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泉媛，女，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1930年3月在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工作，当年加入共青团，担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副主席等职，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当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1935年底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1936年10月任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却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解放后，先后当过村生产队长、保管员、大队妇联主任、公社和乡敬老院院长。1964年、1979年两度担任泰和县和江西省政协委员。享受副地级待遇，行政14级，2009年4月5日去世，享年96岁。
王泉媛_王泉媛 -简介
王泉媛王泉媛，原名欧阳泉媛。江西吉安人。1913年7月12日生。17岁与本乡农民王照斗结婚，按乡俗随夫改姓，叫王泉媛。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担任共青团支部妇女干事，少共吉安县指阳区委妇女部部长，中共湘赣省委妇女部干事。193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妇女部当干事。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被敌打散后不幸被俘。1939年由河西逃到兰州，因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不予收留，从而辗转流离沦落为民。1942年，经由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转回原籍江西吉安。1962年，在康克清的关照下，她被安排到禾市乡敬老院担任院长。1989年，得以落实政策：军龄从1930年算起，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级待遇，行政14级。 2009年4月5日在江西省泰和县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6岁。
王泉媛_王泉媛 -自述简历
王泉媛1930年3月，敖城暴动后，17岁在家庭的包办下被迫嫁给了一个长工做媳妇。期间，我接触到革命组织，参加革命活动，同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10月到1931年间，我担任指阳区少共区委妇女部长。
1933年3月至10月，我调任湘赣省委妇女部干事。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我参观了兴国模范县，出席了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1934年1月至6月，我进入共产主义马列大学学习。
1934年5月，在共产主义马列大学学习时，由尹任贵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7月至9月，我担任少共中央青妇干事、中央妇女部委员。
1934年10月，我在中央总卫生部妇女工作团工作，随中央纵队出发长征，至1935年6月到达两河口。
1935年6、7月，张国焘在松潘地带分裂红军，红军主力北上，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阿坝，我们留在两河口后面的这些部队，被迫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西。
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我担任红西路军总指挥部妇女先锋团团长。
1937年4月至1939年3月，我和被解散了的妇女先锋团共二十个人被马步青的军队俘虏。
1939年3月我从马家军队里逃出，到兰州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但未被收留。
1939年4、5月到1942年3月，我流亡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后回到老家江西吉安。
1948年8月我与泰和县禾市乡刘瓦村老红军刘高华结了婚。
1962年朱德委员长、康克清同志接见了我。
1962年至1981年我一直任家乡敬老院院长。
1981年底全国妇联邀请赴京参观，我是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
1985年5月我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年赴北京参加总政治部、民政部召开的全军英模大会。
1989年在中央、省委的重视下，落实了对我的政策，享受副地级待遇，安排到县城老干部住宅区安度晚年，并先后几次赴京参加关心下一代代表会议，国庆四十周年观礼等。
王泉媛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等有关部门向我颁发了奖励证书、证件。
90年代至今，虽然我年岁已高，但仍然不时接受各级记者的专访和邀请，到各地作革命传统报告，例如：2000年在韶山举行的全国首届“火炬引导我前进”青少年夏令营活动，我代表革命老前辈，在毛主席的铜像下，为这次青少年夏令营活动点燃了第一把火；2001年到中央电视台参加“半边天”栏目纪念建党80周年“我的路”节目专访；2004年10月凤凰卫视“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节目专访等。
王泉媛_王泉媛 -生平
“我本姓欧阳。在我8岁那年，迫于生计，姐姐和母亲包办，把我许给了邻村大我16岁的农民王照斗，彩礼是40担谷子。三年后，我就正式成为童养媳，改姓王了。”1934年，王照斗患肺病去世。
1930年3月，王泉媛在江西吉安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1934年被送进中央党校的前身―――中央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学习。毕业时，王泉媛的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考试名列全校学员第二名。“当时排名，并没有分男女，可是男女学员在一块排啊。”老人挺骄傲。抬着红军师长陈洪的民夫扔下担架，一头钻进密林深处。身高不足160厘米，体重不足90斤的王泉媛抬起这副担架。
