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简介 《九三年》 《九三年》-内容简介，《九三年》-作品目录

《九三年》是雨果晚年的重要作品，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雨果选取了1793年法国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作为小说的背景，正确评价了雅各宾党专政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对法国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阶级生死搏斗的正确描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价值所在。《九三年》以雄浑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历史面貌，小说虽然篇幅不大，却堪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相媲美，是描绘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史诗，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九三年_《九三年》 -内容简介

故事发生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急风暴雨时代，发生在共和国诞生不满一岁、革命与封建复辟势力生死搏斗的1793年。5月，巴黎国民军的一个“红帽子联队烈树林里搜索时，发现了在饥饿中的农妇佛莱莎和她的三个孩子，并收留了他们。6月1日傍晚，大雾之中，从英国”在布列塔尼的索德一个海岛起航了一只伪装成商船的军舰，船上有逃亡的法国保王党军人，还载着一个农民打扮的重要人物朗特纳克侯爵，他戴着皇后在塔堡监狱绣的百合花统帅绶带，被秘密派到旺代发动十万盲目忠于国王的农民军叛乱，迎接英国人登陆，企图一举把法兰西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军舰起航前，共和国方面已得到情报，并通知巡逻舰俘获此船，将朗特纳克送上断头台。不料这一军舰由于途中一尊发射二十四磅重炮弹的大炮滑脱，船员无法控制，终于迷失航向，误触暗礁，滑脱的炮身又撞漏了船，撞坏了一半以上的大炮，船身不断下沉，炮手又因玩忽职守而被枪决。在这危急的当口，法国巡逻舰舰队又出现在面前，无论是迎战还是后退，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必然毁灭。为了完成以旺岱为基地摧毁新生的共和国，使王室、贵族的反革命势力起而复生的使命，舰长派一名勇敢的水手阿尔马罗用小舢板护送侯爵逃生。
朗特纳克侯爵在布列塔尼一个海湾登陆，在小山顶的碑石上发现了通缉他的告示，署名的海岸远征军司令正是他的继承人，他的侄孙郭文子爵，他内心升起无比痛恨的火焰，决意与这一家族的叛逆势不两立。上岸次日，他便找到报复的机会，在山下村子里，他正好与刚刚占领这村子的七千旺岱军队相遇。在他的命令下，这帮反革命匪徒把战斗中俘获的巴黎联队士兵全部枪毙，包括那个被联队收留的母亲，把村子烧光，把三个孩子带走。
在巴黎，英勇的市民兴高采烈地庆祝革命的胜利。在一家小酒店里，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正共同商量解除共和国巨大潜在危机的办法，为了消灭威胁革命的旺岱叛军，国民公会委派西穆尔登为海岸远征军司令部政治委员，并由他们三人正式签署了公安委员会的正式委任令。他们说，西穆尔登有全权去监视那个司令官，因为这个年轻的贵族虽然很有军事才能，又很勇敢坚强，已经打败了年老的朗德纳克，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宽恕、待人慈悲，他释放俘虏，认为强者对弱者有保护的责任，他不愿杀死已经趴在地上的人，总之他有半颗柔弱的心。但革命对反革命是绝不能宽大的，尤其对那个顽固的反革命侯爵；同时革命对那些宽恕反革命的人也绝不能容忍。
当西穆尔登听到司令官的名字是郭文子爵时，顿时脸色苍白。这正是他朝思暮想的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西穆尔登以前是个教士，他有一颗纯洁高尚然而忧郁的心，他善于思考、博学多才，虽然科学毁灭了他的信仰，他却一直守着教士的戒律，孤身一人。他曾把全部爱情倾注在一个孩子身上，那是他年轻时在布列塔尼的郭文家族当家庭教师时的郭文子爵。这是一个无父无母、由叔祖父朗特纳克侯爵抚养的孩子，他把自己的知识、信仰、意识、道德、理想、人民的灵魂都灌输给这个贵族子弟。一次郭文重病，他日夜守护在床边，挽救了孩子微弱的生命。孩子长大成人，当了上尉出发到军营去了，他们再也没见过面，只能相互思念。
西穆尔登憎恨诺言，憎恨专制政体，憎恨神权，他曾幻想共和，终于成为一个冷酷、坚定的革命者。西穆尔登日夜兼程赶到旺岱时，正遇上共和军与叛军的厮杀，他用自己的身体又一次拯救了郭文的生命。他凝视着久别重逢的亲人，淌着血的脸上闪耀着快乐的光芒，郭文叫着“恩师”跪在他的身旁。
西穆尔登看到昔日的孩子已经变成勇猛的战士、一个屡建战功的指挥官、革命的柱石和英雄。他梦想他将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军事领袖，披着光闪闪的铠甲，前额闪着正义和理性的光芒，好像看到自己的灵魂化成伟大，但幸福的面容上随即掠过一层阴影。
尽管朗特纳克也是个军事领袖，并且更残酷、更狡猾、更疯狂，但在搏斗中，总是代表正义与革命的郭文占上风。最后，不但阴谋未能得逞，还被打得走投无路，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十八个人退守到富耶尔森林角上他们家族的一个废弃的旧碉堡里，那是一座基墙厚达十五尺的圆形高塔，出口是个墙洞。高塔与高地由一座石桥相连，桥墩上有一座三层城堡，他们把三个孩子带入其中作为人质，下层堆满干柴、柏油，第三层置放干草。而从桥上进入城堡的厚铁门的钥匙放在侯爵口袋里。一根硫磺引线从铁门下拉入高塔，这样使得共和军无法从桥上进攻高塔。勇敢的共和军先锋队在郭文的指挥下从墙洞向高塔中的敌人发起勇猛进攻，“红帽子联队”曹长巧妙地从炮眼爬进碉堡，里外夹攻，敌人大败，只剩下侯爵几个人从壁上一个能转动的石头暗门逃跑了。
