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金堂_樊金堂 -人物简介
樊金堂,男,汉族,1920年2月19日出生于山西定襄县砂村一户贫苦农户家里,8岁读书,初小毕业后考入县立第二高小(校址在神山村)。1936年冬在定襄中学读书,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7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组建定襄县抗日自卫队的工作。1938年3月23日,任中共定襄县基干自卫大队3中队中队长。同年8月,前任大队长杜志德临阵脱逃,县委决定由樊金堂接任自卫大队长。县委书记韩纯德勉励他总结经验,打开抗日局面。 1939年4月,奉二地委调令到五台县任公安局长,组建五台县基干游击大队兼任大队长。1941年5月,刘天和同志牺牲,地委调樊金堂回定襄县基游队接任大队长。1942年9月,樊金堂被军区选送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址在平山县)高干科学习。1943年春,随校迁往延安。1945年9月,抗战胜利随唐天际赴东北,执行接收伪满财产的任务,任长春市接收敌伪财产委员会委员。1946年任东北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总务股长。1947年调任吉林军区司令部科长。1948年二进长春,任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科长。1949年8月南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兵团政治部科长、中共长沙市和平代表团科长。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樊金堂任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科长。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后勤处处长(师职). 1958年从部队转业任沈阳农学院总务处处长。1973年(在老首长的帮助下调回山西改造,省革委主任指示“妥善安排”。)任省测绘局任办公室主任。后任太原市政工程管理局副局长(保留地师级待遇)。1988年2月离休,积极参与家乡的党史和抗日斗争史料征集研究工作,撰写了数万字的回忆文章。 2002年元月14樊金堂逝世于定襄县。在枪林弹雨中英勇灭敌的他,是一个是个剽悍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侠客式的战斗英雄。
樊金堂_樊金堂 -英雄传奇
在三晋大地久久传颂着樊金堂的名字,被广大人民群众誉为“李向阳式的抗战英雄”。
1938年3月日本鬼子侵占山西定襄县,烧杀抢淫,无恶不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率领他领导的基干游击队,神出鬼没,机动灵活,扒铁路、割电线、炸桥梁、袭车站、烧军粮、端据点、除奸、杀日寇,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多次表彰。
抗日初期就是定襄县县大队的大队长樊金堂本质上是个侠客。他年轻时剽悍得很。他的大队最善于行军,尤其善于夜行军长途奔袭。他说打哪里就打哪里,三十里五十里,转眼就到,说拿哪个据点,手到擒来。搞得日本鬼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聂司令员非常喜欢他,很关心他,想培养他,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学习。樊金堂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日本。延安没有日本可打,只好安心学习。正赶上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劳动积极,表现好。后来见他老实可靠,枪又打得准,就口叫他去跑运销。他腰里插两把驳壳枪,一个人押着十几个骡驮子,北走包头,西闯兰州。路上土匪甚多,别人经常出事,他从来没有出过事。他总是喜欢把事情往平淡里说,在他嘴里没有惊险事情。不过,他想这很可能是他的威名远扬的缘故。当时没有见过他的人,也知道有个樊金堂很厉害。
延安学习结束后他被任命为后勤部长,日本投降后随军开赴东北,参加解放战争,谱写新的革命传奇。
