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贺衷寒（1900年1月5日－1972年5月9日），湖南岳阳人，原名忠汉，字君山，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另二位是蒋先云与陈赓）；曾筹组孙文主义学会并担任黄埔同学会书记长，后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中将处长，长期主掌国民政府情治系统，被称为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政治部秘书长，1950年于台湾接任交通部长，1954年辞职，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1961年后，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职；1972年去世。
贺衷寒_贺衷寒 -人物简介
贺衷寒（1900―1972），原名忠汉，字君山，今湖南省岳阳县鹿角镇人，五四运动时，加入董必武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中国劳工代表参加苏联召开的东方民族会议。民国11年春，赴上海学习俄文，9月与张国焘等赴莫斯科，回国之后在武昌创办人民通讯社，因针砭时弊被查封。继往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同时兼任长沙宏图中学国文教员。因同情湖南劳工惨案，被当局逮捕入狱，后经保释出狱。民国12年主持长沙青年服务社，并受聘担任《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后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员，与蒋先云、陈赓誉为“黄埔三杰”之一，任广州分校政治部上尉秘书。
民国14年12月，与缪斌等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广州总会，任会长，与共产国际特派员鲍罗廷发起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是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后任军校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
民国15年，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7年回国，任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队长，10月调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工作。18年赴日学习军事政治。20年回国，先后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少将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少将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少将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中将处长等职。
民国21年纠集黄埔军校同学邓文仪、滕杰、郑介民、戴笠等发起复兴运动，在南京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由蒋介石直接领导，旋即成立第二、第三级组织，自任常务干事和书记，负实际领导责任。
民国24年，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委员、军队党务组组长。25年，兼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秘书长、中央通讯社新闻检查局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常务委员会书记长。同年，西安事变发生，他发动组织青年将领170余人通电张学良、杨虎城。2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德国使馆武官参赞。回国后在国民政府政治部任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
民国28年，任西北慰劳团团长，途经延安，曾与毛泽东数度长谈，称许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与游击工作。
民国30年，出任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31年任社会部劳动局局长，负责劳资协调、就业安排、劳工培训，对全国技术人员进行调查、摸底，抗战胜利后都予安排，受到产业界的称道。
民国36年，当选岳阳区国大代表,任社会部政务次长，主持义务劳动高级人员训练班，训练复员军官4万人。
曾当选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常务委员，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三青团第一、二届中央干事会干事、常务干事，中央团部甄审委员会主任。
1949年去台湾后，任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交通部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
1972年，贺衷寒突感腰背骨痛，赴台北荣民总医院医治，医诊出骨癌，后转入台大医院治疗，不久离世，享寿72岁。
贺衷寒_贺衷寒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贺衷寒（1900―1972），湖南岳阳人，原名忠汉，字君山，鹿角镇牛皋村贺耕九屋人，1916年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时被选为武昌学生代表，适逢苏联召开东方民旗会议，贺被选为东方劳工代表参加。1921年春赴上海学习俄文，9月赴莫斯科。1922年，贺衷寒自苏联回国后，在武昌一中学教书，曾一度加入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旋即创办“人民通讯社”，从事各种大胆的报道，经常发表评论，抨击当时军阀横行、政治腐败，阐扬民主、自由之可贵，积极鼓吹革命。不久，即被军阀查封。继而前往长沙，再创“平民通讯社”，并改名贺衷寒，继续批评时政，提倡民主，主张革命，同时兼任长沙宏图中学国文教员。在长沙，他曾联络失学、失业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征求各学校社团的意见，拟成立湖南公民选举监督团，揭露赵恒惕督政府进行虚假“民选”的阴谋，得到社会胁同情和舆论界的赞许。当时，湖南第一纺纱厂发生工潮，工人代表、青年团员黄爱和庞人铨被湖南督军赵恒惕派人逮捕杀害，贺衷寒闻讯，冒着生命危险，以极大的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一文，对赵恒惕大加抨击，替死者呜冤。赵恒惕恼羞成怒，下令将贺衷寒逮捕，关了3个多月。在狱中，贺衷寒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圄。后经岳阳县的两名省议员具保获释，才幸免于难。这次入狱、使他更加认清了中国黑暗社会的现实，更加体会到了封建军阀的残暴：更增强了他“改造”中国的决心。
贺衷寒出狱后，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相互见面，百感交集。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1923年，贺衷寒向家人一再表明自己投身“改造”中国之决心后，又返回长沙继续从事新闻事业，担任长沙青年服务社教务主任，仍兼中学课务。不久，又被聘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继续用他的笔杆和嘴舌，抨击军阀统治，揭露社会黑暗，鼓动青年爱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投身黄埔