但是负责断后的一个敌人临死前点燃了引线，桥头的小城堡大火腾空而起，被乞丐救活的佛莱莎在火光中从窗户看见了房中酣睡的她的三个孩子，大呼救命，这喊声惊住了已经脱险的侯爵。共和军打不开铁门，又没有梯子，正为救不出孩子而焦急万分。这时候，侯爵出现了，他手里拿着钥匙走向铁门。之后，他的白发在火光中闪现，从楼里竖下一架梯子，把三个孩子一个个送下来。然后他束手就擒，被押在地牢里。
西穆尔登连夜召开军事法庭会议，定于次日处侯爵绞刑。然而侯爵用自己的自由换取三个孩子的生命的举动引起了郭文剧烈的思想斗争。郭文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上帝赋予他的责任，他决然放走了侯爵，自己留在地牢中。为了这一宽恕，西穆尔登按革命法律判处郭文以绞刑，施刑的前夜，他来到地牢中与他的孩子一同进餐告别，内心充满痛苦。天色微明，当郭文被执行绞刑的同时，一声枪响，西穆尔登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九三年_《九三年》 -作品目录

第一部
在海上
第一卷索德雷树林
第二卷克莱莫尔号军舰
第三卷阿尔马洛
第四卷泰尔马克
第二部
在巴黎
第一卷西穆尔丹
第二卷孔雀街的小酒馆
第三卷国民公会
第三部
在旺代
第一卷旺代
第二卷三个孩子
第三卷圣马托罗缪的屠杀
第四卷母亲
第五卷INDAEMONEDEUS
第六卷胜利之后的斗争
第七卷封建与革命

九三年_《九三年》 -创作背景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一八六二年雨果还在根西岛流亡时就开始
为酝酿中的这部小说搜集材料，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书籍，作了充分准备，十年后动笔写作，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于一八七四年二月出版。
九三年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七九三年这个充满急风暴雨的年代，也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展开生死搏斗的年代。这年年初，新生的共和国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进行疯狂的反扑；国外，英国伙同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组成反法同盟，从东、南、北三面进攻法国；国内，保王势力在旺代发动叛乱，威胁巴黎，企图里应外合，把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复辟封建王朝。革命政权采取果断措施，大力平定旺代叛乱，严厉镇压反革命，造成了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恐怖时代”，使共和国转危为安，为法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4]

九三年_《九三年》 -点评鉴赏

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展开的生死搏斗的正确描写是这本小说的基本价值所在。雨果以深邃的社会历史眼光和磅礴雄伟的气魄，用如椽的巨笔，描绘了一幅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小说以旺代叛乱与平定叛乱的斗争为背景，以三个孩子的命运为线索，描写了革命与反革命、共和与保王两党之间那场血与火的惨烈严酷的内战，再现了新旧两种制度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殊死较量，揭露了保王势力的凶残没落，歌颂了以国民公会为代表的新生革命政权，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一贯的人道主义思想。
《九三年》的中心情节是围绕着郭万、西穆尔丹、朗德纳克三个主要人物来构思的。雨果为他们安排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分别是两个敌对阵营的首领，却又有着不解之缘。叛军首领朗德纳克是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官郭万的叔祖，而共和军中公安委员会的特派员西穆尔丹却曾经担任过郭万的家庭教师，一直把郭万视为自己的“精神之子”。这样巧妙的构思，不仅加强了矛盾冲突的戏剧性，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深度。
雨果通过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场景描写，细致感人地刻画出人物内心的冲突与升华，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和心灵震荡。雨果的小说善于运用对照原则，在人物冲突、性格冲突、观念冲突、情节冲突中揭示人物心灵深处的真象，从而展现出人性的弱点与伟大。在《九三年》中，朗德纳克、郭文、西穆尔登是三个对照中的人物，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对照，通过这种对照的冲突与映衬，雨果表达了他对人性的最终分析：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九三年》是雨果的写作艺术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产物。它的篇幅虽然不像雨果的其他几部长篇小说那么大，但结构却颇为完善，情节发展也很紧凑，很少有什么枝蔓繁冗之处，充分显示出雨果晚年圆熟的艺术技巧。小说的第一第二部为全书确定了背景和框架，给此后的故事发展作好铺垫。在第三部中，三个主要人物终于在拉图尔格的攻防战中正面相遇，此后节奏明显加快，情节起伏跌宕，一步步导向那撼动人心的结局。《九三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雨果一生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作者艺术形式最为完美成功的作品之一。

