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历时二十年而最终完成的巨著,以其用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的鲜明性,以其内容极为宏富、探讨几千年中国历史各方面问题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以其编撰体裁的重大创新和科学性、时代性,获得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囊括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全书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堪称是最大的史学工程之一。
中国通史 白寿彝_《中国通史》 -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为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全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了自远古时代起迄1949年的中国历史。共12卷、1400万字。
当代享有盛誉的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并亲自撰写了第一卷《导论》。他还对全部书稿进行了最后审读和定稿;第二卷《远古时代》第一次从考古学入手,理清中国史前民族和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学界认为,这是一部史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联袂编著的目前最具权威的中国史前史;第三卷《上古时代》,论述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秦灭六国的历史;第四卷至第十卷为《中古时代》,阐述了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历史;最后两卷是《近代》卷,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百年风云尽收其中。
《中国通史》还首创了一种新的通史编写体例。这种被称为“新综合体”的编写形式,是白寿彝先生结合60年教学和科研经验,集众家之长,提出的一种全新编写体例。除第一二卷外,各卷由序论、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结合而成。序论主要是各历史阶段文献资料和研究概况介绍;综述则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阐述各历史时期总的发展形势;典志是对各历史时期重要典章制度的专题论述;传记展现了各历史时期主要人物的风采。如此,一部立体的多层次的中国历史画卷,便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通史 白寿彝_《中国通史》 -诞生原因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史记》、《资治通鉴》 、《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
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新式《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至于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中国通史 白寿彝_《中国通史》 -编写过程
1900年,章太炎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中国通史》
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 ,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
1896年、1898年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