道路险恶，王泉媛一行人渐渐落在后面
作为红一方面军30位长征女战士之一，91岁的王泉媛对于自己70年前的那次远征，有着太多的刻骨铭心。
1934年12月，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后，红一方面军行走在山峰相连的广西西延山脉。突然，抬着红军师长陈洪的民夫扔下担架，一头钻进密林深处。王老说：“陈洪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胸部中了敌人的开花子弹。长征出发时，他和另外两位腿部受重伤的团长及生病的邓颖超等五副担架由中央妇女工作团负责。”妇女工作团由包括王泉媛在内的12名女兵组成。
身高不足160厘米，体重不足90斤的王泉媛抬起这副担架。由于陈洪伤势过重，道路又十分险恶，王泉媛一行渐渐落在后面。眼看着“红章纵队”（中央军委第二纵队）和妇女工作团消失在连绵起伏的群山里，王泉媛心急如焚。
翻过一座山头，王泉媛听见不远的山谷里传来敌机的轰炸声，她鼓励着另一名战士说：“加把劲，朝敌人扔炸弹的方向走，那里一定有我们的队伍！”“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例假。那会儿，行军中有啥呀，只好用树叶简单处理一下。”
突然，几百名国民党兵发现了他们。抬着担架的王泉媛，撒腿就跑。连续多日的强行军、急行军，再加上两天没吃一口饭，王泉媛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在地。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又有一支队伍从山谷中杀过来，红章纵队第二梯队队长兼政委何长工救了他们。
又翻过一座大山，躲过两个苗人的疯狂追杀，在一个茅草屋散落的村庄前，王泉媛终于追上了中央纵队和妇女工作团。毛主席见到气喘吁吁的王泉媛，惊讶地问：“小鬼，你怎么才走到这里？”在得知原因后，毛主席又说：“好，小鬼，你很能干！来，把东西放到我的马上。”早在中央苏区时就与毛主席熟悉的王泉媛毫不客气，把两个伤员的枪从自己身上摘下，放到了毛主席的马背上。她注意到，毛主席的马背上一共驮了大小11支枪。
王泉媛回忆：“长征中，毛主席很少骑这匹马，总有伤病员或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骑在上面，即使没人骑它，也总有一些伤病员的枪放在马背上。毛主席每次行动都走在纵队最后，经常落在妇女工作团后面。”
在王泉媛眼里，毛主席是故意走在最后，为的就是帮助那些走不动的伤员或者是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志们。天亮之后，王泉媛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再次相见是在近半个世纪之后。
始于长征，终于长征，王泉媛与王首道只有两日相聚的婚姻
1935年红军进占遵义时，王泉媛和国家保卫局的王首道均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白天，二人在一起做群众工作，渐渐产生了情愫。他们的心思被蔡畅、李坚贞和金维映觉察到,并给二人牵了线。到遵义第七天，大家接到命令，部队将于明天离开。晚饭后，蔡畅等三人把王泉媛带到王首道的屋子里,然后，三人关门出去了……新婚之夜，王首道送王泉媛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长征中，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
王泉媛说：“长征路上结婚，我可是个特例。从瑞金出发时，上级曾三令五申，转移的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就连邓颖超、贺子珍等人一般也不能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上级的这个
决定自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恋爱免不了结婚，结婚就免不了怀孕，生孩子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同志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贺子珍、廖似光等5位长征路上生小孩的女红军受的磨难就是明证。没想到几位大姐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让我们品尝了爱情的瞬间甜美。她们太善解人意了。”
从遵义出来后，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王泉媛很少与王首道相聚。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中央卫生部到两河口时，王首道派通讯员送信给她，让她晚上到他住的木楼去。
天亮之后，王泉媛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二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1982年夏天，王泉媛从江西来到北京，请康克清大姐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被告知，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王泉媛眼泪立即就“哗哗”地流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王泉媛向王首道问了那个在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问题：“有人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给你留了一封信，说我永远不当红军，永远不去延安，还说我要和你断绝一切关系。是吗？”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1994年，王泉媛河西走廊故地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这次相会，王首道特意交待工作人员：不许外人在场。这一次，王泉媛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
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了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儿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1996年，王首道逝世。当王泉媛得知这一消息后就病倒了。王泉媛主动请缨要求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妇女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但全团仅剩不足300人