九三年_《九三年》 -雨果的小说

《九三年》是雨果晚年的重要作品，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他在《笑面人》（一八六九）的序中说过，他还要写两部续集：《君主政治》和《九三年》。前者始终没有写成，后者写于一八七二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三年六月，一八七四年出版。这时，雨果已经流亡归来；他在拉芒什海峡的泽西岛和盖尔内西岛度过了漫长的十九年，始终采取与倒行逆施的拿破仑三世誓不两立的态度，直到第二帝国崩溃，他才凯旋般返回巴黎。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要面对普法战争的悲惨战祸和巴黎公社社员的浴血斗争，眼前的现实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再一次激发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回顾历史，法国大革命的史实给了他启发，他有心通过大革命时期旺代地区保王党人的叛乱，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个念头早在一八六二年底至一八六三年初已经出现，如今写作时机成熟了。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天主会给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敌人称之为庞大得出奇的巨大计划吗？我年迈了一点，不能移动这些大山，而且是多么高耸的大山啊！《九三年》就是这样一座大山！”显而易见，在雨果的心目中，《九三年》分量很重，他轻易不肯动笔，因而酝酿的时间有十多年之久。雨果在写作之前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历史背景的工作。关于大革命时期布列塔尼地区的叛乱，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忆录》（一八０三-一八０七），杜什曼・德斯波的《关于朱安党叛乱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从中借用了人物、名字、方言土语、服装和生活方式的细节，还有各个事件。关于救国委员会的活动，他参阅了加拉、戈伊埃、兰盖、赛纳尔等人的回忆录。关于国民公会，他参阅了《日通报》汇编。他研读了米什莱、路易・布朗、梯也尔、博南的著作；博南的《法国大革命史》保留了一条书签，上写：“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关键局势。”这一天成为小说的出发点。他还使用过拉马丁的《吉伦特党史》，阿梅尔的《罗伯斯比尔史》和他的朋友克拉尔蒂著述的《最后几个山岳党人史实》，另外，赛巴斯蒂安・梅尔西埃的《新巴黎》给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国生活和堡垒建筑的宝贵材料。雨果并没有让这一大堆材料所左右，而是驾驭这些材料，创作出一部生动而紧张的历史小说。应该说，雨果对法国大革命并不陌生，他生于一八０二年，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而母亲持有保王党观点。雨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大革命的变迁。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他有切身的感受。不过这时雨果早已改变了早年的保王派观点，他从四十年代末开始已成为共和派，他是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眼光去看待这场革命的。雨果不想写作一部通俗的历史小说，他不满足于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一般进程，而是想总结出某些历史经验。《九三年》这部历史小说的切入角度是独具慧眼的。雨果选取了大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作为小说的背景。一七九三年是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一年：在巴黎，雅各宾派取代了吉伦特党，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着得到国外反法联盟支持的保王党发动的叛乱，以及蠢蠢欲动的各种敌人，雅各宾党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反抗的敌对分子；派出共和军前往旺代等地，平定叛乱，终于使共和国转危为安，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雨果在小说中指出：“九三年是欧洲对法兰西的战争，又是法兰西对巴黎的战争。革命怎样呢？那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其余时刻更伟大。”他又说：“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最壮观的程度。”以这一年发生的事件来描写大革命，确实能充分反映人类历史中最彻底的一次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雨果尊重历史，如实地展现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描写出这场斗争激烈而壮伟的场面。在小说中，保王党叛军平均每天枪杀三十个蓝军，纵火焚烧城市，把所有的居民活活烧死在家里。他们的领袖提出“杀掉，烧掉，绝不饶恕”。保王主义在一些落后地区，如布列塔尼拥有广泛的基础，农民盲目地跟着领主走。