1939年4月,日军向五台山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春季大扫荡,从太原、崞县等地调来4000余兵力,沿滹沱河向东山南山一带扫荡。为了摸清鬼子的动向,掌握日军的行动部署,分区指示樊金堂尽快抓一个“舌头”。樊金堂带着4名队员化妆成老百姓,翻山串沟来到一家村骡马大店。掌柜的正在吃早饭,一见樊金堂大吃一惊,说:“你是吃了豹子胆啦,鬼子大队人马刚走,你就来了!”金堂笑着说:“鬼子给咱腾下空子,咱能不来!”掌柜的端上现成饭菜,大伙正在吃饭。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金堂示意通讯员白开阳出去看看。小白刚拉开门,便被一个闯进屋子的鬼子压倒在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樊金堂饿虎扑食般从炕上飞快地扑过去,骑在鬼子背上,用吃饭的大海碗猛砸鬼子的头,又顺手缴了鬼子的枪。鬼子在昏迷中已被队员们反剪双臂捆绑起来,塞了一嘴棉花动弹不得。金堂从门帘缝向外张望,只见院子里东马棚下黄乎乎地一大片。他命令队员子弹上膛,架着俘虏往外冲。院里的人看见他们冲出来,仍是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细看,原来是20多个民夫,背着日军的衣物呆在那里。金堂急忙招呼民夫背上东西一起撤退。刚出村,后面即枪声大作,金堂令民夫打开包裹,让战士们换上鬼子的服装继续前进。经过火车道时,窑头椐点的日军发出联络信号。金堂也举起手臂,学着对方的手势摆了几摆,敌人以为是自己人,便不再理睬。金堂他们避开大道,翻山越岭,顺利地回到分区所在地。经审问,所获俘虏是个曹长,交待了许多难得的重要情况。
清除障碍东冶镇地处交通要道,是五台县的第一大村镇。边区所需物资,特别是药品都需从这里购置。鬼子设立据点后,在东治的四个门上修筑炮楼,设置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发现带有可疑物品立即抓捕。上级决定“清除障碍”,又把任务交给了樊金堂。盛夏的一天中午,樊金堂带着两名队员,化妆成下地回家的农民,拿着镰刀,光膀赤脚,拎着装满青草的筐,草下面放着短枪和手榴弹,向东冶镇走来。他们等鬼子的巡逻队过去后,离开大道沿着围墙,来到一个坡高墙低处,从围墙翻了进去,大摇大摆地来到东门。此时,守门的伪军吃饭去了,只留下一个伪军躲在荫凉处张望。队员小李眼疾手快,跃上去一下子就把伪军拦腰抱住。“不许动!”樊金堂的驳壳枪也已顶在了他的脑门,另一名队员下了他的枪。金堂考虑到不能久留,示意小李用手榴弹将伪军砸死。又在地上写下“当汉奸的下场”几个大字,署名“五台县基游队”。他们带着缴获的步枪和子弹,出东门扬长而去。就是这样,樊金堂曾三进东冶镇,惩治伪军哨兵,伪军变得老实多了,边区所需的物资多次顺利地通过东冶据点哨卡。
伏击鬼子粮队郭家庄村设有鬼子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20多人。翻译周汉是个中国人,慑于基游队的威力,主动写信给樊金堂。信中说:“五台游击队樊队长先生台鉴:你的神威已遐迩风传,鄙人十分钦佩。我虽在日方营垒,但中国人之良心并未泯灭,愿为民族斗争略尽微劳。队长如信得过,请明日上午十时左右在田家岗村东老梨树下会面。” 次日,樊金堂如约在老梨树下见到此人,周汉说炮楼里只剩下一天的口粮,明天上午从东冶往这里和探头两个据点送粮,押粮的只有20多个鬼子和伪军,基游队可将粮截走,日后请阁下多多关照。第二天,樊金堂选择有利地形布置好兵马。约10时许,东冶通往田家岗的大路上,敌人一个排的兵力赶着7头骡子,驮着沉重的粮袋缓缓走来。眼看敌人进入埋伏围,樊队长驳壳枪一响,机枪、步枪子弹雨点般地射向敌人,通讯员刘英迅速摸到驮骡中,拉着七头驮骡拐进了山沟,粮食顺利地运到了根据地。这次行动受到县委的赞赏和表彰,举行了庆功会,邀请当地名艺人“九岁红”高玉贵登台献艺。
1939年秋初时节,建安村伪村长送来了口信,说河边村据点内绰号叫“狗腿子”的汉奸要面见樊队长,有要事相谈。经过周密安排,樊金堂与“狗腿子”在建安村伪村公所会面。“狗腿子”详细提供了河边据点日伪活动情况,表示愿为基游队效劳,并送给樊队长20发盒子枪子弹。没过几天,樊金堂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河边据点的鬼子要往东冶据点送粮,详细见曲老虎。于是,樊金堂乔装日本兵进入河边据点内会见了日军警务班长曲老虎。按约定时间,将队伍埋伏在通往建安村的大关山。太阳升到两竿子高的时候,7辆马车满载着粮食进入伏击圈。樊金堂喊了一声“打”,排子枪子弹射向敌人,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眼皮底下竟会遭到袭击,抱头惊慌四窜。战士们趁着手榴弹爆炸的哨烟,夺得敌人马车,不到半个时辰便回到了张家庄,然后送往根据地。事后,分区和地委进行了表彰,边区《抗敌报》以《五台县基游队虎口勇夺敌人给养》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当时驻军定襄县一带的一个日本联队长,相当于团长,突发奇想,忽然给樊金堂写了一封信,说:“非常敬佩樊大队长,想同樊大队长见一面,不知能否垂允?”话十分的客气。约定了时间,那联队长带了一个翻译,不带武器,真的来了。战士们问:“来了两个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说:“别打哟!这是客情,要以礼相待。”两人见面,互致敬礼,握手言欢,然后就在农村茅舍里的土炕上分宾主落座。那联队长首先说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队长的话……樊金堂忙命炊事员炒几个菜。就是炒鸡蛋,炒豆腐,炒干豆角,喝 “白干。”两人除了不谈打仗的事,别的什么都谈,主要是互相问候,家里有几口人等等。
