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原教旨主义（英文：fundamentalism），首先需要澄清，原教旨主义并非仅仅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各种宗教派别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原教旨主义成分。 最近几年来，原教旨主义这一概念已被世界新闻界越来越频繁地用来描述和解释当代世界各地的一些宗教政治运动。原教旨主义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时髦货，但此社会现象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
原教旨主义_原教旨主义 -来历
原教旨主义最先在美国基督教新教中出现，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其观念形式在神学中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对现代主义的批判。19世纪最后10年至一战期间，达尔文主义广泛传播，影响到社会各领域。它严重冲击了传统观念和文化，尤其是对《圣经》构成了直接威胁。人们对《圣经》和道德提出了怀疑，教会于是分裂成两派，一派是自由主义，20世纪早期称此思潮为“现代主义”。它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调整，用现代哲学、历史和科学知识对传统教义和《圣经》重新解释，目的是调和基督教教义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矛盾。另一派是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绝对真理。
原教旨主义_原教旨主义 -理论
原教旨主义理论上的共同点是反对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对现代主义的解释因人而异。在宗教界，现代主义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一种神学思潮，它提倡对宗教解释的革新，对宗教教义执行上的宽容以及容纳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简言之，即宗教思想和实践对现代化的适应。原教旨主义就是要在现代社会中重建其意识体系中的基本原理。它与现代主义冲突的最典型例子是“猴子审判”一案。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得通城中学教师施科普斯给学生讲授达尔文进化论，于是他受到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教会人士指控。原教旨主义者迫使法庭判施科普斯违反州内法案罪，施科普斯被迫离开学校。美国出现的复兴运动也是抵制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的和道德上的宽容性，是对极端自由思潮的反应，也是对新教内围绕基督化身和复活而展开争论的反映。
通常，人们认为原教旨主义拒绝现代科学，不能把科学包容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并由此推断出原教旨主义者已从现代世界中退出。其实，他们对科学有自己的看法。出现在美国新教原教旨主义中的“科学创世说”证明了这点。他们认为科学是知识，《圣经》是贯穿于科学中的真正和实在的知识。《圣经》包含有科学奠基于其上的基本原则，那些说《圣经》不是科学书籍的人根本没有认真读过它。在其它宗教中，也出现了在当代科学知识指导下去阅读宗教经典的倾向。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保守者都认为经典上的东西与当今科学并不矛盾，认为宗教与科学互补，伊斯兰为科学提供了灵魂，它在许多方面预示了现代科学。
由于他们确信圣典是神的启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是神圣的，他们所展示的智慧是百分之百的，不允许双关语和留有余地。他们反对知识的相对性，反对怀疑、犹豫和现代主义的推论。他们宣布其道德规范为宇宙性的、永恒的。为此，原教旨主义者否认其他信仰的真实性。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知识的获得如同考古过程，是去挖掘已包含在经典中的真理，而不是去发掘那些不知道的或已经知道的世界。由于人们拒绝或没有去深入理解宗教经典中的知识，所以无法理解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安拉赐给他们两本书：《古兰经》和大自然。这是一种古老的伊斯兰教对知识的观点。这些年，印度教也有类似看法。今天，原教旨主义者就是用这种知识观点来反对现代主义的观念。
原教旨主义者相信其宗教经典的绝对可靠性，这构成了原教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义都认为他们的存在和世界观合理合法，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源于经典，并相信经典的真实性构成了检验真理的基本原则。原教旨主义以此为依据来解释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新原教旨主义十分强调《圣经》的进步性。对犹太教原教旨主义来讲，拉比法律被认为是对《托拉》绝对正确的发展。对锡克教宗教领袖来讲《圣书》象征并包含着“活的宗教导师”的权威。对斯里兰卡泰米尔的湿婆信徒来说，阿加米克法规是和《吠陀》一样神圣的东西。在穆斯林看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立法依据，他们以此建立了律法。在他们看来，宗教经典的正确性超越时空。对宗教法规的共同认可激发了信徒的排他性。其信仰越是与众不同，信徒与外界的界限就越分明。中东和南亚日益高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以此为标志来区别穆斯林与其他人。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者由于完全效忠于某一位神赋予才能的领袖，这位领袖宣誓维护信徒的荣誉、统一和平等，于是他们有了共同信仰，并以此与别的派别相区别，他的追随者们随时准备为重建其宗教的神圣秩序而牺牲生命。
这种排他性不仅表现在教义方面，而且体现在实践中。出现的一个原教旨主义组织认为埃及实行的不是真正的伊斯兰，鼓励其成员不与其他信教者一起生活和祷告，把他们与世俗社会的脱离看作是同先知离开堕落的麦加城一样的举动。英国复兴主义者有时所称呼的“王国的人们”也由于生活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排他意识。这些信徒有时甚至能占领整个街道，互相提供各种实际的和专业性的服务。在犹太教群体中，也有同样倾向，他们构筑了空间和文化的界限，使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分隔开来。
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想把其宗教经典当作超时空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通过保护其经典中的永恒真理，原教旨主义隐含了一种不顾历史发展的观点，或是持与一般人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原教旨主义者希望回到原始道德时期，他们认为历史本身是一个从最初的理想状态向后退化的过程，是对基本原则的背叛。美国原教旨主义的新基督教左派认为：当它遵守上帝律令时，美国是那么伟大；但由于世俗的人文主义对其政府机构的控制，美国已开始衰落。因此，最初的完美状态只能通过回到圣典中的基本教义才能重新获得。