他们愚昧无知，例如农妇米歇尔・弗莱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为贵族卖命，断送了性命；乞丐泰尔马什明知政府悬赏六万法郎，捉拿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却把他隐藏起来，帮助他逃走。农民的落后是贵族发动叛乱的基础，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状况。面对贵族残忍的烧杀，共和军以牙还牙；绝不宽大敌人。在雅各宾派内部，三巨头--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虽然政见有分歧，但都一致同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他们选中主张“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的西穆尔丹为特派代表，颁布用极刑来对待放走敌人的严厉法令。因为要保存革命成果，就不得不用暴力来对付暴力。
其次，雨果正确评价了雅各宾党专政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他把国民公会喻为酿酒桶，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国民公会宣布了信仰自由，认为贫穷应受尊敬，残疾应受尊敬，母亲和儿童也应受尊敬；盲人和聋哑人成为受国家监护的人；谴责贩卖黑奴的罪恶行为；废除了奴隶制度；颁布了义务教育制；创立了工艺陈列馆和博物院；统一了法典和度量衡；创办了电报、老年人救济院、医院；创建了气象局、研究院。这一切措施都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芒，造福于人民。大革命所进行的乃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想，是以先进的资产阶级文明代替愚昧落后的封建体制。至今，上述各项措施继续起着良好作用，并普及到世界各国。
对法国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阶级生死搏斗的正确描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价值所在。雨果捍卫法国大革命，包括雅各宾派一系列正确政策的立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现出真知灼见。《九三年》以雄浑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历史面貌，是描绘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史诗。不过，对于雅各宾派的所作所为，雨果并没有完全加以肯定。雅各宾派为什么会失败？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雨果也进行了哲理的沉思。在他看来，尽管一方面是刀光剑影，以暴力对付暴力，但另一方面，应有仁慈，要以人道对人道或非人道。他认为，雅各宾派滥杀无辜，没有实行人道主义政策，以致垮台。这一沉思表现在小说结尾。人们历来对这个结尾争论不休，难以得出结论，小说的魅力却很大程度来自于此。从艺术上看，《九三年》的结尾是出人意外的，同时写得扣人心弦。叛军首领、布列塔尼亲王朗特纳克被围困在图尔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作为人质的三个小孩来交换，请蓝军司令官戈万放了他，戈万断然拒绝。可是朗特纳克得到别人帮助，从地道逃了出来。突然他听到三个孩子的母亲痛苦的喊声：三个孩子快要被大火吞没了。朗特纳克毅然折回来，冒着危险，救出三个小孩，他自己则落到共和军手里。戈万震惊于朗特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思想激烈斗争，认为应以人道对待人道，便放走了郎特纳克。特派代表西穆尔丹是戈万小时的老师，他不顾广大共和军战士的哀求，坚决执行“任何军事领袖如果放走一名捕获的叛军便要处以死刑”的法令，铁面无情地主张送戈万上断头台。就在戈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也开枪自杀。
西穆尔丹、戈万和朗特纳克是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纠葛从政治观点的敌对，转化而为是否实施人道主义的冲突。雨果认为：“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纳克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他已经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里来。在造成罪行之后，他又自动破坏了那罪行。”对此，戈万在沉思时发现，“一个英雄从这个恶魔身上跳了出来”，朗特纳克不再是杀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恶魔，这个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赎回了种种野蛮行为，救了自己的灵魂，变成无罪的人。
小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像异峰突起，使矛盾达到白热化。如何处置与评价朗特纳克和戈万的行为，构成了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引起读者不同的看法。毫无疑义，与其说是戈万在沉思，不如说这是雨果的想法。倘若朗特纳克是个一般的保王党人或一般的叛军指挥官，他舍身去救三个处在大火包围中的小孩，那么这还是可以想像的。令人费解的是，朗特纳克是个异常冷酷的人，他出现时曾经毫不怜悯地枪杀蓝军中随军的女人，正是他劫走了三个尚不懂事的孩子，作为向共和军要挟的人质，也正是他要放火烧死他们，准备同归于尽。在此时的朗特纳克心里，或者说作者心里，人道主义已经超越了某些关于阶级、革命、社会等宏大叙事，而只是作为一种人皆有之的对不懂事的孩子的怜悯的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雨果是把人道主义放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的。有某些人认为这里情节突兀，不符合常理。但事实上，这只是不符合关于革命和暴力的常理；实际上，如果不把朗特纳克死死地按在“封建者”“革命的反对者”这一角色下的话，这种情节不但不突兀，而且是非常感人，也很好地体现了作者对人道主义的态度的。
