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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是高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收入了他从1988年~2008年间的广泛论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发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他所做的只是对那个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考与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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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革命年代,意味着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在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研究领域很有建树。其新著《革命年代》收辑了1988年到2008年所写的部分论文,所论历史事件和人物皆发生于“革命”的大背景下。全书包括“南京十年”、“‘太子’孙科”、“革命词语”、“时代湍流”、“观察与史料”五个部分。其中《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等文,对于想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读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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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意味看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的、实利主义的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这本集子所收的是我最近二十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是近代转型、孙科、还是延安的新话语、建国初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都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虽然每一次的“革命”的内容、目标不一;而文章的内容则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

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我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

有朋友在谈论当代新诗运动的发展脉络时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这句话也可以用于再更广义的范围,今天五六十岁的许多人,都是从70年代出发的。翻读北岛赠我的自选诗集《守夜》(1972-2008)和《七十年代》,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70年代:那时你做了什么呢?

今天再回头看,还在“文革”时期的70年代,那是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革命的最后的阶段,整整一代人的思想,都来源于那个革命年代的刺激。我那时也是工人,也在读书和思考,但我是“外省青年”,北京和外省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个时候的北京,在大改组、大动荡之后,还有许多“空隙”,也有较多的文化资源,劫后未毁的“黄皮书”、“灰皮书”以及散藏在各家未及被毁的书籍、音乐唱片成了催生新思想的鼓风机。被打散的新、老“贵族”的孩子们(大院子弟、知识名流的子弟)和一些平民子弟们,在经历了“文革”的狂热后,又重新聚拢,因而有地下读书沙龙,有郭路生(食指)的诗篇《我相信未来》,就是在分布全国的北京下乡的知青中,也有许多思想群落。可是在南京,在军人高度一元化的治理下,人与人是隔绝的,南京的“老贵族”――国民党遗老遗少,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其文化留存只剩下民国建筑和夏日遮阳的林阴道;大院子弟都去当兵了,至于知识名流,本来人数就很少,“文革”中已被折断了脖子,只剩下一口活气儿,他们的子弟就更谈不上文化反叛了,在贫瘠的文化土壤上是不会产生新思想的,所以南京的知青,除了思念家乡,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高远的、让人内心为之跳动的文字记录。

革命年代_《革命年代》 -书评

优秀的历史学家,总是对历史饱含深情与痴情,有些事不讲完,绝不会就此罢休。高华先生是他们中的一个。已被书写的中国近代史,断节开裂,且布满迷津,填充了太多政治的黏汁,很多人跋涉其中,便被圈囿在内,失语成疾。高华是国内顶尖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之一,严谨细致的研究、理性冷峻的表达、理据翔实且智慧有节制的叙述,让他在言论的禁地从容逡巡。读《革命年代》,你会赞叹良久,感怀深远,亦有惊心动魄,担忧后怕,他像一个勇毅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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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会被强烈的意识形态追求所吸引,高华亦不例外。撇去政治层面的思考,仅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一种思想体系被一个社会广为认同、接受,并逐渐习成自动排除其他思想体系,就是饶有意味的社会现象。

所以,中国近代史中,中共的思想不断地嬗变、修饬、体系化的过程,和中共思想渗入社会的过程,包括其思想的内质、渗入的手段和方式、渗入的整体历史境遇以及受众的变化,成为现代中国充满传奇色彩的一段。这传奇中,时间波澜不惊地前行,历史轰轰烈烈地变化,所有单薄的个体生命的故事,在惊喜与煎熬、挣扎与祈盼、痛苦与豪壮间反复流转,夹杂着鲜血写就的谎言。

生于1954年的高华,解剖着这段传奇。年少时代,周遭弥漫着暴力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他却在内心静幽地礼沐共产主义理想的思想魅力。苏俄文学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情结,似乎为他劈开了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在暴力和恐怖的幽暗中,另一个世界的光落入内心。身逢历史转折年代,高华对中国近代史的感情,尤其复杂,对中共党史,则更甚。从党史出发,追寻一段真实的现代史,不啻一场理性的冒险。《革命年代》是这一场冒险的成果。