当代原教旨主义的社会运动。原教旨主义有时被描绘为出土文物般的东西，如同生活在久远的过去，与周围环境完全脱离；原教旨主义者被看成是固执地依恋过去并顽强地、非理性地抵制正在变化着的文化。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原教旨主义也是对当代世界潮流作出的一种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没有脱离现代生活。它不是不能理解的复活或重现，而是对当代社会问题一些症状的反响，因而它深深地卷入了当代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
在当代世界中，原教旨主义的参与意识十分强烈。早期出现在美国的原教旨主义，是对20世纪初期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一战引起的道德上的革命及国际危机造成的社会大变动尤其是1919年至1920年间“红色恐怖”时期在美国出现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无神论的反应。原教旨主义者把这一切看作是圣经文明在美国结束的标志，于是掀起原教旨主义运动，宣传基督教的基本信仰。20世纪70年代，美国原教旨主义重新抬头是因为当时美国社会堕胎、弃婴严重，婚前性生活、同性恋和吸毒等现象泛滥。原教旨主义兴起的目的在于抵制这些堕落现象，是针对这种道德伦理的变形，其最关心的就是倒转当代的这种潮流。对今天美国的道德问题，多数人的主要焦虑就是父亲权威的下降。这是由于妇女在经济中的地位上升了。下降了的男性权威只能通过把挣工资的妇女从劳动市场赶回到家庭中才能恢复。原教旨主义者呼吁对那些养家糊口的男性的收入做出调整，让它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希望复兴传统，保存家庭中的性别差异，强烈反对《平等权力修正案》。按他们的观点，妇女应重返家庭，置于以男性为主体的家庭中。
今天，伊斯兰世界局部地区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经常被理解为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经济、意识形态侵略所作出的反应。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反对欧洲殖民者，对其文化影响持敌对态度。同时，他们也反对纳赛尔（1918-1970）的民族主义政权，认为该政权世俗、不敬神。霍梅尼反对伊朗国王，不仅是因为伊朗国王与美国势力联合，以美国为后台，还因为霍梅尼强有力地证明了需要建立一个由温和的法律学者领导的共和国，以代替王公贵族的统治，反对国王巴列维所谓的“白色革命”（即西方化）。与土耳其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土耳其原教旨主义，直接与这一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受到威胁有关。构成此威胁的是秘密的伊斯兰狂热组织、政治上持异议的左右翼及充当外国势力代理人的少数民族集团。原教旨主义者对这一威胁的反应是采取坚定的民族主义态度。
由于新左派的支持，美国原教旨主义组织已越过美国国界，不仅插手基督教福音的传播，也对建立在国外的正统教的传统霸权提出了挑战。如在拉美，这种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好几个美国当局支持的拉美政权都积极地与其相配合。这可以理解为试图削弱天主教势力，因为天主教堂的许多神父都公开呼吁政治和社会改革。在南亚，原教旨主义公开反对新教教会和团体支持的普世性的社会福音。
印度原教旨主义开始崛起，因为信奉印度原教旨主义的右翼政党印度人民党指责“世俗”政党奉行了对少数民族姑息的政策。他们反对变革和西方化，要求恢复甘地所提倡的自力更生，回归印度教之源，希望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的国家。印度教开始具有较大的对抗性，有人认为它变得像它所反对的和仇恨的、重新崛起的伊斯兰教了。锡克教原教旨主义在印度次大陆的发展曾经十分迅猛，并拥有一定的武器。为此，印度中央政府于1984年采取了以“蓝星行动”为代号的措施，并于同年6月正式出兵锡克教圣殿金庙，抵抗者被打死，从而导致英・甘地总理被杀和大规模的教派仇杀。由于锡克教农民被限制充分利用旁遮普丰富的水资源，对在那个地区进行的“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满意，以及锡克教青年就业机会的减少，这些因素导致了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些是由新德里非锡克人的压迫引起的，也与锡克教内部的世俗化和西方文化派别有关系，因此要求按照锡克教的教义教规来行事。
出现在英国的来自斯里兰卡泰米尔印度教徒移民中的原教旨主义，在动荡的历史时期变得引人注目。战后，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泰米尔人要求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在此过程中，印度教徒感到他们在南亚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少数民族，需要运用忠于印度教的虔诚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尽管参与的性质和程度不一，但在任何地方，原教旨主义总是有力地参与了当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只不过他们所持的政治态度多种多样。他们或者企图颠复现政权，或者是最热心的支持者，或者仅保持中立。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有时互相矛盾，例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声称其观点中包含有所谓“伊斯兰社会主义”成分，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反对者则给他们贴上“法西斯”的标签。在同一教派内，原教旨主义者也会随时间不同而发生变化。美国的新教原教旨主义者把福音主义当成是在对人类自我肯定的内在根源提出怀疑，但当宗教成为现有社会秩序的保护者时，其观点突然转向其反面。一战前，美国原教旨主义者倾向于政治自由化；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却又采取了左翼态度。