至于戈万，他的行动倒是描写得有根有据的。雨果早有交代，说他在打仗时很坚强，可是过后很软弱；他待人慈悲为怀，宽恕敌人，保护修女，营救贵族的妻女，释放俘虏，给教士自由。他的宽大不是无原则的，他曾对西穆尔丹说，他赦免了战败后被俘获的三百个农民，因为这些农民是无知的，但他不会赦免朗特纳克，因为朗特纳克罪大恶极，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罢。法兰西才是他的兄长，而朗特纳克是祖国的叛徒。他和朗特纳克誓不两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与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称。例如，他认为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他想逃命和防卫是很自然的，虽然他一有可能便会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断头台来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的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这些话为他后来的行动按下了伏笔，虽然是雨果的观点，但与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万的行动同雨果对雅各宾派的看法有关，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颇有微词的。在他的笔下，雅各宾党三巨头狂热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语言充满火药味，浑身散发出平民的粗俗气息。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时也包含着弊病。戈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冷静，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怕人的外表”。从这种观点出发，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顺理成章的。应该说，雨果在小说里发表的见解既非全对，亦非全错。对于保王党人的武装叛乱和残忍屠杀平民的行为，革命政权只有以眼还眼，这样才能保存自身。但也无可讳言，雅各宾党矫枉过正，存在滥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宾党的专政维持不了多久，连罗伯斯比尔也上了断头台的原因。据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考证，一七九四年，当局嫌断头机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沉船，一次就处死几百人。因此，雨果提出胜利后应实施宽大政策，是针对革命政权的极端政策而发的，具有合理、正确的因素。但戈万之所以放走朗特纳克，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敌人也能实行人道主义，共和军就不能实行人道主义吗？这里，雨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观点集中表现为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将革命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是错误的。革命与人道主义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起来。就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是对罪恶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会制度；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比起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贵族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前进一大步。然而，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紧急关头，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宽大无边的、绝对的人道主义，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不人道。以朗特纳克来说，就算他果真救出三个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对于革命的一方来说，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情况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决，而不一定非要处以极刑。当然，共和军不会这样处理。但是，放走了他，后果会怎样呢？