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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流行的美国梦，实际上是中产阶级的美国梦，通过自己的勤劳和聪明过上衣食无忧豪车大房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无数人验证了，而今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看看今天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特别是拿工资的工薪阶层，生活却是另一副样子。如果还是单收入家庭，在大城市几乎买不起像样的SFH；双收入家庭确实能够勉强买得起，然而因为双方工作而很难抚养多个孩子。在去除了各种税费保险以后，往往所谓高收入者也所剩无几，如果孩子还去上私立学校，那就更难过。持续的现金流收入成为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哪天一旦失业，整个生活就会彻底坍塌——除非既不买房也不让孩子上私校。白领们看着光鲜，实则只是衣冠牛马，终其疲于奔命的一生，最后搞不好还要推迟退休，养老金还不知道有没有着落或者缩水。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特别是工薪者的贫困化实际上有其深刻的本质原因，并且是一个长期趋势。我不是一个左派，向来不喜欢以公平或者平等之类的概念来批判这个世界，甚至以帝王师的心态妄图改变世界（每次看到有人讲“建议政府XXX”，总觉得一种无力的可笑感）。我只是一个草民，无法改变这个世界的一分一毫，能够改变的只有自己，于是以探究的心态去理解这些深刻的变化，避免将人生浪费在无谓的陷阱中，在这个世界既有框架下，试图为自己选择一条效用更高的道路。
第一个因素应当是全球化。通信和交通的飞速发展导致全球化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这在去过是从来没有过的。全球化导致资本全球配置和流动的高度灵活，这个变化是革命性的，许多过去的即成结论都需要重新考虑。过去普通人和小企业机构根本不可能海外配置资金，因为根本无法管理操作，于是当局的货币宽松会直接作用于本国经济；而现在普通人都可以万里之遥对它国进行投资，比如日本的渡边太太们，于是当局的货币宽松会产生全球影响，资金可能会更多跨国流入收益率更高的国家地区，对本国反而很可能影响不大。更惶论大型金融机构，更是将这些优势运用得淋漓尽致。
劳动力流动性较差，还要吃饭；而资本全球流动性要强得多，可以更容易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于是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和全球配置，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大幅提升。最直观的就是很多发达国家工人们恐惧的外包，过去只是制造业的外包，现在服务业的外包也愈演愈烈。同时单个国家政府的左派管制对资本的约束力越来越小，道理也是一样的。对于资本来讲，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政府如果企图强行提高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资本无需抗争，只要用脚投票就行。极端的像委内瑞拉，轻一点的如法国，美国国内也很明显，底特律的工人胜利了，城市也破产了，最终工人们也要破产。试图强行提高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只能把劳动者打入更深的深渊。
第二个因素应当是民主导致的多数人暴政。多数人的本性总是懒惰的，于是在民主的制度下，哪个政党承诺的福利多支持的人就多，就更容易上台，于是容易演变为高福利的懒人社会。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懒人的福利就出在中产阶级的税收上。小国很快就会不行，大国尚可多撑一阵。英美系国家由于在制度设计上对民主有所牵制，相对会更好一些，但也有些不容乐观。在美国有4000万领食物券的人；在英国加拿大和澳洲，上议院不断被削弱；新西兰干脆变成了一院制，这都是民主失控的迹象。当然，相对来讲，这些国家还是比较好的，只是即使移民到了这些国家，资金和人身最好也保持狡兔三窟，否则黑天鹅事件也有可能发生。哪个国家地区的左派横行，哪个国家地区中产阶级的税赋就更重，而且由于中产阶级的税赋实际上和公司税赋有正相关性，会导致公司倾向于逐渐撤退，而剩下的公司和中产阶级税赋会变得更重。在美国左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加州，不少人看上去税前十几二十几万美元的高薪，实际上到手只有一半，再加上高房价高教育成本，生活很难讲有多么宽裕。