电影《祁连山的回声》中，把团长误说成是吴富莲。为此，导演还专门向王泉媛老人表示过歉意。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我军第一支妇女武装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而全军覆没的故事。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多天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独立团被围。此时，2万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不足5000人，伤病员多。
王泉媛对徐向前说：“徐总指挥，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吧！”徐向前犹豫不决。显然，他不忍心让一群女兵单独与凶残的马家军作战。王泉媛看出了徐向前的心思，又说：“我们是女的，万一打散了，化装起来也容易混过去。”
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王泉媛又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由四方面军1300多名女红军组成。“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并改用三十军二八六团番号。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这支不足1000人的队伍进入梨园口阵地。”一个小时过去了，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所剩无几，连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500多名女战士献出了生命。
当马匪发现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全是女兵时，便从马上跳下来，想活捉她们。眼看着敌人一步步逼近，王泉媛命令战士迅速往山上撤退，自己则带领一小部分人作最后的阻击。此时，令王泉媛感到欣慰的是，通过渐渐稀疏的枪声，她基本能判断出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已突围出去，妇女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但全团仅剩不足300人……
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待遇时，已76岁
荒凉的西部，她们四处逃亡。终于，躲藏在一孔破窑洞里的王泉媛等被马匪搜了出来。马步青没有得到王泉媛，便心生一计：将她分配给匪团长马进昌，王泉媛不从，被马进昌带人强娶……
在狱中，王泉媛与敌人斗智斗勇。连续三个晚上严刑拷打，王泉媛均不承认自己是团长。后来，她趁上厕所的机会跳下城楼，昏死在墙根下，又被抬了回来。马步青陆续把抓获的女战士分配给各级军官做小老婆。王泉媛长得漂亮，又有风度，马步青看在眼里，痒在心里。
王泉媛和身负重伤的政委吴富莲正在思考怎么对付，突然，马步青的夫人来探监。她告诉王泉媛，要想不做马步青的姨太太，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她的干女儿。王泉媛和吴富莲商量之后便答应了。
马步青没有得到王泉媛，便心生一计：将她分配给团长马进昌，王泉媛不从，被马进昌带人强娶。一天晚上，马进昌想强暴王泉媛，他刚要近身，王泉媛一脚踢到他的下身处，马进昌被踢翻在地。事后王泉媛被打得死去活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姓穆的副官很同情和尊敬王泉媛，对马进昌说：“她可是马师长的干女儿啊……”从此，马进昌再也不敢对王泉媛存非分之想。“敌人肉体上的折磨我不怕，关键是看不到出头之日。好几次，我想到了死。”讲起西路军的经历，王老几次流泪。
1939年3月，马进昌领兵外出修路，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在马进昌夫人的帮助下，翻窗逃出马家大院，一口气跑了90多里，直奔去兰州的大路。王泉媛和王秀英终于逃出了魔窟，来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她们已不能再回去了。
“‘八办’的人说，上级有指示：走了一年的接收，二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再说你是马步青的干女儿，马进昌的小老婆……”为了适应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对失散人员的收留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给了她五块大洋。王泉媛说：“接到这些钱，是最痛苦的时候。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组织的信任，我痛苦至极。”
王泉媛这位用双脚走完了不止两万五千里路的女红军团长，最终没能到陕北，相反她又沿着当年长征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途中，为了活命，她不得不与一位叫万玲的男人结婚，这个男人答应把她护送回家，可是他却在中途跑了，又找了别的女人。
1942年7月，当王泉媛衣衫褴褛、腿脚溃烂地回到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相认，乡亲们都说她不是王泉媛。在她准确地说出以前家里的情况后，母亲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女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都不知道王泉媛是红军中远近闻名的女团长，她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后来，王泉媛嫁给革命烈士后代刘高华，下地种田，自食其力。刘高华1965年被迫害致死。1949年家乡解放后，王泉媛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一直干到68岁。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目前，她享受副地级待遇。她曾收留了6名孤儿，目前她与其中的一位养女生活在一起。
采访结束了，老人挣扎着准备站起来。她说：“我送送你们。”无法婉拒，我们就搀扶着老人来到门口。已到车上，透过那个狭窄的小巷，我们看见，老人还在招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