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从效果来说，戈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动，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的。以上分析说明，无论雅各宾党，还是雨果本人，都未能处理好革命与人道的关系问题。西穆尔丹是作为戈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虽然他也是一个革命者。小说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尽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爱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个病人喉部的脓疮，可他决“不会给国王干这件事”。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见他流过眼泪，他自认为不会犯错误，别人无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虽然崇高，“可是这种崇高和人是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峭壁包围着。”他忠于雅各宾党的信条和各项恐怖政策，他向委任于他的国民公会保证：“假如那委托给我的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他屡次警告戈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实。在判处戈万死刑之后，他再一次同戈万交锋。戈万纵横捭阖，畅谈他的理想，西穆尔丹无言以对，败退下来。他承认戈万的话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内心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着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丹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他亲手处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儿子”和学生、他的战友，最后在痛苦与惶惑中开枪自尽。通过他的悲剧，雨果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西穆尔丹是有代表意义的、相当真实的一个形象。
作为浪漫派的领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九三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雨果的一个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将无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绘得如同有生命的物体一样神奇、动人心魄、令人惊叹。小说开篇对战舰上大炮的描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艘名为巨剑号的军舰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弹的大炮从炮座上滑脱了，它变成了一头怪物，它在舰上滚来滚去，旋转，冲撞，击破，杀害，歼灭，又像握城锤在任性地撞击城墙：“这是物质获得了自由，也可以说这是永恒的奴隶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切仿佛是隐藏在我们所谓无生命的物体里的那种恶性突然爆发了出来；它那样子像是发了脾气，正在进行一种古怪的神秘的报复；再也没有比这种无生物的愤怒更无情的了。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痴聋。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弹跳起来。……暴风可以停止，台风会吹过去，断掉的桅可以换一根，一个漏洞可以堵上，火灾可以扑灭；可是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么办呢？”这门大炮完全解除了军舰的战斗力。雨果丰富的想像力将这个场面描绘得令人叹为观止。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壮的场面中，朗特纳克出现了，显出他的严厉、冷峻和刚毅。这个阴惨惨的、色彩神秘的开场给小说定下了悲剧的调子。雨果就以这样的笔法，营造出残酷的、命运捉摸不定的气氛，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雨果认为这种浪漫手法同样能达到真实，他在小说中说：‘历史有真实性，传奇也有真实性。传奇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传奇的真实是在虚构中去反映现实。”浪漫手法与写实手法是殊途同归。
众所周知，雨果是运用对照手法的大师。他在《克伦威尔・序》中曾经指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五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共存，光明与黑暗相伴。”这条准则始终指导着雨果的创作。《九三

雨果的小说技巧在《九三年》中达到了更成熟的地步。小说情节的进展异常紧凑，看不到多少闲笔和题外话，不像《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那样，常常出现大段的议论或枝蔓的情节。作者的议论融合到人物的思想中，成为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更高明的手法。从结构上说，小说环环相扣，一步步推向高潮。高潮以三个小孩的遭遇为核心，以三个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锋为冲突，写得紧张而动人心弦。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大，却堪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相媲美，成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九三年_《九三年》 -书摘

