从孔子的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在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以及谶纬之学；在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在唐代，有韩愈为排佛而倡导的儒家"道统"说；在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程朱派和陆王派的理学;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五四"运动前后，儒家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日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但由于它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二千余年,它的经典曾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信条,实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也为后代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同时，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使在儒家内部也有着曲折的反映。从先秦荀子对孟子的斗争，直到清代王夫之、颜元、戴震等反宋明道学的斗争，都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儒家学派_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的开创
儒家学派的起源
《汉书・艺文志》对于诸子的起源有过清楚的论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不难看出，这些学派的起源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基本上都起源于官。这些官虽然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但目的与功能都不外乎道德问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道德问题说到底就是个礼制问题。儒家学派的创立过程
孔子在当时适当地吸收了老子对礼制的一些见解，但又屏弃了老子思想中的消极成分。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孔子加以吸收、改造和创新，早期的儒家学派终于诞生了。但是，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具体过程也并不简单，他的思想来源不只是老子一人。鲁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西周初期，鲁国曾经是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国，同时也是殷遗民的主要聚居地。当伯禽东行就国的时候，曾将大量的典章带往鲁国，使鲁国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文化基础。特别是由于周公对周朝的卓越贡献，在他去世之后，周王室特许鲁国破格使用天子规格的礼乐。
《左传》昭公二年有这样的记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来见，礼也。观书于周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的影响力日益萎缩，西周初年所建立的礼乐制度几乎荡然无存，但是，鲁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西周典章制度。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孔子亲眼目睹列国纷争，越发感到西周那种以道德为本位、以天子为核心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物能给人以肃穆庄重的感染力，所以他对周的制度非常欣赏，认为“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儒家学派的创建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孔子在垂暮之年总结自已的思想进程时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孔子在年轻时就有了远大的志向，但他一生中的挫折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儒家学派的出现应该是孔子晚年的事情了。
孔子的的祖先是殷商的贵族，作为殷遗民在周初迁到了宋地。后来又经过了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后，在孔子产生时，他的家族已经没落，但是因为有遗传的因素，孔子身上还存留着殷遗民中儒者的气息。而且，由于孔子少年丧父，家境凄凉，所以，早年不仅得到严格的生活锻炼，而且也有机会继承殷商遗民中儒者世代相传的贱民职业，帮人主持丧葬礼仪。
早年的艰辛生活使孔子早熟起来，在十五岁左右，他就立志苦学，想用个人的奋斗来改变当时自己的“小人儒”的地位。在三十岁之前他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古代典章、礼仪方面的知识，所以他说自己“三十而立”。
到了晚年，孔子最后回到了鲁国，他除了偶尔对现实发表一些议论外，基本是只发言，不行动，他将精力主要用在了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此前周游列国时的收徒讲学，最终使孔子学派日益壮大，“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终于开创了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_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的思想
儒家学派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体现在：礼治与正名
礼治是儒家学派的主要政治主张之一。孔子首倡其说，其后荀子对礼治的论述最有特色。作为儒家政治思想所倡导的礼，本质上是强调尊卑上下有序的等级原则，礼治的核心就是用等级规范来调整社会政治关系，约束人的行为。仁、仁政