中国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这个历史叙事修辞,总是显得太简单。中国传统中并不乏现代性的合理因子,如果能及时地善加诱发,未始不能推动现代化的发展,这是持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的判断。高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的关注,耐心而感性,“南京十年”一辑,为《革命年代》一书中笔触最细腻柔软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到现代政府制度的转变,中国走得艰险,后人也看得压抑颤心。以党治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其权威的同时,也滋养了中国本土现代极权主义的种子,它从那时生根发芽,抽枝展叶,其荫翳甚至散布到当代。

梁启超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中有一句话曰:“革命可以止革命,则国家之福;革命而适以产革命,则国家之祸。”在逸仙博士领导的辛亥革命之后,以革命而催国祸,殃民继伤国,这样的故事不在少数,二次革命忝列其中。清亡民兴,国民党面对权力真空状态时,为获得全民认可和信任,施行了一系列国家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努力,一度成就辉煌,别开生面。国民党以现世的美貌,获得世人认可,也因制度病疴,美貌渐成黄老腰肢粗笨,而失民心。共产党则是以摄魄的灵魂美,许以未来的美景,获得人心的,且人心一有逸慢之意,即施心计巩固阵地。

“太子”孙科,在两党斗美时,左右摇晃,隳突东西,党内政治地位随之跌宕起伏。历史的正剧,隔着时间再观之,总似闹剧。孙科一生之言行,犹如踩着高跷舞之蹈之,旁边是奄奄一息的中国宪政,生命体征从来没有强过。多少荒谬伴历史飞掠而行,高华却没有半点感慨流露其中,并不动声色地录入蒋介石在孙科死后送上的悼词: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宏,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

共产主义式革命在中国游走,是梁公所谓的“革命产革命”过程中的一环。中共诞生之后,即为自身的社会认可而努力,积极争取分享权力和影响力。传奇开始之时,有梨花带雨状,一番清新。随着局势的变化,中共创新词,亦推送思想杯酒于民众跟前,饮者豪情大增,未来充满希望。高华用《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详解美酒酿造的过程,英雄史诗,历时数年精心雕刻斟酌而成一大精神资产。长征成为执政后中共内部选拔提升的一大衡量尺表,由具体事件演化为抽象的、承载特殊意义的符号,参加过长征的人,受到党和国家厚爱重用。长征在真实叙事里变声很久之后,高华用史料,将长征从抽象还原为具体,使其发出粗浑却有生命力的声音。历史学家祛魅的过程,精湛刺激,比时代蒙魅的过程,更像魔法。

人物永远是历史的主角,大人物势灌山河,小人物则凝成一注脚、一旁白。高华在文中,对历史的注脚、旁白,充满悲悯,他的文章里,有很多在历史书上极少出现的小人物的名字,徐孟秋、何涤宙、何胃、郭潜、陈琮英、沙飞等,在高华用文字及理性搭建的舞台上,端庄出场,悲剧、喜剧、闹剧,都曾是历史的正剧。思想变化急遽的丁玲不得不说,在历史漩涡中星光闪烁又无声淹没的朱瑞,亦难绕过。

“时代湍流”,成为本书的高潮部分。执政后的中共,对民众的政治忠诚度的关注,逐日上升。当一个党派开始全面掌权时,必然需要借势国家权力的全方位扩张,来提高其权威性。社会不断承受意识形态的导入,执政党态度坚决,高度重视民众的身份和思想的一致性。从权力哲学的角度,高华为大跃进及之后一系列运动,释以合理的脉络。

历史潮来潮去,淹没多少足迹,来不及感慨,新的一页又待解读。高华说自己顺着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他的宿命是,自己的文章可能归类于“历史考古学”,结论无甚意义。但是,无论如何,高华充当了真相的摆渡者,让很多人,免予跋涉在荒诞的故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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