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库大道路线图 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大道介绍,张库大道-路线辐射

张库大道:塞外重镇张家口,东望京、津,南通中原,北接蒙古大草原,西连晋、甘、陕,战略地位和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这里曾是有着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古商道――张库大道源头的贸易集散地。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一一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李桂仁著《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中说“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

买卖人_张库大道 -大道介绍

古商道――张库大道塞外重镇张家口,东望京、津,南通中原,北接蒙古大草原,西连晋、甘、陕,战略地位和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这里曾是有着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古商道――张库大道源头的贸易集散地。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一一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张库大道历 史悠久。李桂仁著《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中说“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

买卖人_张库大道 -路线辐射


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的路线和辐射范围大致如下:一般从旱淖坝、万全坝或崇礼五十家子上坝。上坝后,走张北(兴和)、化德(德化)、赛汗(滂江、东西苏尼特旗)、二连、扎蒙乌德、叨林、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这是中线。

上坝后,走张北,太旗,穿越浑善达克沙漠,过灰腾梁,灰腾河,深入后草地贝子庙(锡盟)或奔二连归入中路或继续向北经东西乌珠穆沁过境,至乔巴山,有的还深入到俄国的赤塔,这是东路。

西北路从张家口出发,走张北、三台坝、大清沟、商都、卓资山,至呼和浩特或西行至新疆,或北行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有的还拐向库伦。

有些小买卖人商队较小,就近在东乌、西乌旗一带便可完成销售交易。

张库大道覆盖了蒙古的十二个盟,一百五十多个旗,影响辐射到俄国南部边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到莫斯科。

买卖人_张库大道 -形成原因

鲁迅先生讲:“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人们用脚踩出来的,这是路的成因。

可是,就张库大道来讲,人们为什么要去踩这条路?为什么要冒着酷暑严寒,风霜雨雪去踩这条路?为什么要以鲜血甚至于生命为代价穿越茫茫的草原,穿越千里戈壁和沙漠去踩这条路?这就是我们需要探索的,这条古商道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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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认为,一条商品流通渠道的形成,首先要有明确的销售(交易)目的地。张库大道的销售目的地是蒙古草原。蒙古草原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地带,这里的第一群人是蒙古游牧民族。

蒙古民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勤劳勇敢的,并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蒙古族曾在东北的原始森林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到七世纪时,蒙古族人口开始增多,仅凭渔猎已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始祖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夫妇,便带领蒙古部落从东北密林迁往鄂嫩河、克鲁伦河及肯特山以东地区,改渔猎为主为畜牧为主的游牧生活。

三百年后,蒙古族渐渐的强大起来,活动疆域北起贝加尔湖,南至浑善达克沙漠,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这一带地域广阔,水草肥美。为游牧提供了可靠保证。此时,中国东南沿海及中原地区由于生产技术的先进,社会发展较快。而由于地理位置的制约,草原腹地的蒙古族却相对闭塞、落后。

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发展经济。一个社会要发展,必定要吸取其它民族和地区的先进经济、技术,必定要与其它民族和地区进行人文交流,剩余物质交流。只有通过这些交流,社会才能发展。这些交流的最明显形式,就是商业贸易行为,就是市场交易。换个形式讲,潜在的购买人群(消费群体)加购买力,再加购买意愿,便是市场。具体到十世纪前后的蒙汉初期贸易,并不是专一的,而是蒙古牧民在游牧中,有意向南靠近,接近汉人居住地,进行一些简单的物品交换,以满足需要。

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李桂仁《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说:“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他引《宋史・张永德传》:“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史饭茶规利,阑出缴外市羊。”太原的最高行政长官要过问“茶”、“羊”利市,可见交易已有一定影响。

十二世纪,蒙古族加大与周边的女真、契丹、汉族的交往。蒙古族和汉族的交往是越过浑善达克沙漠后,逐渐进行的。这期间他们学会了汉族的鼓风冶铁技术,吃到了谷物、蔬菜、水果,接触到了有别于兽皮的绸缎,产生了强烈的购买(交换)意愿。他们需要中原地区的铁器、绸缎、茶叶、日用小百货之类商品,用来交换的是他们的剩余产品,牲畜、皮张、毛绒、药材等。