儒家学派极为重视伦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他们在理论上阐述忠孝仁义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功能，其中，仁得到了诸位儒学宗师的特别关注。孔子把仁视为最高品德，并以此为据形成了“仁政”理想政治。关于仁的内涵，孔子认为主要有两层，一是克己复礼；二是仁者爱人。对内克己，对外爱人，最终在思想和行为上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仁是一种美德，可以把人培养成谦谦君子，但也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又在性善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挥，并将之应用于政治，提出了仁政思想。仁政的主要内容有四项。其一，制民以恒产。其二，赋税徭役有定制。其三，轻刑罚。其四，保护工商业。
德治教化
儒家学派主张以德治国和教化百姓。德治的要求首先是针对统治者的，在孔子看来，统治者要在道德修养方面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实现有效的统治。孟子也认为，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习是实行理想政治的前提条件。关于教化，孔子有一套方针，叫做“庶、富、教”。就是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政治宽松，以招徕百姓。治下的人口多了，国力才能强盛。人多了以后，就要使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人们生活富裕，国家的赋税收入自然也就多了起来。然后，就要对民众进行教化，这样，就达到了孔子向往的有道社会。
儒家学派_儒家学派 -宋元明清儒家学派的类型
儒家学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就宋元明清四朝而言，儒家内部的分野相当明显，有学派一百多个，注重音韵训诂的汉学系统和注重义理发明的宋学系统，泾渭分明。而从学术流派的归属上来看，四朝的儒家学派大致可分为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现对这四种类型分述于后。独尊儒术型
独尊儒术型的儒家学派，是指恪守先秦儒家大师孔子、孟子、荀子的传统和基本精神的学派。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虽也有差别，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荀子大醇而小疵，也离孔子相去不远。但汉代以后，真正恪守儒家一派思想的，并不多见。即使如董仲舒，虽被称为汉代大儒，且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其思想中显然已杂有阴阳家的思想，这是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事实。到宋代，真正独尊儒术型的儒学家已经很少，大致看来，仅安定、泰山、横渠、涑水四派而已。安定学派由胡瑗所创。该派以仁义礼乐为学，创以经术教授吴中的“苏湖教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算历以明数是也”。该派以“明体达用之学”，“以为政教之本”，提倡“命者禀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禀于天者顺之”。“进退周旋，皆合古礼”。所以宋神宗称赞该派“得孔、孟之宗”。
泰山学派以宋初孙复为代表。该派与安定共同初创宋代理学体系，建立了宋代理学的重要原则和概念。其学上承唐代名儒陆淳，教学与著书以治经为先，发明治道，强调以尊王为本，主张“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严其终者，必正其始”。孙复宣扬道统论，推尊儒家道统人物，认为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等人“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该派提倡独尊儒术而反对佛老各家，治经时注重探寻义理，不惑传注，开宋代用义理解经的风气。全祖望评论该派为“高明”、“刚健”，与安定相比，各有千秋，“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
横渠学派亦称关学，以北宋张载为代表。“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坚决反对道家有生于无、道教长生不死、佛教虚无寂灭把世界看成虚幻等观点。他提倡遵循古礼，教人洒扫应对进退之礼，使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张载慨然有志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继承儒家传统的人道思想，综合“大同”、“宗法”思想，提出了著名的“民胞吾与”说，认定“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人的父母，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人类是同胞，应亲之，万物是朋友，应友之，孝亲原则适用于一切人。
独尊儒术型另一典型是涑水学派，以北宋司马光为代表。司马光崇奉西汉扬雄，对《法言》、《太玄》精研三十余年，酷爱《左氏春秋》，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佛老之学。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论君道，则曰：仁、明、武，论治道，则曰：官人、信赏、必罚，是他“平生力学所得”。该派主张“礼”是“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的工具，以礼整治纲纪，使“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司马光被程颐尊为与张载、邵雍一样的“不杂者”。
此外，像范仲淹及其弟子，也属独尊儒术型学者，被朱熹推尊为“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大推进了一步，具有更为宽广的儒者胸怀，被后世儒家奉为楷模。
儒道互补型
儒道互补型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教思想互补，另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互补。儒家思想与道教互补的，主要有北宋濂溪学派和百源学派。
