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后产生了理学鼻祖周子，主张经世致用而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夫之，以及“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一系列思想家，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等的洗练之后，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
湖湘_湖湘文化 -文化渊源
《岳阳楼记》的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写照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五代十国楚国・唯一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王朝
这里是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到两宋之时，
宋代出现了儒学地域化。"罢黜百家"，潜心着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理学鼻祖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则有朱熹的闽学，后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史有著名的“朱张会讲”，使发端于湖湘的理学在湖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湖湘_湖湘文化 -文化源头
文化遗迹
湖湘文化
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
暗合，人们对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产生了再认识：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尽管炎帝与远古湖湘文明的渊源难以考证，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湖南却一直是最可信的神农故地，具有最浓厚的炎帝文化氛围。早在公元976年宋太祖就“立庙陵前”，1371年明洪武帝又“考君陵墓在此”，到清乾隆年间祭道旁刻下“邑有圣陵”的石刻，而1993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又亲笔题写了“炎帝陵”，至此，湖南炎陵县鹿原陂作为始祖长眠之地(“茶乡之尾”)的历史地位就更趋稳定。从史记等资料记载可以看出，舜帝传说很可能源自湖湘一带，史记记载舜帝“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山海经》记载了“湘水出，舜葬东南陬”。屈原在流放楚国，留下不少千古绝唱，《离骚》，《九歌》，《湘夫人》，这些很可能源自湖湘地域的民间传说，尤其是《湘夫人》，可以肯定是源自当时“二妃寻夫”的传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洞庭湖望祭，到718年唐玄宗委派张九龄遣祭，再到2004年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在九嶷山拜祭，2006年公祭舜帝大典在宁远县九嶷山举行，悠久的祭舜历史和繁多的舜陵祭文似乎已将“根在九嶷”的传说化作了无可争辩的史实。
考古认证
我国考古学界认定，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此前的湖南，还拥有数十万年旧石器文化的历史。湖南气候温湿，其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为野生稻，略晚的为栽培稻，还保留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说明，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旧石器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纽带。渡过湖北江陵一带，便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这个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当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由此可见，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湖湘文化从此更不断创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被发掘，证实了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澧县八十?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平面呈海星状。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原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也就受延揽而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坂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其先祖的寝陵附近。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也就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
文化影响
《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上述三个层面更共同锻造了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真、达用的哲学方向。以王船山为代表的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湖湘_湖湘文化 -文化本质
本质介绍
近代以来，湖南人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
包含内容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三重演进与湖湘文化的因缘。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以后。历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块"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那么，在这块"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主要内容
湖湘哲学思想：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讲理想、重经世的学术文化风格却是―致的。”
湖湘文学艺术：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学艺术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这一特点，在毛泽东身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
湖湘史学：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也在湖湘史学中反映出来。湖湘史学具有以下明显特点：一、经史并重。以经义作为批判历史的最高依据，述史是为了阐发经书义蕴，阐发经书内蕴是为了维护历史传统。二、说古是为了道今，批判以往是为了针砭时弊。研究历史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检讨兴亡教训，寻求国家中兴和救亡图存的历史借鉴。“这种为经世致用而重视史学的精神，为当前政治服务而重视史学的传统，影响了湖湘史学的发展方向。”
湖湘教育：湖湘教育大兴于宋代，历时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岳麓书院就是此一传统的见证与代表。
湖湘宗教：湖湘文化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南岳大庙中的佛道儒共处就是典型事例。对于后者，湖湘文化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湖湘学者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开始，都主张“入世”，坚持“实学”，强调“学以致用”，所以都从社会学与认识论的角度对宗教进行过批判。特别是对于基督教的阴谋活动，抵制尤力。湖南是我国近代“教案”最多的地区。抵制洋教成了全地区的一致活动。
湖湘民俗民风：湖湘是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各个民族由于历史沿革、居住地域、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又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汇合而成一种个性鲜明独具―格的湖湘民俗文化。
湖湘科学技术：由于对实践与实用的重视，湖湘科学技术素称发达。早在商周，青铜冶炼已具相当规模。近代的锑都，更为全国冶炼之冠。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湖湘文化独特的科学品格尽现无遗。
历史发展
建于北宋开宝九年
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
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着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