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进民退，经济学语汇，一般用于表示某领域国有资产进入而民营资本被迫撤出。“国进民退”，是从200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一个被频频提及的现象。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随着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出台，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国进民退_国进民退 -概念
国进民退
所谓“国进民退”是近年来专家学者对经济领域中出现一些现象的概括。
“国进民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讲，表现为国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于退出。广义上讲，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带有很强的“逆市场化”取向，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产生偏离。
国进民退_国进民退 -现状
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产业。
商界与学界一些人士之所以对“国进民退”感觉强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国有经济在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且集中度越来越高，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信、铁路等，由于其关系国计民生，因此比较引人注目。二是这些行业大都是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且伴随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利润迅速增加，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质疑。
国进民退_国进民退 -各方态度
学者舆论
2009年上半年，提及“国进民退”这个名词，部分学者和媒体表述时，尚称之为“局部行业和地区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现在发生一种情况叫做‘国进民退’”；下半年，已经有人用“国进民退大潮”表述这一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就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国进民退’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愈演愈烈。”
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也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高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
2009年发生了几件大事。从“方兴地王现象”到“中粮入股蒙牛”，再到“山西煤矿重组”……只要有国有资本介入的每一桩并购重组事件，似乎都成为了“国进民退”的有力例证。国资与民资的进退逻辑似乎也因此显得愈发明确。
到2009年底，有人甚至称，“国进民退”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承受的地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的质疑，已经从探讨国企、民企如何共赢，拓展至呼吁给予民企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甚至有人担心改革会倒退，需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2009年9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对媒体疾呼：“‘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会制造社会不公平”，“权贵资本主义”正在抬头。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也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针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发表观点：“（山西煤改）现在看来是改革的倒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2010年1月9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的观点更为犀利。他说：“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官方否认
2009年11月2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人民大学的课堂上，花了10分钟只讲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中国统计数据不支持这样的说法。马建堂选取了从2005年至2008年的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和就业人数等指标论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对比。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表示，“国进民退”问题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大型企业在前进，央企也由于投资者和股民的参加，进一步多元化，进一步走向市场。央企收购一些中小企业来进一步扩大它的实力，有资本的融合，也有企业组织的融合。这是一个双向进步。”
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表示，航空业兼并重组问题是公司的市场化行为，民航局认为只要有利于民航业的发展，就应该积极支持。民航业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各个航空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多元化的。
2010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正面回答“国进民退”质疑：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
2010全国“两会”上，山西省省长王君表示，从整体上看，山西煤炭业并不存在社会上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目前山西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煤矿企业的比例为2：3：5，股份制企业是主体。
2010全国“两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则直称“国进民退”是个伪概念，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2011年3月14日，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目前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同样也不存在“民进国退”的问题。应该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国有经济的发展，今天我不想着重去谈。
国进民退_国进民退 -标志事件
4万亿大多给国企
2008年底，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由于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资金大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上，民营企业难以涉入其中，而被认定“4万亿大多给了国企”。山西煤炭重组
2009年4月开始，山西启动该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源整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规划，到2010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家减少至约100家。有调查显示，重组中被关闭的中小煤炭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吉林通钢事件
2009年7月，由于民营企业建龙并购老国企吉林通钢之后，没有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发生冲突，通钢职工打死了建龙派驻的高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宣布民营资本全部退出。山钢并购日钢
2009年9月，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与赢利的民企――日照钢铁签订资产重组与合作协议，双方以共同向山钢日照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其中，山钢占股67%，日钢占股33%。
东星事件
2008年至2010年，财政部为支持三大国有航空集团先后划拨了15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东航集团、南航集团和中航集团分别获得90亿元、45亿元和15亿元资金。但经营困难的民营企业东星航空公司未获注资，最终破产。
国进民退_国进民退 -原因分析
1998年，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有企业大量出现亏损、倒闭和职工下岗的情况，由于国有经济当时所占比重还比较高，所以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随后，中央提出了国企三年改革脱困的计划，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抓大放小”，国有经济收缩到垄断行业和更具优势的竞争领域，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的话说，当时是“国退民进”的格局。这种在经济布局上顺势而为的调整构成了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一个重要体制基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企业界感受到的却是“国进民退”的相反格局。
一、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影响
产业振兴规划
仔细研读“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除了可被视为普适性的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产业扶植政策外，支持国企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相当明显，有些规划里面列出了具体的国有企业的名字，甚至政府要支持的具体并购重组计划。例如，汽车产业振兴规划提出要重点支持的“三大三小”，均为国企；船舶工业规划提出要重点发展“两个龙头企业”―― 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而在钢铁产业振兴规划里，更是将“推进鞍本与攀钢、东北特钢，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等跨地区的重组，推进天津钢管与天铁、天钢、天津冶金公司，太钢与省内钢铁企业等区域内的重组”这样的具体操作路径写入其中。回顾近几年来政府颁布的五年规划和诸多产业政策，这种“对号入座”地向国企倾斜的态度是极为罕见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往往是银行贷款投向的指挥棒，如此明示的政策偏好，将使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国企集中，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恐怕很难有长大的未来。
二、金融体制的影响
金融体制
至于金融体制环境，一直以来都是优待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优待更加明显。2008年上半年，为了应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加以限制，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受到金融收缩的影响最显著。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经济下滑，开始实行宽松信贷政策，2009年一季度，贷款规模高达4万多亿，但是大部分贷款都流向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大项目以及房地产开发，中小企业依然感受不到“阳光雨露”。近几年，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引起的关注度不可谓不高，但是似乎仍然只停留于表面文章上，真正骨子里的改革可能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客观的外部市场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能幸免于外。但国企由于出身优势，可以比民营企业更便利地获得国家资金救助。如果说民企东星航空由于经营不善不得不走上破产重整的道路是市场之选，那么巨亏的东方航空获得国资委70亿元的注资，背后的含义则耐人寻味。一位民企人士比喻得相当到位，“大家都在过冬，国企穿上了厚厚的棉袄，而民企仍是薄衣单衫，这不是要了我的命么？”
国进民退_国进民退 -中国国企改革路径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行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完成私有经济和买办资本的国有和集体化改制；
第二阶段(1978年-1984年)：以扩权让利为重点，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
第三阶段(1984年-1992年)：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第四阶段(1992年-2002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第五阶段（2002年至今）：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行政资分开，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