濂溪学派简称为濂学，以周敦颐为代表。周敦颐以《周易》为宗，对宋初道士陈抟讲修炼成仙之术的《无极图》，儒家的《中庸》和阴阳五行等思想材料加以融合铸造，为宋代以后的理学家提供了“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演化模式。他以无极而太极的命题解决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认为太极的自我运动产生分化出阴阳二气，二气五行之精妙合而凝又产生出万物。他所提出的“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规定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的等级秩序。该派虽吸收道教思想，但其思想主体是儒家，而道教则是其补充。百源学派是以北宋邵雍为代表的学派，又称象数学派。邵雍创象数学，其代表作《皇极经世》吸收道教思想，运用易理、易数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的变迁，把象和数作为宇宙形成和发展的根源，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生出天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动之始生阳，动之极生阴，阴阳交互作用而生成水火土石。天动生出阴阳，地静生出刚柔，又认为“道为太极”、“心为太极”，“万化万事皆生乎心”。邵雍深得理学家称赏，程颢称其“振古之豪杰”，“内圣外王之道”，朱熹称其胸襟中的学问，“能包括宇宙，始终古今”。该派不仅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学派中人数众多，且在元、明、清三代又有一大批追随者，形成绵延不绝的象数学派，融合儒家和道教思想。
儒家思想与道家互补的，主要代表为北宋临川学派。该派因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而得名，因王安石推行变法革新，故又称新学。王安石不仅精于儒家经典《诗》、《书》、《周礼》，而且精于道家经典《老子》。他所提出的“万物一气也”、“生物者，气也”的观点，系统阐述了元气生成阴阳冲气，阴阳冲气生成“五行”，“五行”又构成万物，万物在毁灭之后再复归于元气的自然界变化运动的规律和过程。他认为，物“皆各有耦”、“有对”，认识到事物对立矛盾的复杂性，认为对立面是相互依存的，“无春夏之荣华，无秋冬之凋落”；“轻者必以重为依，躁者必以静为主”。王安石的基本倾向是吸取道家元气自然论来补充儒家思想，因此其思想的基本格调仍是儒家思想，肯定“仁义礼智信，天下之达道”、“以仁义礼智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
值得指出的是，在儒家思想和道教互补的学派，已经有佛教影响的痕迹，因为道教虽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却又是受到佛教一定影响的宗教。
三教合一型
应该说，宋元明清四朝的大多数儒家学派，大多数属于三教合一型。理学中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学派。
程朱学派的基本力量是伊川学派和考亭学派。伊川学派因程颐号伊川而得名，考亭学派因朱熹在福建建阳考亭讲学而得名。以程颢为代表的明道学派，因程颢号明道而得名，但程颢更多地表现出心学倾向，既以理为宇宙本源，又以人心之仁为理之体现，为后来陆九渊、王守仁开启了心学之源。程朱学派普遍带有三教合一的色彩，明道学派也不例外。
程颢从十五六岁开始闻周敦颐论学，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程颢坦然表白“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黄百家评论“天理”二字说：“盖吾儒之与佛氏异者，全在此二字。吾儒之学，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为障，最恶天理。先生少时亦曾出入老、释者几十年，不为所染，卒能发明孔、孟正学于千四百年无传之后者，则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但是，程颢的心性之学和悟的思想，显然有融合中国佛教的内容，诚如叶适所言，程颢所言“皆老、佛、庄、列常语”，虽“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当然，对这种现象，也可以用钱穆的话加以解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道盖于老释异端，用心特深，故能针对老释而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其事端待明道而始著”。但这种解释并不否认程颢对佛教确有继承与融会处。
程颐的思想虽与其兄有异，但受佛教影响却是与其兄一致的。他经常瞑目静坐，虽有“世言伊川终生不看佛书”之说，但其心性学说，禁欲主义，均与佛教有渊源关系。和二程有渊源关系的诸多学派如北宋和靖、豫章，南宋汉上、西山、湖湘、武夷、玉山、荥阳、五峰、南轩等，也大多带有三教合一的倾向。
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或称闽学、晦翁学派，该派的三教合一倾向也极为明显。朱熹“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他虽然表白自己“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并批判佛教空虚寂灭，义理灭尽，“禅学最害道”，“大而万事万物，细而百骸九窍，一齐都归于无。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著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因此“异端之害道，如释氏者极矣”。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华严宗一即一切、四法界之说都影响到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朱熹的理一分殊还借用佛教的月印万川之喻来说明：“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而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的学说，朱熹则是借鉴了华严宗的因陀罗网境界。朱熹的一多关系论“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是佛教禅宗“一法遍含一切法”的翻版；而其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则是脱胎于禅宗的顿悟说。受考亭学派影响，南宋巽斋、定川、北溪、木钟、东发、勉斋、鹤山，宋元之际鲁斋，元代静修、萧同，明代崇仁、河东各学派，也都自然地带有三教合一的倾向。
陆王心学同样也是三教合一型的儒家学派。陆学在当时已被宗朱者诋为“狂禅”，陈北溪指出“象山教人终日静坐，以存本心，……今指人心为道心，便是告子生之谓性之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之说；运水搬柴，无非妙用之说”。王阳明更是深受佛教、道家影响，他“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这里并未详细论及程朱、陆王受道家影响之处，原因是：其一，中国佛教本身是印度佛教不断中国化而形成的，印度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吸收或融会了道家或道教的内容，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其二，朱、陆之间发生了长达数年有关无极、太极的辩论，已经明确地揭示出他们都有受道家影响之处，因此，有人指出“于太极上加无极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学”，无极之学“其来历为老氏之学明矣”。