买卖人_张库大道 -地理位置


张库大道

从地理位置上讲,当时,从蒙古草原到内地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从乌兰巴托出发,穿越浑善达克沙漠边缘,经东西苏尼特旗(今赛汗塔拉)、商都、集宁,到达大同、太原。二是从乌兰巴托出发,经阿嘎巴旗,穿越浑善达克沙漠,再过多伦诺尔(今多伦)、沽源、独石口到北京。还有一条路线是从乌兰巴托出发,越浑善达克沙漠,经太仆寺旗、张北进入张家口。第一条,因途中有百里沼泽,不久便终止。第二条,因路途较远,且多崎岖山路,最终也没能维持多久。而第三条路线具备了距离最近、道路状况较好的优势,故驼队、车队多走此路。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以农桑为急务”使百姓“安业力农”,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在全国设立驿站1500多处。驿站除“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外,对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河北省公路史志资料》载:“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为驿路,明清两代又辟为官马大道。当时运送物资所走路线,多依驿站。这运输物资的驿站,官马大道就是后来的张库大道。”

买卖人_张库大道 -建设来源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往漠北,建立北元。元。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剌、朵颜三部分。此期间,蒙古人所需的中原物资,开始由汉人在战争的间歇期间,辗转运至草原,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流。明宣德四年(1429年),万全指挥张文在清水河西筑张家口堡。一些“跑草地”做买卖的商家开始在张家口堡营造店铺。明嘉靖八年(1529年),张家口堡扩建,边塞城市的雏形已基本形成。明初,限制内地物品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仍有私下里做此生意。明朝中期,退居漠北的残元势力再度向内地侵扰,导致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接着,鞑靼、瓦刺两部臣服明朝,每年以朝贡的形式向明王朝交纳贡品,明王朝也赐还一部分物品,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交换形式。后来,这种形式演变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王朝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一带河滩、山谷开办的“以布帛易马”的“贡市”。张家口“贡市”的开办,应该说是官方承认的张库大道的正式起源。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廷和蒙古俺答汗议和,并在宣府张家口堡,大向府新平、德胜两堡,太原府水泉营堡设立“茶马互市”。至此,民间商人私下的交易变成政府指导下的规范交易。到明万历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贸易已成规模。

清顺治元年(1644年)修筑大境门,是清政府对张库大道这条商业运输线的极大支持。张库大道的兴盛从此开始。

随着清政府对蒙、俄贸易的全面开放,张家口出现了更多的“跑草地”买卖人。当时运输货物的工具是骆驼和牛车。骆驼商队每年秋季开始出发,直到冬季返回;老倌车队一般是春季出发,秋季返回。在漫漫的张库商道上,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骆驼和老倌车在日夜不停地的行走。其中有皇封御赐的八大皇商“山西帮”,有联手经营的束鹿、深州、饶阳、辛集“直隶帮”,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京帮”,有小本经营的蔚县、阳原、怀安、涿鹿“本地帮”。这些商人初时统称“通事行”,清末改称旅蒙商。旅蒙商从内地采购绸缎、布匹、米面、纸张、砖茶、生烟、红糖、瓷器、铁器、蒙靴、鞍具、小百货等,与牧民交换回马、牛、羊、皮张、绒毛、药材等,与俄国人交换回毛呢、毛毯、天鹅绒、银器等。有关数据记载了张库大道的历史辉煌。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商户,清初80家,道光年间260家,同治年间530家,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

张库大道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张家口的发展和繁荣,也促进了乌兰巴托这座草原城市的形成。同时,还吸引了为数从多的外资企业,总数达44家,在当时的内陆商埠中名列前茅。张库大道全盛时,最高年贸易额达1亿5千万两白银。按现市价折算(16两为1市斤,每市斤500克,每克1.3元人民币),大约有60多亿元人民币。当时,张家口出大境门向西,近十里的狭长沟谷中,商号店铺鳞次栉比,交易市场人声鼎沸。

