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男，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燕京大学创始人。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代表作品有《司徒雷登日记》，《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等。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_司徒雷登 -简介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是一位美国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曾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和校务长。他还是一位外交官，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毛泽东写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Farewell Leighton Stuart》）的文章而使他在中国非常有名，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却是默默无闻。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_司徒雷登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司徒雷登少年时与全家的合影，中立者为家中长子司徒雷登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
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
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从事传教，并钻研汉语。
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
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燕大经历
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
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
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
驻华大使
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又拉拢民主个人主义者，培植中间势力。
1946年10月，司徒雷登来杭参加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并祭扫其父母之墓，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
晚年经历
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秘密接触，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
1949年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回到美国后，他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
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
2008年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至此，他的遗愿才算完成。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_司徒雷登 -主要贡献
经营燕大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学生在一起
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规模很小，学生只有94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教员中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经费不足，只够开销的一半。司徒雷登一边改善原有的小摊子，一边策划另起炉灶。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有了经费后，他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他和同事寻遍北京四郊，找到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这里原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专门到陕西会见陈树藩，陈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将地产卖给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这一块地有40公顷，再加上陆续又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
那些日子里，司徒雷登忙得不可开交，要回美国拼命筹款，又要在新校址指挥营建，又得为扩大后的学校招兵买马，还得维持日常的教学工作。经过数年建设，1929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燕京大学校园的建设，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他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还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干扰，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名，却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绩者，超过100人，占了注册学生的1%以上，可说是科学家的摇篮。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资金也主要来自教会。司徒雷登清醒地看到，若严格遵循教会原来的办学思想，不顾中国人的意愿，学校就无法生存；只有教育政策反映中国舆论的要求，学校才可在中国立足和发展。司徒雷登认为中国人有权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实施怎样的教育，所以当1925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教会学校立案规章的时候，燕京大学响应最快。
按这个规章，校长一职必须聘用中国人，校董事会也得中国董事占多数。以前的董事会当然激烈反对，司徒雷登费了不少工夫说服他们。对于教育部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禁止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司徒雷登都完全赞成，他也由校长退居校务长。这些都使得燕京大学虽为教会学校，却逐渐中国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
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所有教师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级，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燕京大学云集了当时的一批大师，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月薪360大洋（银元），校长月薪500大洋。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情况，燕京大学从不拖欠。
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20多年里始终坚持的理念。
1920年4月，全国学联因政府与日本就山东问题的谈判宣布罢课，以示抗议。燕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响应学联的决议，停课六星期，耽误的学业在暑假补足。1925年“五卅惨案”刚发生，燕京大学就发表了正义凛然的宣言，而代表中、美、英等国籍的燕京大学教职员起草宣言、责问英国当局的，正是一位英籍教授。难以想象，如果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不支持，燕京大学的教师们怎会有这样的行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要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
司徒雷登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的司徒雷登是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他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
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抗议日本暗中策划的华北自治阴谋，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寒冷的北风里徒步向西直门进发――男同学的领袖就是后来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中）在囚所前合影。
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本占领北平。日方经常找借口挑衅，逮捕燕京大学师生。司徒雷登少不得出面斡旋，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他曾这样说：“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回校时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北平沦陷前一年，司徒雷登回美国时，就商得美国托事部的同意，即便北平沦陷，也要继续办学。这个决策很正确。许多中国学龄青年，一时不能到后方去，又不愿就学于敌伪政权支配下的学校――燕京大学就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
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四年半里，燕京大学保持着办学的常态。司徒雷登重新担任校长，他策略性地强调燕大是美国学校，悬挂起美国国旗，以防日机轰炸，还聘请了一位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为校长秘书，与日方周旋，包括保释被捕的燕大学生。
1939年，司徒雷登在一次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说：“燕京大学不是‘世外桃源’，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传所迷惑”。日本人曾提出让日本学生进燕大读书的要求，司徒雷登表面同意，但坚持应和中国学生一样经考试合格方能录取，结果虽有日本学生报考，却因未达到标准，无一人进入燕大。
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开战。第二天，燕京大学即被日军封闭，并拘押了司徒雷登等人。此后三年多的时间，司徒雷登一直被囚禁在北京东单三条日军看守所，与外界完全隔绝。直到日本投降，司徒雷登才获得自由，而这时他的著述已积页成册。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燕大，着手重建被日寇蹂躏得不堪目睹的校园――10月10日，燕大又一次开学了。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的燕大岁月也结束了。
大使期间
1946年，司徒雷登与周恩来在南京美国大使馆草坪上交谈
1945年，内战迫在眉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为特使，到中国调处国共纠纷，企图化干戈为玉帛。由于复杂的原因，调停失败。这时，马歇尔却提名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马歇尔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无事可做了，换一个人，也许会出现转机。而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作风知之广泛，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所以他虽然是个外交“生手”，还是被杜鲁门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1947年7月，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职。司徒雷登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痴迷于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可惜他生不逢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内战全面爆发。
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到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都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观变。显然，他是想和中共保持接触。
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毛泽东还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
周恩来则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获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兴奋。但是，在他就北平之行向美国国务院请示时，却遭到拒绝，并要求他立即返美。这样，司徒雷登在解放了的南京“坐着不动”100多天后，不得不离开。
国民党政府还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认为这将是对国民党政府精神上的支持。司徒雷登没有这样做，乘飞机从南京直飞冲绳，并在那里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但美国国务院未让这个声明在美国发表，还电告他不得再作声明。
司徒雷登就这样黯然离别生活了45年的中国，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_司徒雷登 -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有《启示录注释》《司徒雷登日记》《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等。
台湾《大华晚报》即开始一边请人翻译，一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12月1日出版了中译本。1955年和1982年，香港和中国大陆也分别出版了司徒雷登回忆录的中译本。可见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_司徒雷登 -故居
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紧贴银泰百货，平时来往的多是赶潮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司徒雷登出生在这里。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曾见过他小时嬉戏的身影，藏在住宅楼群中的那幢两层小楼作为他的故居早已对公众开放。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_司徒雷登 -历史评价
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从中国乘飞机回到美国。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原文中有段谈司徒雷登，如下：“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