后世受到陆王影响的学派，如南宋慈湖、元代静明、宝峰，明代白沙、甘泉、泰州、江右、蕺山，清代康有为、谭嗣同，也都有三教合一的特点。至于和会朱陆的各派，如南宋晦静、深宁，元代草庐，明代东林，清初颜李，自然也有这种特点。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中的大多数学派，虽然都是属于儒家学派这一范畴的，但他们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儒家。正如任继愈所说：“周、程、张、朱、陆、王诸大家，在青少年时期都有‘出入于佛老’的治学经历”；“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宋、明诸儒并没有真正反对佛教，倒是可以认为他们是佛教的直接继承人。也可以说，他们是接着佛教的一些中心问题，沿着他们的路线继续前进的”。这可以说是不移之论。
四教会通型
四教会通型的儒学有两种类型：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和伊斯兰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早在公元三四世纪，基督教就传入中国，而真正传教成功的，则是利玛窦，因此而被称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奠基人。
利玛窦之后，邓玉函、龙华民等人又先后供职中国朝廷，得传教之便利。清雍正元年(1724)，朝廷开始禁教，1775年基督教传教活动中断。嘉庆十六年(1811)，马礼逊等人又来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大批西学著作出版，林则徐、梁廷?、魏源、徐继?、李善兰等人主动了解和吸收西学。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新的通商口岸开放，便利了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各种教会学校和译书机构创办起来，各种西书得以大量出版。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高级官吏对西学从疑忌变为信服，西学影响逐渐深入，甚至光绪帝本人也研读西书。1900年以后，更有严复、马君武等人系统翻译和介绍西书，严复的译作《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自著而成的《原强》，都是中西文化会通的成果。
对中西文化会通的反思，形成了几种具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中西相合且同源说，认为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古代的中学西被过程使西方获益。郑观应和黄遵宪是这种观点的代表，郑观应认为“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黄遵宪认为“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这是西学中源说。第二种是中道西器说。郑观应的西学中源说肯定了“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因此对中、西学的态度应该是“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王韬具体化为“以中国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第三种是中体西用说，康有为、梁启超、孙家鼐、沈寿康等人均持此说。康有为认为“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缺一不可”；梁启超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京师大学堂学长孙家鼐主张该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沈寿康也主张“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观点的基本思想就是孙家鼐所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也就是中体西用说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所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量穆斯林沿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涌入中国，传播伊斯兰文化，吸收中国文化，经过长期相互吸纳，形成独具特色的四教会通型的中国另一种文化。
伊斯兰教在唐代时传入中国，到元初及明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500年，出现了一些四教会通型的伊斯兰学者。到明末清初，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学通四教”的学者，他们既精通伊斯兰教义，又通晓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内容，他们把这四种学说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他们在思想史上的特点是将“天方(阿拉伯)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
这些学通四教的思想家建立起以“真宰说”为核心的本体论、以认主学为核心的认识论、三纲五常与五功相结合的伦理观。