原教旨主义在各教中没有一个世界统一性的组织。在美国，原教旨主义曾经是愚昧贫穷的少数人的社会寄托和精神依靠，但却与对经济不景气有不满情绪的中产阶级联系起来。英国原教旨主义一度是工人阶级所热衷的观念，但的好几次运动都显示出它对中产阶级更有吸引力。看上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首先对有良好教育的阶层更有吸引力，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尽管瓦哈比运动越来越多地是从城市青年中吸收新成员，但在相当长时间里，主要是商业界的中产阶级认为这种观点对他们有益、有支持作用，而埃及和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影响的阶层却广泛得多，有知识型的学生、教师、工人、小店员和手艺人。这些人一般容易卷入反向性的政治运动中。但农民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贫民只零星地参与并支持他们的活动，一般都被排除在这些运动之外。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略有不同。如人民党主义想重建包括农民在内的平民百姓的权力机构，以反对社会上主要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原教旨主义者不仅积极参与现代社会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实行政教合一的沙特阿拉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工厂、企业的生产部门，其海水淡化厂、计算机、空调、汽车应用已使人们的生活大为改观。原教旨主义组织在武装冲突中大量使用先进武器。他们根据工业化的需要，大量采用现代技术并进行经济改革。在传播方面，原教旨主义者很快利用了现代化的大众通讯网络。美国有不少RT电视频道、成百的广播电台专用于宗教宣传，无数的福音组织使用了世俗的商业电台。在南亚，好几个原教旨主义组织也用了先进的录音和广播技术，以吸引和保住他们的追随者。
总的来看，原教旨主义从神学思想的视角，恪守传统宗教圣典，认为它们是超时空的、永恒的，是不容变更的绝对真理和科学基石，因而强烈排斥对圣典种种自由化或现代性的解释。从宗教政治学、宗教社会学视觉考察，原教旨主义一方面反对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它又与各国家、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紧密相连。在各个历史时期，各教派提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重点不同，其所运用的策略也有所不同，但始终与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命运相连，特别是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出的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已成为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最高目标，从而成为当代宗教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综上所述，原教旨主义起源于欧洲基督教社会，最后被广泛应用于描述世界各地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
原教旨主义_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提倡对其宗教的基本经文或文献做字面的、传统的解释，并且相信从这些阐释中获得的教义应该被运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方面来说，原教旨主义的概念并不只局限于宗教，而应该扩延到对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极端恪守以及对现实中出现的与其所恪守文化的书面教条不符内容的极端仇视。对中国历史来说，主要表现为儒学的原教旨主义和近现代出现的围绕马克思主义等共产主义理论体系所出现的原教旨主义。
儒学的原教旨主义
儒学自出现以来就以其高度的入世思想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佛道两派，但凡儒门弟子都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报复，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入世思想使儒学从一开始便刻有深刻的政治色彩。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便一步步成为中国政坛所必须遵守的唯一信条，成为中国唯一的政治经济理论，后来更是垄断了中国的思想、教育领域以至于深入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当中。不是说儒学本身内涵并无精华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生活等各方面的过多介入严重束缚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步入近代以后，面临社会各领域千年不遇的巨变，晚清一些极端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于对圣贤书的教条理解和极端恪守，仇视国内外的一切变化，甚至包括与思想文化无关的实用科技的传入，最终变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最保守的顽固派，闹出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严重拖慢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如：
清末理学家倭任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认为这样就会使“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士人误入歧途，在同洋务派的争辩出喊出了“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的名言。
以“儒侠”自居的刘锡鸿的“精神火车”：刘锡鸿任驻外公使期间，一位波斯藩王对他说：“余闻西国前进百步，而我等仅数步，固觉瞠乎其后，势利远不及耳。”刘答：“绝迹而奔，人喜其捷，而不知有颠陨之虞；缓步而行者，人苦其迟，而不知无倾跌之患。”波斯藩王惊诧之余，又问：“贵国何以不造火轮车？”刘答道：“大清国正制造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一日行驶数万里。”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又告诉他：“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刘锡鸿似乎自己被自己的这番妙论给折服了。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波斯藩王）闻之亦大笑。余自到伦敦，凡出拜客，必正使（郭嵩焘）与偕，未尝向人稍伸辩论。此次每一答驳，波斯藩王必点头不已。语毕辞去，王曰：今日领教殊快，无怪是中国有名人。”
晚清历史上，洋务派每尝试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上迈一步便会收到顽固派来自于道德层面上的打击，而在晚清官场背景下的洋务派亦只能想办法从四书五经上还击，使洋务运动从表面上更符合儒学的教条理论，这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近代中国有很长时间浪费在了这种毫无意义的道德辩论上，而同期正是西方列强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向第二次工业革命买进之际，本来就已经很大的差距被拉得更大了。等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开国早于日本的中国在军事、工业、交通、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进程上却远远落后于日本，最终导致那场断送掉洋务运动、也断送掉大清朝国运的战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