清朝末年,以张家口为物流集散地的张库大道不断发展壮大。1909年,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修建的北京至张家口的第一条铁路竣工,加快了张家口与北京的商品流通速度。1918年,我国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也建成通车。从此,汽车队取代了骆驼队、老倌车队。历史的车轮载着经营张库大道贸易的商人们的喜悦和企盼,开始驶向新的辉煌。

然而,风云变幻,岁月沧桑,1924年外蒙古独立。1929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蒙古也关闭了中国的所有商号,张库大道被迫中断,繁荣近四个世纪的张库大道开始衰落。1995年5月,江泽民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签定了《中俄友好条约》。同时,我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了张家口的全面开放。许多迹象表明,恢复中蒙在张家口的直接贸易往来的条件逐渐成熟,张库大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会重新发挥它的运销作用,历史上张家口的“内陆商埠”也将会再现于世人面前。

买卖人_张库大道 -脉络梗概


张库大道

八至十一世纪,蒙古族通过和各民族的接触交流,发现了草原外面的精彩世界。十二世纪初,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蒙古族空前强大。金大安三年(1209年)成吉思汗在野狐岭大败四十万金兵,1215年攻战中都(今北京)。可以肯定的是,重大的军事行动,是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在驱动着。也正是因为草原腹地与中原的急切的物资交流意愿,开始有了除抢掠以外的贸易交换行为,但这大多是以蒙古军队为主进行的。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以农桑为急务”使百姓“安业力农”,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在全国设立驿站一千五百多处。驿站除“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外,也对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元朝统一货币,先后发行了以银为本位的“中统宝钞”“至元宝钞”。货币的统一,促进了商业的活跃,但此时的贸易,主要控制在官府、官僚、遗族和色目人的手里。为了给草原输送生产、生活物资,他们把中原的物资集中到北京,继而运至张家口一带,然后运回草原。《河北省公路史志资料》载:“张库大道历史悠久,早在元代,便辟为驿路,明清两代又辟为官马大道。当时运送物资所走路线,多依驿站。这运输物资的驿路、官马大道就是后来张库大道。”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逃往漠北,建立北元。此期间,蒙古人所需的中原物资,开始由汉人在战争的间歇期间,展转运至草原,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流。

明宣德四年,指挥张文在清水河西筑张家口堡。一些“跑草地”做买卖的商家开始在张家口堡营造店铺。

明朝初年,为巩固边防,明王朝从嘉峪关起沿长城至辽东一线,修建补建长城(大境门段长城在此时修筑),并先后建立九个边防重镇。宣府、大同两镇最为要冲,常年屯兵十多万人。明王朝派出大批军队屯住边地,这些军队的给养成为一大难事。为此,明政府在边地实行屯田制。屯田制有民屯(吸引移民),军屯(军队士兵耕种)和商屯(商人出资雇人耕种)三种。商屯的粮食交给军队,换回的是商人对食盐的专卖权。历史上称此为“开中法”,它也促进了张家口一带商业经济的发展。

由于屯田制的实行,由于商人的云集,促进了张家口社会的发展。明嘉靖八年(1529年)张家口堡扩建,边塞城市的雏形已基本构成。明初,限制内地物品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私下里总有人为利益驱使而走私。

明朝中期,退居漠北的元人恢复了元气,再度向内地侵扰,导致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

不久,蒙古族分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分。鞑靼、瓦剌两部臣服明朝,每年以朝贡的形式向明王朝交纳贡品,明王朝也赐还一部分物品,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交换形式。

后来,这种形式演变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王朝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一带河滩、山谷,开办的“以布帛易马”的“贡市”。

就张家口的“贡市”而言,这应该是官方承认的张库大道的正式起源。不久,“贡市”便因又一支强大起来的蒙古俺答汗部的侵扰而凋零。

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政府和蒙古俺答汗议和,并商量在宣府张家口堡、大同府新平、德胜两堡,太原府水泉营堡设立“茶马互市”。“茶马互市”每年夏末秋初举行,为期十二天。至此,民间商人私下的交易变成政府指导下的规范交易。