“真宰说”是刘智所创立的。真宰的别名还有真一、主宰、真主等，是伊斯兰教独一神安拉的意译。真宰是超越天地万物之上，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实有，是能化生万物的精神本体，是宇宙和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刘智的思想很有代表性：“太空冥冥，有真宰焉。独一无二也，无相至妙难以言喻也。凡有匹偶，或可言喻，皆受造之物，非造物之主也。天地万物，皆有匹偶，皆可言喻，真宰之所生化者也。真宰则先天地人物而有者也”。真宰的特性是：其一，前无始，后无终，大无外，细无内。其二，无形似，无方所，无遐迩，无对待。其三，无动静，无变化，无形迹。这样一个真宰，是借用庄子《齐物论》中“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而来的。同时，又吸收宋明理学奠基者周敦颐《太极图说》中万物化生说，肯定了真宰化生万物的本体论意义：“真宰无形，而显有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阴阳分而天地成。天地成而万物生，天地万物备而真宰之妙用贯彻乎其中。天地万物既备，乃集气水火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于天方之野”。这样一个真宰，还是一切理气的总根源：它“不牵于阴阳，不属于造化，实天地万物之本原也。一切理气，皆从此本然而出。所谓尽人合天者，合于此也。所谓归根复命者，复于此也。是一切理气之所资始，亦一切理气之所归宿”。
认主学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与宇宙万物都是真宰本然的体现，人的真宰能力也是真宰给予的。所以，人应该“以认识主宰为先务”，“认得主宰是造化天地万物者，是我之心性所从以出者，则根脚正定不为歧妄所动摇矣”。而要认识真宰，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尽心知性，“今日由尽心而得以知性，由知性而即以认识主宰，此后天之事也”，尽心知性又要与修身相联系，“不得于性外求身，亦不能于身外见性”，通过修身而明心，明心而见性，见性而认识真宰。其二是理性推理，通过“视夫天地之造化，日月之运气，昼夜之舒卷，寒暑之代谢，以及种种安排，色色布置，历万古而常然，恒生生而不息，则知必有主宰者默运其间”。伊斯兰教的伦理观本是以人与安拉关系为核心的五功说，而学通四教的学者们则将儒家的三纲五常与五功结合起来。他们主张，三纲中，“君为臣纲”是基础，命曰天子，天之子，民之父也。三纲由兹而立，五伦由此而立”。儒家的人伦五常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五典”，是天理当然之则，一定不移之礼的常经，可与念、礼、斋、课、朝的伊斯兰教“五功”并列。立五功就是尽天道，克服身心性命之累的私欲；立五典是为尽人道，五功与五典相互结合，互为表里，也就既尽了天道，又尽了人道，做人的义务也就算完成了：“敬服五功，天道尽矣。敦崇五典，人道尽矣”。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些“四教会通”型的学者，既可以被看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伊斯兰学者，也可以被看作吸收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儒学别派，是四教会通的另一种类型。 五、几点结论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加以思考，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思想史上的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儒家学派是这样，道家学派也是这样。宋元明清四朝儒家学派之所以有异彩纷呈的局面，就是因为不断吸收外来思想因素而不断发展才形成的。儒家学派从独尊儒术型到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的纵向逻辑发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的体现。 (二)继承和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对优秀的文化遗产要继承，但这种继承绝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照套，历史上的思想不可能完全解决现实的问题，只有根据现实情况的发展，不断进行创新，才能更好地继承，使传统思想焕发出生机和朝气。不创新的继承是没有出路的。四朝儒家学派能不断创新，才使儒家学派保持活力至今，如果他们都只是一味继承而没有创新，可能儒家学派早已不存在了。 (三)新思想的产生是本土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的结果。四朝儒家学派中的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都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儒道互补型也并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因为道教已经吸收了外来佛教的不少因素，并不是道家在单一方向上的延伸。一个民族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因素，正确解决好“拿来”的问题。中华民族向来有海纳百川的气魄，从来不把外来先进文化拒之门外。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应该是这样。 (四)外来思想只有在中国化之后，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所接受，才能有生命力。佛教传入中国2000多年，起初学派众多，但只有中国化较好的禅宗得以流传甚广。基督教传教士成功者利玛窦，是因为他注意将基督教中国化，在儒学中寻求与基督教的结合点。伊斯兰教在中国影响大的，也是征集儒书注释伊斯兰教义，知伊、儒道本同源。由此也可以证明，西化论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全球一体化实现之后，世界各民族也不能全盘西化，各民族仍然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有民族性才有世界性，世界性只有融入民族性才能起作用。
儒家学派_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后世影响
哲学上的贡献
《易》是大道之源, 是中国哲学之源.《汉书》记《易》之由来,"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伏羲始作八卦是第一阶段;
周文王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是第二阶段;
孔子作《易传》是第三阶段.
《易传》的基本特点是,绕开卜筮, 阐发易理.
《易传》中运用和阐述的一些基本范畴,命题,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
如: "阴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和,合"思想等等,发现了自然界,社会领域及思维领域的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创立了"君子时而中","过犹不及","通变动成","中庸成道"等原则,体现了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发展变化,运动过程的思想.
