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描述了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不畏强暴与魏忠贤之流英勇斗争的事迹,歌颂了其中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文章字数不多,但生动形象,感人肺腑;这除了内容真实、选材典型外,尤其体现在多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上。
五人墓碑记_《五人墓碑记》 -书籍介绍
《五人墓碑记》
作者:张溥 本文写的是明末天启六年(1626)三月苏州市民反抗阉党的斗争。 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当政。他们网罗党羽,排斥异己,杀戮大臣,欺压人民,暴虐无道,形成了“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局面。当时以江南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政治。他们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斗争非常激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杨涟、左光斗、魏大昌等相继被杀。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又派爪牙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统治者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次年,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魏畏罪自缢,阉党失败,周顺昌得以昭雪。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苏州人民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张溥于崇祯元年(1628)写下这篇《五人墓碑记》。碑记,又称碑志,记述死者生前的事迹,评价、歌颂其功德,刻在墓碑上。
作者介绍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明崇祯进士,选庶吉士,文学家。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两人相互砥砺,崇尚节气,切磋文理,立志改革世风日下的文坛。天启四年(1624年),二人在苏州创建复社。天启六年,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与张采一起,在太仓发起了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的斗争,所撰散文,脍炙人口,因此,“二张名重天下”。崇祯二年(1629年),组织和领导复社与阉党作斗争,复社的声势震动朝野。
幼年勤奋好学,所读书必手抄,抄毕吟诵即烧掉,如此六、七遍方止,冬夏皆然。因此他的读书室名为"七录斋"。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后改庶吉士。曾与郡中名士结为文社,叫做复社,兴复古学,进行文学与社会活动。复社表面是讲学"以文会友",实际是评议时政,并与贵族大官僚斗争的一个政治集团。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名声很大,复社影响甚广。《七录斋集・国表序》载有复社活动的盛况。“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其
影响遍及南北各省。执政巨僚由此颇为忌恨。里人陆文声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张溥
告发张溥等结党,案未结而溥已故世。
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反对公安、竟陵两派逃避现实,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或追求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但他在提倡兴复古学的同时,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与前、后七子单纯追求形式、模拟古人有所区别。
五人墓碑记
张溥散文,在当时很有名,风格质朴,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强调“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为“缙绅”所不能及。叙议相间,以对比手法反衬五人磊落胸襟,为传诵名篇。
张溥著作有《七录斋集》。包括文12卷,诗3卷。此集今存明崇祯时刻本。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溥于各集前均写有题辞。此集是张溥为“兴复古学”而编辑的一部规模宏大的总集。《四库全书总目》说:“此编则元元本本,足资检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殷孟伦注),将各集卷首题辞首次辑成一书,并加必要注释。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及张溥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张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书》32卷。《历代史论二编》10卷。《诗经注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张溥又为《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补撰论正。
故居位于太仓市区西街,建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为三进组合式的院,具有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也是市博物馆所地,内设复社纪念堂、文物陈列馆、太仓名人馆、“四王”纪念馆等。
写作背景
本文写的是明末天启六年(1626)三月苏州市民反抗阉党的斗争。
张溥读书
臣,欺压人民,暴虐无道,形成了“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局面。当时以江南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政治。他们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斗争非常激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君子相继被杀。而后,魏忠贤又欲杀东林党内的六小君子(周顺昌并非六小君子),在逮捕几人的过程中,周顺昌由于不畏惧锦衣卫的势力,对路过的东林党人倍加礼遇,而受到魏忠贤仇视,后周顺昌遭杀害后与六小君子并称七君子.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又派爪牙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阉党人士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商人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次年,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魏畏罪自缢,阉党失败,周顺昌得以昭雪。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苏州人民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张溥于崇祯元年(1628)写下这篇《五人墓碑记》。碑记,又称碑志,记述死者生前的事迹,评价、歌颂其功德,刻在墓碑上。
五人墓碑记_《五人墓碑记》 -书籍原文
《五人墓碑记》五人墓碑记①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②,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③,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④;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⑤。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⑥,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嗷嗷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⑧。吾社之行为士先者⑨,为之声义⑩,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11),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12),扶而仆之(13)。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14),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15),则噪而相逐(16),中丞匿于溷藩以免(17)。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18),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