第三个因素是人口的老龄化。老人的福利和医疗自然都出在工作的人身上，移民多的国家还好一些，移民少的国家如日本，问题就非常严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政府几乎一定要么债务违约，要么日元大幅贬值进行债务货币化。
第四个因素是政府机会主义的货币政策。尽管理论上货币政策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是由于知识的欠缺，多数人在剧烈变化的货币政策和市场中都是被收割的——很多时候往往自己都没有感觉。这时候有资本的人通过知识所挣的钱，远远比其他付出脑力体力的劳动者更容易。房奴在全球范围内被轮流收割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了；股票作为散户和中产阶级最喜闻乐见的投资方式，也很少有人长期盈利，多数是去送钱的；即使最保守的现金持有者，货币政策也会通过贬值慢慢剥削他们。只要持有任何现金或者资产，你就已经处于金融市场中，尽管市场上赚钱的机会很多，但是绝大多数中产阶级是没有相应的知识、能力和心态的，赌与不赌都是输。
以上都是宏观的看问题，下面可以微观比较一下。假设有三个人，一个是拿工资的白领A，一个是做自营生意的B，一个是专业全球投资者C。尽管个体风险B和C会大于A（准确讲是波动风险），但是从宏观统计上看，B和C的风险并不会明显比A更大。
先来比较税务。对于A来讲，工资的税收是一分都逃不掉的，自己的花销基本上只能是税后收入。挣得越多，累进税也越高，很多看上去的高收入者，往往要交一半的税，不止税还有各种费和保险。对于B来讲，税务上有很多灵活的余地，首先生意支出和生活支出往往很难区分，许多生活支出都可以算在生意上，吃喝拉撒很多可以，车辆也可以，有时候某些房屋都可以，于是花的其实是税前收入，而非税后收入。如果税前收入花不完，一定要分配，可以通过雇佣家庭成员、使用信托分配等方式，一般几十万美元的总收入需要缴的税都微乎其微。这些还是合法的，如果再不报现金收入，税就更少了。所以，同样30万美元的收入，A大概怎么着也要交一半的税，B交3万美元也就差不多了，如果会计师给力一些，缴得更少。对于C来说，事情就更简单了，用离岸信托帐户投资可以免掉一切资本利得税，特别如果不是美国公民，而是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公民，更可以在分配大笔收益时做为非税务居民而免税。即使是美国居民，资本利得税比工资税也要少得多了。
比较时间和压力，压力做什么都会有的，而时间自然是B和C更为灵活，A的时间几乎都是卡死的。所有人都会面临宏观经济形势的压力，也会面临具体业务压力，但是A还要面临老板压力和人事压力。如果说谁更像牛马一些，自然是A，而不是B和C。
从可持续性上讲，B和C几乎年龄无关，或者年纪越大会略有优势。而作为A来讲，只有少数行业是年纪越大越吃香的，在多数行业中，30岁还是完胜50岁的，随着技术进步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这个趋势会更加强烈。过去很多所谓的经验行业，在信息化面前，经验的优势越来越小，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很多工种随着自动化的发展，更加机械化，更容易替代而不需要过多经验。当然，现在肯定还有不少行业从业人员是需要经验的，但是这样的行业越来越少，而且哪天指不定就又被技术进步侵染了。就现在高薪的码民行业来讲，或许是有一些50岁的人胜过30岁的，但是那些人主要是已经在过去码民稀缺的年代建立起了地位。很难想象未来10年20年，在现在那么大基数码民的情况下，50岁的普通码民还如何与30岁的竞争？即使可以竞争，在体力和脑力衰退的情况下，该多么艰辛。
事实上A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做到金领。然而，金领之路何其难，就算在祖国，也不是光凭聪明和勤劳就可以达到的，最重要的还是运气；如果做为第一代移民，这样的机会就更微乎其微了。
总之，如果不是别无选择，为什么要做A而不是B和C呢？这其实也是我试图说服自己的事情，很多时候沉没成本导致的路径依赖是人生大忌，很多人因此苦了一生。棋谚讲：“精华已竭多堪弃，劳逸攸关少亦图。”真正能够参透的又有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