1924年春，贺衷寒在汉口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兴奋不已，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学蒋伏生结伴南下。他们由汉口去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票。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铺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他询问那位青年的姓名，才知道他叫胡宗南，也是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此乃贺衷寒、胡宗南相见之始。因彼此意志相投，日后便情同手足，私交甚深。又因贺衷寒擅长于“文”，胡宗南擅长于“武”，故后来在国民党黄埔系中曾流传“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贺衷寒、胡宗甫到广州后，军校招生初试已过，他俩便联名具函去找主持考试的廖仲恺先生，叙述过去的经历、南来的动机和矢志革命、报效国家的决心。廖仲恺阅函，当即准予参加复试。经过严格考试，贺衷寒被录取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一队。当时的黄埔军校，聚集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来的好学上进的热血青年，其中有不少还是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选派来学习的，因而革命和学习的气氛十分浓厚。那时，正是国共合作，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黄埔学生中发展党员。共产党发展组织，是个别秘密进行的；国民党发展组织，是在课堂上把入党登记表当作业一样往下发，规定每人都要填。贺衷寒入校不久，就和同期学生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开学以后，贺衷寒认真钻研政治和军事理论，各项成绩都名列前茅，加上他在组织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才能，便崭露头角，并开始传出“黄埔三杰”的美名。1924年9月，孙中山率师北伐，贺衷寒随学生第一队担任警卫工作。11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贺衷寒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任上尉秘书，旋又调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4日，军校政治部迁往广州北校场省城分校，设分部于黄埔本校留守，校方指定由贺衷寒和李之龙（共产党员）负责。当时黄埔一期毕业同学，除李岳阳因原为川军团长，毕业后被分配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团团长外，贺衷寒的军阶算是最高的。二、开始麋集于蒋介石的“反共”纛阴之下
公正地说，1925年以前的贺衷寒，即使不能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还是可以划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进的青年之列，他虽然对共产党的某些领导（如张国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还是基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至少也可以说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时也确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抨击北洋军阀的统治方面，尤为突出。从1925年开始，贺衷寒就明显向右转了。此后、他就一直充当反共的急先锋，与无产阶级为敌。正如他的同僚好友袁守谦在其墓志铭中所说：“……自（民国）十四年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之创立，迄于病革绵（左右缀之右）之时，固未尝须臾放弃其挞伐之责任（指反共）。”
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因为羽翼尚未丰满，在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两派的纠纷中，虽然貌似公允，但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他在1926年上半年一手制造的陷害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亲自提出的排挤共产党员的《整理党务案》，就是他反共嘴脸的最早公开暴露。贺衷寒、缪斌、潘佑强等右派黄埔学生，对蒋介石当时的所作所为及其真实用心，在实践中也逐渐心领神会，他们实际上已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总后台，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庆集其“反共”的纛阴之下。这还得从黄埔岛上开始出现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的斗争说起。
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后不久，广州的反动势力就阴谋利用商团组织暴乱。为对付商团，1924年8月经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陈赓、贺衷寒等人发动，驻扎在广州的粤、桂、湘、滇各军的军官学校和海军部分军阀的革命军人，开始联合起来，并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的名义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后经报请党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同意，代表会于1925年1月25日推举蒋先云、曾扩清、贺衷寒、何畏能4人负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1日，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贺衷寒担任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成立大会上，他代表“青军会”宜读了3点志愿：一竭诚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二暂不做后起的军阀；三与农、工、商、学、妇各界大联合，一致进攻帝国主义与军阀，他还在当时第一期《青年军人》杂志上发表了一向《青年军人与军阀》的文章，历诉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军闷的罪恶，指出中国的祸乱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闷造成的，号召青年军人要打倒军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战。
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建初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领导人的想法比较简单，都想以这个组织来团结在粤的青年军人，削弱军间派系的势力，打倒陈炯明。到1925年的二三月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消息传到广州，人心颇为不安，国民党右派势力便开始抬头，乘机加紧活动，并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大肆加以攻击，惊呼“青军会是共产军”。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里有名的“大炮”、强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谢持，正在广州大沙头医院“住院”，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王柏龄，便趁机把谢持请到黄埔岛，让他到接近右派观点的学生中游说。谢持说：“国共合作，实在是孙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涂事。共产主义是豺狼蛇蝎，与豺狼蛇蝎焉能为伍。”又说：“孙先生年纪大了，虑事难免不周。我辈正当壮年、为党为国，都不可不中流涉险。”他还进一步煽动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趁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都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他还对贺衷寒等人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们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等等。贺衷寒听着谢特的演说，很自然联想到张国焘那张讨厌的嘴脸，又回忆起在青军会内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每每与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意见不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谢持“见解精辟”。在谢持、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的煽动拉拢下，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这些平常与共产党同学关系不太和睦的学生，思想迅速向右转，当场就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大骂共产党。
为了对抗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这就是以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名义，组织一个“学会”，以此来联合右派势力。1925年4月24日，在蒋介石、廖仲恺的支持下，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立的又一个军人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