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其中《先秦诸子系年》为钱穆的代表作。
钱穆_钱穆 -简介
钱穆
钱穆(1895―1990),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九岁入私塾,熟习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易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生平
钱穆自小口才极佳,7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16岁时,受到谭嗣同“仁学”的影响,愤而剪去长辫。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解散,无法完成中学学业。
18岁,钱穆出任无锡市郊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教师,开始发表文章。
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
1930年秋,顾颉刚荐钱穆至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时年36岁。他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误言,评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隔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于成一家之言。
1949年,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南避香港。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达4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
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骅邀请,赴台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团的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当场死亡。钱穆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4个月,直到1952年8月才返港。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
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弘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加上创校初期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还必须考量学生的学历承认问题,因此积极呼应英国政府的主张,倡议重新组织各个流亡学校,另创新校,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但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
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1967年10月,73岁的钱穆携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
1990年8月30日,他在台北寓所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刻,享年96岁。
钱穆_钱穆 -著述
钱穆《国学概论》《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1926年出版。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1932年出版。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钱穆《新亚遗铎》《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3年6月出版。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出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分公司1957年3月出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学龠》,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58年6月出版。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湖上闲思录》,香港人生出版社1960年5月出版。
《民族与文化》,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0年6月出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12月出版。
《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10月出版。
《孔子论语新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
《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
《论语新解》上下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12月出版。
《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7月出版。
《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社1968年出版。
《中国文化丛谈》(一)(二),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11月出版。
《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0年5月出版。
《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7月出版。
《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9月出版。
《朱子学提纲》,台北自刊本1971年11月出版。
《中国史学名著》 ,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2月出版。
《理学六家诗钞》,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元旦出版。
《孔子传》,台北孔孟学会1974年8月出版。
《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4年9月出版。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10月出版。
《八十忆双亲》 ,香港中大新亚校友会1975年出版。
《灵魂与心》,台北联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2月出版。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出版。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5月出版。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8月出版。
《人生三步骤》,香港香港大学1979年10出版。
《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月出版。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1年12月出版。
《古史地理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中国文学论丛》,台北东人图书公司1982年7月出版。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月出版。
《宋明理学三书随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0月出版。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2月出版。
《晚学盲言》上下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8月出版。
《中国史学发微》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出版。
《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出版。
《钱宾四先生全集》。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著,共五十四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注:钱穆先生还撰写了大量论文,文章从略。
钱穆_钱穆 -婚姻
钱穆一生共有三位妻子
第一位夫人无锡邹氏因为难产1928年早逝。
第二任夫人名叫张一贯,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跟随钱穆北上燕京。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钱穆独
钱穆和胡美琦自一人南下跟随西南联大流落到了大后方,而张一贯则拖儿带女回到了苏州生活。后因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钱穆前往香港,再也未能回到大陆与妻子团聚。
第三任夫人胡美琦
1952年钱穆在台湾养病期间,任职于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书院学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了种子。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的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34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这对新人因而格外低调,仅邀新亚书院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婚礼。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钱穆_钱穆 -人物轶事
钱伯圭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
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番话给年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与北大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
钱穆与烟斗
,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与胡适
钱穆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力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钱穆在苏州时,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与傅斯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贺麟三人结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钱穆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评批评。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道”。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社会评价
顾颉刚: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林语堂: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
唐君毅: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
杨联升: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严耕望: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余英时: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许倬云:中国近百年来,国运与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终究孕育了几位为中国文化作后卫战的学术巨人,宾四先生是最后走的一位。
孙国栋:钱先生从18岁起已开始致力于学术,以后研究、讲学、教育、著述兀兀80年未尝中断,这番毅力精神旷古所无。而学问成就规模之宏大,实朱子以后一人。
黄仁宇: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刘梦溪: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方克立: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张自铭: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史华慈:钱穆是中国极其优秀的学者,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
狄白瑞:钱穆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罕见而成就卓越的史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的方法为观察这个蜩螗的时代提供了广泛的视野。钱先生是极少数能与当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杰出学人,过去许多年来,钱先生透过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师,虽然其他学者也在这种方式下教导我,但钱先生在引导我研究中国思想上则是为时最早而且影响最深的一位。
马悦然: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引陈寅恪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黄摩崖:钱穆先生影响我一生。
李敖认为:“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为足,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钱穆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说:“知识份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汪荣祖以为:“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钱穆论清学史述评》一文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在授予钱穆以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时,称赞钱穆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把东方和智慧带出了樊笼。
钱穆_钱穆 -后世纪念
台北钱穆故居
钱穆故居离台北故宫很近,紧邻东吴大学,红漆大门上挂有素书楼”小木牌,此为钱穆手迹。院前的卧石上镌刻着“钱穆故居”几个大字。1967年钱穆夫妇由香港迁居台北,由夫人胡美琦亲自设计屋舍的图样。蒋经国闻知此事,让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次年,钱穆夫妇迁此,为纪念母亲,钱穆命名此楼为‘素书楼’,此源于他在无锡故居中的‘素书堂’。钱穆夫妇在此居住了23年之久。钱穆_钱穆 -生平年表
1894清光绪廿一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00七岁入私塾读书
1903十岁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十二岁父逝
1906十三岁入常州中学堂
1910十七岁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十八岁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廿四岁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廿五岁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廿八岁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廿九岁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卅三岁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卅四岁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卅六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后任教北京燕京大学为任教大学之始
1931卅七岁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
1935四一岁出版《先秦诸子系年》
1937四三岁随政局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39四五岁《国史大纲》脱稿,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四七岁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1943四九岁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1944五十岁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五二岁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五四岁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
1949五五岁赴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0五六岁成立新亚书院、应邀赴台讲演
1951五七岁为筹办新亚书院台湾分校滞台数月,未果。
1952五八岁4月,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5六一岁新亚研究所成立,访日,“教育部”颁赠学术奖章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56六二岁新亚书院农圃道校舍暑期落成,为自有校舍之始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57六三岁新亚书院增设艺术专修科
1960六六岁赴耶鲁大学讲学,课余撰《论语新解》耶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后赴欧访问
1961六七岁新亚书院理学院成立
1963六九岁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曾辞新亚书院院长职
1965七一岁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离港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
1967七三岁十月迁居台北
1968七四岁迁入素书楼,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七五岁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1974八十岁撰《八十忆双亲》
1976八二岁是年冬,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8八四岁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
1979八五岁赴港出席新亚三十年纪念会
1980八六岁与三子、幼女会于香港,卅二载未见,得七日相聚
1981八七岁与长女、长侄晤聚香港,五子女两年内分别见面
1984九十岁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九二岁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学生上最后一课
1988九四岁在家中授课至是年方休
1989九五岁赴港参加新亚四十年纪念会
1990九六岁六月一日迁出素书楼八月卅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1992归葬苏州太湖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