“茶马互市”类似于蒙古族的“那达慕”和内地的庙会、交流会,它促使张库大道的商业流通日渐繁荣。需要指出的是,明政府与俺答汗的议和协议及“茶马互市”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俺答汗的妻子三娘子的从中斡旋分不开的。 三娘子努力说服丈夫放弃了对明朝边境的侵扰,并促成了“茶马互市”。据《明会典》一0七卷记载:“开市凡十一处……。市各二日,每月又有小市。”又据《北方民族史论丛》记载:“张家口本荒缴,初立市场,每年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自湖广。督抚王崇古等论:夷部众多,钱粮有限。因广召商贩贸易,号民市。”随着贸易的扩大,贸易品种已不仅仅是马匹了。

明王朝当时开设的三个主要“马市”,都限制了马匹的交易数额。具体为:宣府张家口堡三万匹;大同府新平、德胜两堡一万四千匹;太原府水泉营堡六千匹。大同、太原两府的马匹交易总数,仅占全部马匹交易的40%。这就说明了宣府张家口堡“马市”的重要地位。

十六世纪中叶,明王朝在一连串的农民起义冲击后,社会危机日益加重。从明万历年间开始,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朝统治,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从1551年开市至1573年的二十多年中,明庭内部对“开边”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是张居正等人的主力,才使这条古商道得以发展下去。此时,张家口的“马市”取代了大同、太原的三个“马市”,成一家独兴之势。又由于这一时期北方无战事,如《国朝献征论》所云:“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边水陆屯田垦治如内地,墩台哨望之卒,已渐撤去。所省粮饷,岁不下十万石。”“所易马至数十万,命官放牧,统养待用,在野成群。”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张库大道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买卖人_张库大道 -兴盛时期

明万历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贸易已小有规模。为适应市场的发展,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明政府在大境门段长城开一小门,门曰“小境门”。小境门仅供行人通行,高大的骆驼,驮上货物便进不了门。这也是从边境安宁的角度去考虑的。为巩固边防,政府还在长城内清水河岸边河滩上筑堡,堡曰“来远堡”,俗称“市圈”。来远堡设两门,西南门曰“永顺门”,北门名称无考(当为来远堡)。来远堡周长四里十三步,堡墙高三丈,占地约二千七百平米。来远堡建成后,屯兵不久便改作市场。当时堡内有总管署、关帝庙、三娘子庙和城隍庙。总管署是来远堡交易的管理人员办公居住的地方,关帝庙建在城墙上,庙内供奉关公像外,还有一只大蒙靴,意在祈求行走在张库大道上的商旅之人的平安。关帝庙在交易时为讲市台,也有人称之为“市台庙”。三娘子庙,是为纪念开通张库大道做出贡献的三娘子修建的。

《察哈尔志》载:“宣府来远堡贡市,拓中为城,规方需地,千货坌集,车庐马驼羊旃毳(cui)布曾瓶罂之居。”记录了互市的盛况。

后因小境门通行困难,大宗货物仍需要堆积城外,交易不方便,市场便渐渐在长城外西沟和正沟一带的河滩形成,西沟和正沟也逐渐盖起了许多店铺。

清顺治元年(1644年),在小境门西边大境口建一大城门曰“大境门”。我们知道,清顺治元年五月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占北京。同年十月清世祖福临正式迁都是北京。这期间,中国南部战争频繁,北方在做迁都的准备。为什么清政府急于在北部边境一带开大境门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探讨。一是蒙古族与原明朝有着深刻的矛盾,况清入关前就已统一了蒙古各部,有的蒙古部族甚至参加了清王朝对明王朝的战争,并立有战功(如后来的外八旗)。清王朝入主中原,北部边疆安定,无须设防。开设大境门是开放的需要。二是张家口经商的八大晋商(即清政府赐封的八大皇商),在清兵入关前即与清政府有贸易往来。曾对清提供过物资保障,清王朝入关,八大皇商提出扩大张库大道贸易的请求,因小境门狭小,故开大境门,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清王朝刚入关,南方战争需要物资保障,尤其是战争用的马匹更是急需。所以,开大境门扩大贸易也是战争的需要、政治的需要。