从礼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辩正回归的轨迹.
教育上的贡献
孔子时代, 教育与学术由官府垄断, 提出"有教无类"的旗帜,以私人身份招徒讲学,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人学校.
选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 将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育.
孔子在其丰富的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
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仁人
教育对象则"有教无类";
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
教学方法采用"循循然善诱人"的启发式,要求弟子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
重视德育,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
提倡教师以身作则,师生教学相长;端正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当仁不让于师
要求弟子学以成才,学以致用.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被尊为"万世师表".
他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指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而且在今天看来,仍与东西方与现代教育理念相合.
文学上的贡献
孔子修《诗》,正《乐》.我国传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是由孔子整理成书的.《乐经》失传.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时有诗三千余篇,孔子删除其重复的,选取其"可施于礼义"的,形成了三百零五篇的《诗经》文本.
孔子还对《诗经》的主旨,作用和若干篇章作了重要解说.
《论语》中就有很多记载,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不学诗,无以言."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更是最近发现的孔子诗论文献.
孔子对《诗经》的解说, 涉及到文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层面,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理念,对后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孔子整理的《诗经》和孔子的诗论,就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源头活水".
史学上的贡献
孔子是我国第一部史书《春秋》的作者.《春秋》是鲁国编年史,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鲁国历史.
孔子修《春秋》,是有感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目的而作.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正义治史精神.
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
政治上的贡献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礼记〉孔子的政治思想,从"仁者爱人"出发,以"恕"为手段,坚持以人为重, 实行仁政德治, 始终将社会的公正,秩序,诚信和人与人的和谐摆在第一位.
孔子认为,为政首先要从自身做起, 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提倡选贤与能, 贤能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主张为政以德,宽猛相济,德主刑辅.
孔子认为德治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法治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德治优于法治
德治是以民为本的政治.
儒家学派_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1、孔子生，提倡仁、义、礼等价值，挺立道德主体，开创了儒家学派。弟子记其言行，杂以己言，战国初年成《论语》一书。2、子思，孔子嫡孙。相传《礼记》中之《中庸》、《表记》及《坊记》，均为子思所作，但无确据。大抵子思能绍述孔子遗教，所以与其后之孟子，合成思孟学派。
3、孟子，以复兴孔子学说为己任，主张性善论，为日后儒家学派建立严密的哲学体系。孟子及其弟子的学说集为《孟子》一书。
4、荀子，一方面继承儒家重礼义的思想，一方面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主张性恶论。着有《荀子》。
5、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加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
6、董仲舒，是儒学阴阳五行化的代表人物，着有《春秋繁露》。
7、扬雄，着《法言》、《太玄》等。
8、韩愈，排斥佛道，提倡儒家道统，为宋明理学张本。
9、李翱，着有《复性书》，提出复性说，为宋明理学之先驱。
10、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讲明体达用之学，开宋儒性命之学先声。
11、李觏，批评儒家贵义贱利的观点。有《直讲李先生文集》行世，1032年作《礼论》七篇。
12、邵雍，象数之学大师，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合称北宋五子，为北宋重要思想家。着有《皇极经世》等书。
13、周敦颐。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太极图说》中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天道论观点。其所提出的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有《周子全书》。
14、张载，创关学。提出「太虚即气」说，从儒家天道论的观点拒斥道、佛的形上学观点。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区分之观点。有《张子全书》。
15、程颢、程颐，世称二程，理学奠基人。程颢有《明道文集》，中以《定性书》、《识仁篇》为着。其学称为洛学，为北宋理学之大宗。主性即理，然亦重视天道。程颐主性即理，于工夫尤多措意。有《伊川文集》、《伊川易传》等传世。他们的着作收入《二程全书》。
16、谢良佐，与游酢、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认为心为仁，为天之理。着有《上蔡语录》。
17、杨时，思想接近大程，有《龟山集》。
18、胡宏，以道为体用总名，倡言「仁其体，义其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创湖湘学派。着有《五峰集》、《知言》。
19、朱熹，其学本二程而又能汇通各家，故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复以朱注四书流行，影响后代思想极大。其学说在天道论方面继承程颐讲性即理，在工夫论方面倡言格物致知学说。平生着作极多，主要有《四书集注》、《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
20、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