书摘：
在茂林深处有一片小小的林中空地，它呈圆形，是烧树根的木炭窑留下的。在它边上，有一个由树枝形成的房间式洞穴，它半开着，像一个放床的凹室。那里有一个女人，她坐在苔藓上，正给一个婴儿喂奶，膝头上是另外两个满头金发的孩子，他们在熟睡。
这就是陷阱。
“你在这里干什么？”女贩喊道。
女人抬起头。
女贩又愤怒地说：
“你疯了，呆在这里！”
接着又说：
“你差一点就没命了！”
她又对士兵们说：
“这是个女人。”
“当然，我们看见了！”一位士兵说。
女贩继续说：
“来林子里送死！怎么干这种蠢事！”
女人吓坏了，惊惶失措，呆若水鸡，像是在做梦。她看看四周，看着那些长枪、马刀、刺刀和凶狠的面孔。
两个孩子醒了，哭叫起来。
“我饿了。”一个孩子说。
“我害怕。”另一个孩子说。
最小的孩子继续吃奶。
女贩对她说：
“你最乖。”
母亲吓得说不出话来。
中士朝她喊道：
“你别怕，我们是红色无檐帽营。”
女人全身颤抖不已。她瞧着中士，那是一张粗糙的脸，只看得见眉毛、髭须和火炭般的两只眼睛。
“就是从前的红十字营。”女贩说。
中士接着问道：
“你是谁，太太？”
女人惊恐万状地打量他。她瘦削、年轻、苍白，衣衫褴褛，戴着布列塔尼农妇粗大的披肩风帽，脖子上系着一床毛毯，像雌性动物一样毫不在意地露出赤裸的乳房。她既没有穿袜子也没有穿鞋，两只脚在流血。
“这是个穷人。”中士说。
女贩用粗声粗气、但仍不失女性温柔的口吻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喃喃说了几个字，几乎听不清；
“米歇尔・弗莱夏。”
这时，女贩用粗大的手抚摸婴儿的小脑袋，问道：
“小家伙多大了？”
母亲没有听懂。女贩又说：
“我问你她多大了？”
“呵！”母亲说，“一岁半。”
“够大了，”女贩说，“她不该再吃奶，应该断奶了。我们给她喝汤。”
母亲开始放心了。睡醒的那两个孩子好奇甚于恐惧，正在欣赏羽饰。
“呵！”母亲说，“他们真饿坏了。”
接着又说：
“我没有奶了。”
“我们会给他们东西哈，”中士大声说，“也给你。不过还有一件事。你是什么政治观点？”
女人瞧着中士，没有回答。
“你听见我的问题了吗？”
女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很年轻就被送进修道院，但我给了婚，我不是修女。修女们教我说法语。村子被人放火烧了，我们急急忙忙逃了出来，我连鞋也来不及穿。”
“我是问你的政治观点。”
“我不知道。”
中士又说：
“现在常有女奸细。女奸细是要枪毙的。来，你说吧，你不是波希米亚人吧。你的祖国在哪里？”
她仍旧瞧着他，仿佛听不懂。中土重复说：
“你的祖国在哪里？”
“我不知道。”她说。
“怎么，你不知道哪里是你的老家？”
“呵，老家，我知道。”
“那好，哪里是你的老家？”
女人回答说：
“西斯夸尼亚庄园，在阿泽教区。”
这回中士吃惊了。他沉思片刻，问道：
“你是说……”
“西斯夸尼亚。”
“那可不是祖国。”
“那是我老家。”
女人想了一下又说：
“我明白了，先生，您是法国人，我是布列塔尼人。”
“那又怎样呢？”
“这不是同一个地方。”
“可这是同一个祖国呀！”中士喊叫了起来。
女人又说：
“我从西斯夸尼亚来。”
“西斯夸尼亚就西斯夸尼亚吧。你家里人是在那里吗？”
“是的。
“他们做什么？”
“他们全死了。我没有亲人了。”
中士是个爱说话的人，又继续审问：
“见鬼，你总有亲戚吧，至少从前有。你是谁？说话呀。”
女人听着，目瞪口呆，这句“至少从前有”不像是人的语言，而像是动物的吼叫。
女贩感到自己应该介入了。她又抚摸吃奶的孩子的头，用手拍拍另外两个孩子的脸颊。
“吃奶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她问道，“这是个女孩吧。”
母亲回答说：“若尔热特。”
“老大呢？这淘气鬼是男孩吧？”
“勒内－让。”
“小的呢，他也是男孩吧，脸颊鼓鼓的。”
“胖阿兰。”母亲说。
“这些孩子多好哇，”女贩说，“都已经像大人了。”
中士继续问：
“你说吧，太太，你有家吗？”
“有过。”
“在哪里？”
“在阿泽。”
“你为什么不呆在家里？”
“家被烧掉了。”
“谁干的？”
“不知道。是战争。”
“你从哪里来？”
“从那里。”
“你去哪里？”
“不知道。”
“说正题吧，你是谁？”
“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谁？”
“我们是逃难的人。”
“你是哪一派？”
“不知道。”
“是蓝党还是白党①？你和谁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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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党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白党是保皇派。
“和我的孩子们。”
沉默。女贩说：
“我没有生过孩子，没有时间生孩子。”
中土又问道：
“那你的父母呢？听我说，太太，告诉我们你父母是什么人。我叫拉杜，我是中士，我是从谢尔什米迪街来的，我父母原先在那里，我可以谈我的父母。你谈谈你的父母吧。他们原先是什么人？”
“他们姓弗莱夏，就这些。”
“是呀，弗莱夏是弗莱夏，拉杜是拉杜，可总有个职业吧。你父母的职业是什么？原先是干什么的？现在干什么？你的这些弗莱夏，他们弗莱夏些什么呢？”
“他们种地。我父亲是残废，不能做工。他挨过老爷--他的老爷，我们的老爷--的棍子，这还算老爷开恩，因为父亲偷了一只兔子，这够死罪，老爷发善心，让手下人只打了我父亲一百根，从那时就落下了残疾。”
“还有呢？”
“我爷爷是胡格诺派，被本堂神甫送去服苦役。那时我很小。”（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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