建大境门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应急措施,是在仓促中进行的。这一点可以从大境门券门基座条石的遗痕上得到证实。我们发现,大境门基座的条石中有三块是刻有云绷的。三块刻有云纹的条石,虽说都码放在基石第四层,但不对称,不规范。可以断定当初不是刻意码砌的。另外,基座条石的石料也不是统一的,不是从一个地方采集而来的。由此可看出,建大境门的石料没有经过事先的准备,是在仓促中搜集而来的。那刻有云纹的三块条石,大约是从其它毁坏的建筑遗址上搬来的。因此推断,大境门是在仓促中修筑的。另外依建关城惯例,大境门上应有城楼,而当时未修,也说明了这一点。

修筑大境门,是清政府对张库大道这条商业运输线的极大支持。也正是因为有了政府的全力支持,才有了大境门外易货贸易的繁荣。张库大道的兴盛从此开始。

随着清政府对蒙、俄贸易的全面开放,张家口出现了更多的“跑草地”的买卖人。这其中人有皇封赐的八大皇商“山西帮”,有联手经营的束鹿,常州、饶阳、辛集“直隶帮”,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京帮”,有小本经营的蔚县、阳原、怀安、涿鹿“本地帮”。这些商人初时统称通驿站,清末改称旅蒙商。

旅蒙商从内地采购绸缎、布匹、米面、纸张、砖茶、生烟、红糖、瓷器、铁器、蒙靴、鞍具、小百货等,与牧民交换回马、牛、羊、皮张、绒毛、药材等,与俄国人交换回毛呢、毛毯、天鹅绒、银器等。

有关数据记载了张库大道的历史辉煌。请看,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商户,清初80家,道光年间260家,同治年间530家,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上下堡的买卖家多达700余家。

张库大道贸易的兴盛,促进了张家口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外资企业。据记载当时设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有英国的“德隆”“仁记”“商业”“平和”,有德意志的“礼和”“地亚士”,有美国的“茂盛”“德泰”,有日本的“三井”“三菱”,有法、俄、荷兰的“立兴”“恒丰”等,总数达到了四十四家。这在当时可以和天津口岸、上海洋场相提并论。这些不同肤色的“色目人”,带着或多或少的资本,在张家口置地盖房,设立洋行,参与到张库大道的激烈商业竞争中。以至于今天,我们还可在张家口看到一些洋房。平门外三道沟里,八十年代还有一幢俄国人的乡间别墅遗址。为生意把生命留在中国的也有,西沟南山上那座白俄墓的主人,至今大约还在作着发财的幻梦。

张库大道的兴盛也促进了乌兰巴托这座草原城市的形成。清代的库仑(今乌兰巴托)是由蒙古街和中国街两部分组成的。中国街又叫买卖城,顾名思义是一条商店云集的街道。这里居住的是中国商人和清朝官吏,用草皮砖建成的房子排列整齐,具有中国内地街道的风貌(现已无存)。蒙古街和中国街交界处一幢二层小楼,是苏联领事馆。蒙古街有一座镀金圆顶大庙,庙内供奉一座弥勒菩萨像,像高十多米,重达一百五十多吨,据说此佛像是在内地铸造,解体后运到当地安放的。蒙古街大部分是散乱的蒙古包群。库仑地区的统治者是清庭委派的“库仑办事大臣”知事。知事有二人,一人由北京派遣,一人从当地蒙古贵族中选派,知事负责一切政务、商务,统中国驻军两千人,蒙古兵一千人。另外俄国人以保护侨民利益为借口,在库仑驻扎六百名驻兵。