日军这位联队长是个绅士,文质彬彬,懂中文,熟悉中国古代典籍。和他对坐的樊金堂,却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身板粗壮,憨厚不善言谈,只说:“今日相见,万分荣幸,请喝酒,请用菜……”翻译问:“联队长请问,樊大队长娶媳妇没有?”樊金堂差不多脸都要红了。那时候他才19岁,还没有结婚。这是抗日战争史上一个非常生动、深刻、独特的场景。一个日本绅士同一个中国农民,打得不可开交,又抽空儿坐下来,互相敬酒,开怀畅饮。翻译说,联队长深通中国的历史地理。那联队长临分手时,说道:“樊大队长,有什么需要,兄弟一定帮忙,一定尽力。”樊金堂实际上是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他说:“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机枪,两箱子弹。”联队长说:“一定办到。”在双方激烈的战争之中,开这种玩笑,古今中外是不多见的。谁知那联队长一言九鼎。隔了几天,前沿哨所报告说:“有两个鬼子,带着几个民夫,打着白旗,进山了。”樊金堂命令道:“既然是打着白旗,就不要打。看他们来干什么……”进山来才知道,两个日本兵,轮流扛着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后边四个民夫,抬着两箱子弹。樊金堂收到这些东西,高兴极了,嘴:里不停地说着:“够朋友,够朋友。”请两个日本兵吃完饭,樊金堂写了一封意思是“收到了”的回信,交给两个日本兵。那两个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了半天才把意思说清:“联队长的命令,把东西送交樊大队长,就不用回去了,算我们逃亡了,真要回去,是要被枪毙的……”这把樊金堂给难住了。后来才想起来,把他们送军区。电话上聂荣臻司令员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请示,也不报告……”樊金堂嘿嘿一笑。后来对人说:“一个日本人,想见我,这有什么可报告的。”这种事在他来说,好像稀松平常。
河边村维持会长曲禄祥,死心踏地投靠日军,作恶多端,五台县委决定让基游队设法除掉他。樊金堂带领两名队员三次化妆进入河边据点,探曲行踪。得知曲禄祥回村,连夜率6名队员从地道潜入阎府,摸到曲禄祥的住处,解除了守卫的武装。进屋一看,被窝里躺着两个日式装束的少女,曲禄祥却不知去向。樊金堂即令给两个女人嘴里塞上毛巾,用毛毯裹起来,让两名队员背着,其他队员装扮成伪军在前面开路,叫喊着“给皇军太太看病”,堂而皇之从阎府大门出去。这次行动尽管没有抓到曲禄祥,但给他敲响了丧钟。被救出的两个女人,一个叫哈米高子,是日本人;另一个叫崔田,是朝鲜人,均为被强迫沦为军妓。她们被送到边区后,经教育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为反法西斯战争做有益的工作。
樊金堂从阎府救出日军慰安妇,使得曲禄祥又怕又气坐卧不宁。他妄图挽回自己在日军主子眼里的面子,勾结县城的鬼子于1940年10月30日窜到砂村,欲将樊金堂的老母抓走。敌人在村口抓住一个村人带路,此人亦很机灵,引着鬼子东拐西弯拖延时间。且一边走一边嚷:“良民百姓不要害怕,皇军是来抄樊金堂家的!”暗示人们快去樊家通风报信。最后转悠到樊家,樊家人已在群众的掩护下无影无踪。鬼子气得“噢噢”乱叫,放火烧了樊家房院。
敌人费尽心机,一心想消灭樊金堂和五台县基游队。一天,基游队住在距河边据点5里的凤栖岩村。队伍在拂晓正准备转移时,河边据点的鬼子在密谍的带领下摸进村里。樊金堂急忙指挥大家撤出村外,占据有利地形。这时又见村外也有四、五百名鬼子端着枪正向村子围攻,敌人是想内外夹击吃掉基游队。樊金堂让大家隐蔽好,自己则妆扮成日本军官,站在高阜处。左手拿着望远镜,右手则摇着太阳旗,喊道:“哪里来的?”“东冶!”“黑田队长正在村里搜索八路,命令你们统统到村东埋伏,活捉樊金堂!”敌人急速向东而去,樊队长又吩咐3个中队长,带领队员迅速插向村南,分别向东西两面的敌人射击。两边的敌人都以为遇上了基游队,即刻交上了火,枪声不断,鬼子伪军一个个倒下。趁敌人狗咬狗打得热闹时,樊金堂率领他的队伍悄悄撤离战场。敌人折腾了半天,方才发现中计,十分地仓惶狼狈。
樊金堂_樊金堂 -拨乱反正
解放后第一个运动是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樊金堂身为后勤部长,自然是在劫难逃。各种严刑吊打都来了……他贪污的数字,最终加在一起大大超过了他们部队的装备和给养的总和。此后的历次运动,都跑不了樊金堂。樊金堂命大,开除、下放、坐监、劳改……总算没有被整死。他的身体好,依然故我,威风不倒。其实他没有被整死,同老首长们的关怀、爱护是分不开的。他毕竟是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像樊金堂这么一个生活俭朴的人,他贪污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主动给他落实政策,职务改为太原市城建局副局长。定襄县的老干部特别多,级别都很高。例如范儒生、梁寒冰、周铭、郭高兰等等。有一回他们一起儿回到了故乡,住在定襄县招待所里,院子里忽然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问才知道,是来看樊金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