通过张库大道做生意的除蒙族和汉族人外(当时蒙族人居住在乌兰巴托属我国领土。)当属俄国人多,他们专跑张家口至恰克图这条路。早在沙皇叶卡特林娜一世(1227年)时,俄国边境的小镇恰克图就已有了对张家口的小集市。雍正元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专门为此集市交易,制定了规定。俄文的《皇朝文献通考》说:凡入恰克图市场必有理藩部颁发的信件。无信者不准入市。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文中说: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的南部和中国的鞑靼交界处……这种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进行的贸易,由十二个中间人经营,其中俄国人六个,中国人六个,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完全是以货易货的交易。由于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逐渐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

另据记载,张库大道全盛时最高年贸易额达一亿五千万两白银。按现市价折算:(十六两为一市斤,每市斤500克,每克1。3元人民币。)大约有60多亿人民币,这是怎样的天文数字!

张家口的繁荣,还可以从以下两个小例子证明。一是张家口大境门外一带商业繁荣,房价奇高。一间标准房的月租金要五十两白银,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00多元,简直到了寸土寸金的地步。

另一个例子是当年清王朝兵部官员到边塞任职是苦差,大多由被贬的官员去充任。而唯独张家口的外派官员,是需要大把白银向兵部送礼,才可取得。可见当时在张家口当个“海关关长”是上等的差事。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深入阐述的问题是:当年小境门与市圈集市贸易乃至后来大境门外“外馆市场”的管理方式。当时,小境门外由蒙古军队把守,小境门内由明朝军队把守。参与互市贸易的蒙汉商人,凭张家口同知关方文书,可自由出入小境门。交易中,蒙古商人不遵守规定者,由蒙方官吏处理。明朝商人不遵守规定者,由明朝官吏处理。这和现在国际通行的边境贸易管理的办法一样。另据《宣府镇志》记载:“凡由京城(今北京)奉差人员及外藩蒙古扎萨克军官军出入,必有兵部理藩及各管大员的火牌、印文,经验证记档(出入关登记)后,才准出入境;凡察哈尔各蒙古人员进口交易者,印票(类似边防证)记档后方准出入;凡蒙汉等商民往来贸易者,必有张家口同知关方进入大境门,必交征税银(海关税)后,才可以出入。”这一繁杂的出入手续与今天的海关通行,口岸通商管理方法相似。
因此,是否也可得出一个推论。为什么万里长城所有的关口城门都以“关”或“口”命名(如山海关、雁门关、居庸关、倒马关、古北口、独石口、杀虎口等),而偏在张家口的这一座城门却叫做小境门和大境门?这应该是边境之门,是海关国门。既然是边境,是海关国门,人员往来和通商就要有个约束。这也就是当年大、小境门的管理,依照海关口岸管理的原因。

出大境门向西,近十里的狭长沟谷中,曾商号店铺鳞次栉比,交易市场人声鼎沸。这里有经营苏杭绸缎的绸缎庄;有经营曲沃生烟的生烟庄;有专门经营牛马皮、老羊皮的粗皮行;有经营珍奇兽皮和麦穗羔皮的细皮行;这里有牛马羊大店,专门转运草原来的牲畜;这里还有山货铺、点心铺、酒作坊、麻绳铺、茶叶铺、瓷器店、杂货店、米面店、瓷器店、铁器店……真个是百货俱全,包罗万象。过去人们常说:“出了大境门,一半牲口一半人,”假有贬意,其实不然,这里说的是牲畜交易市场的繁荣与庞大。

参加市场交易的有汉、回、蒙、满、哈萨克等民族和美、英、法、德、意、日等国的商人。这里的交易公平合理、次序井然、无尊卑之分,无欺行霸市,大家相互礼让,呈现的是祥和繁荣。乾隆十年(1745年)六月,乾隆出巡塞北,曾到西沟巡视。随员张楚俊诗云:“龙旗掩映出皇州,塞北遥瞻盛典修。”一派赞誉溢于字里行间。陈逢稀诗云:“圣主恩泽驾七巡,游居屡沐翠华春,几多父老壶浆惠,不动沙场战马尘。色目竞夸蒙古集,珍奇远至卡图阵,自从一统无中外,稳睡华夷百万民。”诗中一派祥和;那“惠”与的“壶浆”多是美酒,那马匹踏起的尘埃是繁荣,那诗中的“色目”是外国商人,那“远至”的“珍奇”,来自恰克图。清代诗人穆文熙也曾来过西沟市场:“少小胡姬学汉装,满身绍绵压明当。金鞭骄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蒙古姑娘穿着绍绵,身着汉族佩饰,随蒙古部落的首领进入市场,真乃民族融和的美好图画。清庭官员查慎行几次考察过张库大道。他总结道:“车辙行腾市井嚣,百年休养得今朝,黄云匝地遮沙漠,衰草连冈走骆驼。”诗中描述张库大道的交易和商旅情景形象逼真。

张库大道的兴盛,促进了张家口城市化的发展。由于商户、人丁的增加,张家口上下两堡相对发展,逐渐连成一片。尤其是城堡坚固的张家口堡内,更成了官吏、富商们兴建有宅,设立银行票号的首选之地。以至于今天,堡子里那一处处商人们供奉过的寺庙,那一座座民居四合院,依然透着灵气,依然诉说着历史的辉煌。
张库大道的兴盛,也促进了张家口地方工业的发展。

首先是皮毛加工业。当时从草原运到张家口的皮张,大多是在张家口制成半成品,然后向外转运。张家口的“口皮”行销国内外,十分有名气,张家口享有“皮都”之称。值得一提的是麦穗羔皮,它是当时京、津、沪、港,及欧美等国皮货店中的珍品。母羊从怀孕到产仔要六个月,在母羊怀孕五个月时,把不足月的羊羔从母羊腹中取出,剥羊羔皮制成麦穗羔皮。这种皮轻薄柔软,质地细嫩、如绸缎一般,毛成自然弯曲状,也叫“肚剥羔皮”。
另外,制毡业乃至后来的纺织业,在张家口都曾非常兴旺。

蒙古高原的湖泊中盛产碱土,是提炼纯碱的原料。每年都有老倌车队把碱土拉运至张家口,在这里提炼制成每块百斤(工业用)或半斤(民用)的块碱转运外地。这些碱因为在张家口提炼加工,所以叫做“口碱”。
由俄国运回的粗糙银器,在张家口冶炼翻模,制成银元,叫“口平银”,流通全国。

草原盛产的蘑菇在张家口加工后,叫“口蘑”,是京、津酒店的名菜原料。

制造业以小手工业为主。有蒙靴业、鞍具业、口袋加工业,小型铁器工业等。万以蒙靴在草地名声最响。张家口当时有靴铺八十家,从业人员二千多人。大多是前店后厂,地点大多分部在西沟、正沟、朝阳洞大柳树底、后堂巷、碱店巷一带。出名的有德盛元、大顺魁、公和盛、天盛长等,年销二十多万双。蒙靴料是香牛皮,用丝线缝合。有代式、皂式、乌珠穆沁式,还有大小爱登(蒙语音译)式,工匠们先制成大样,然后用鹿皮镶边,用金丝线绣出云纹。鹿皮镶边的习俗,缘至蒙古族七世纪前,在大兴安岭渔猎时穿鹿皮靴的习俗,所以,镶有鹿皮边的蒙靴比一般蒙靴的价格要高出一倍。一双镶有鹿皮边的蒙靴,在当时可换二头牛。

此外,由于驼队和老倌车队长途运输的需要,包装行业,制车修车行业,绳纺行业也曾一度兴旺。

清朝末年,以张家口为集散地的张库大道不断发展壮大。清政府当年曾因慈禧太后讨厌火车的汽笛声,而下令拆除了外国人修建的北京至青岛的铁路。而1904年,为支持张家口的商业发展,为加快张家口与北京的商品流通速度,清政府又下令建造了北京至张家口的,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条铁路。而且要穿越山势险峻的燕山山脉,而且要让詹天佑绞尽脑汁发明了自动挂钩,孕育出“剪子股理论”。此后,我国的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于1918年建成通车。汽车队取代了骆驼队、老倌车队。历史的车轮,载着经营张库大道的商人们的窃喜和祈盼,似乎要驶向一个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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