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宋教仁曾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学习,在日本又先后进过法政大学速成科、早稻田大学预科,相对于宋以前甚至宋同代的一些研究史地的学者,他的知识结构比较新,这影响到他研究边疆史地时的方法、思路以及史料运用等诸多方面。以下笔者将对宋教仁《间岛问题》的特色作一些评述。
间岛问题_间岛问题 -以国际法为出发点展开论述
《间岛问题》不是一般的史地研究著作,而是专门论证一地所属的著作。既然“间岛”是个国际交涉的问题,而日本人动辄引用所谓国际法进行“论证”,因此,宋教仁便也从国际法出发来论证。宋教仁受过一定的法律方面的训练,如此展开论证恰好能够展示他的特长。而且以国际法出发来论证,既可以有针对性地驳斥日本人制造的所谓“理由”,也使自己的论证有了比较符合逻辑和当时国际习惯的顺序。就边疆史地的研究思路和论证来说,这恐怕也是宋教仁不同于前人的地方。
世界各国领土与边界的划分,情形虽然十分复杂,但还是有一定的规律,也有一些公认的准则,这就是所谓关于国家版图或领土的国际法。宋教仁指出,国家版图之取得,有两种方式,一为本来取得(acquisitionoriginally,英文为宋教仁自注,下同),一为传来取得(acquisitionderivative)。本来取得,有增殖、时效、先占三者;传来取得,有交换、赠与、割让、买卖、合并五者。边界的划分,也有天然的境界(如山川、湖海、沙漠、荒原),人为的境界(即条约)。因此,则有三个要素必须考察,即领土主权谁先取得,自然地势何者便利,境界条约如何订立。
这三个要素确定,而一地的主权归属就确立了。论文即围绕这三者展开论述。
首先是关于“间岛”领土主权的历史。宋教仁通过大量历史文献,尤其是朝鲜方面的文献,证实“‘间岛’之领土主权,自唐中叶迄于明末,即属通古斯人之传来取得者,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与朝鲜人民亦无丝毫之关系也。”
相邻两国边界的划分,条约的订立非常重要,但大都依据大山、大河、沙漠等自然的屏障。因为这是两国居民的繁衍迁徙及政府控制逐步延伸自然造成的。宋教仁接着论述“间岛”自然地势,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为中朝两国边界天然的境界,有关边界的约章也是由此划分的。日本人强词夺理,有指海兰河为图们江的,有指松花江发源的一源为图们江的,不一而足,皆为宋教仁驳斥。图们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即为图们江源,这正是日本一些遵守科学规范的探险家、测绘家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宋教仁正好据以立论,并辅以韩国、中国的文献。
关于“间岛”境界之条约,宋教仁指出,东方各国国际法不发达,缺少完备形式的境界条约,但是,国与国之间划界之事是常有的,这种划界,具备国际条约的实质。中韩明确划界之事,在康熙五十一年(朝鲜肃宗三十八年)。宋教仁特地选了两种朝鲜方面的记载来说明此事,一为《通文馆志》,一为《东国文献备考》。朝鲜文献明确记载,当时两国官员到达长白山,刻立石碑,上有“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等字样。双方除官员共同勘界外,还有文书往返。这实质是一种边界条约。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宋教仁指出,“然则间岛当为中国领土,其条件已完全具备矣”。
间岛问题_间岛问题 -资料特色―――日韩资料的运用
充足、完备的资料是进行历史学或史地研究的前提,其实又不仅历史学,所有科学研究都是如此。如果资料不足,或遗漏重要资料,则不仅不能服人,自己的结论也很可能站不住脚。
延边地区南部,原来文化不发达,比较中原地区,文献记载要少得多。但宋教仁还是搜集了非常多的资料,甚至令人惊叹。据笔者粗略统计,宋教仁注出的资料即达92种。笔者不敢说宋教仁穷尽了关于“间岛”的资料,但6万字的论文,能引证这么多的资料,实在可以当得上“资料丰富”四个字。
与一般考证须尽可能穷尽资料又不同的是,《间岛问题》中大量应用了日本、韩国方面的资料,这是《间岛问题》的一个基本特色。据笔者初步统计,宋教仁提到或注出的日本资料达24种,韩国资料19种。这又与以往边疆史地学者的研究论证撰著有很大不同。客观上,当时日本的公共图书馆已经相当发达,阅览比较方便,这是宋教仁能够运用这么多日、韩资料的条件。
日、韩资料的运用,一方面丰富了可资使用的资料,而更重要的在于收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有的资料证据作用十分明显。如宋教仁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找到的朝鲜古山子《大东舆地图》,其中清楚地绘有长白山、天池(闼门潭),以及鸭绿江和豆满江(图们江)的源头。该图还标有中韩界标。此图足以证实图们江以北的“间岛”地区为中国领土。此外,上节所说的从国际法的论证,多用日、韩方面的资料,尤其境界条约方面,完全用的韩方资料。这比利用中方资料更能说明问题。
间岛问题_间岛问题 -语音学的运用及现代科学和学术理念的引入
中国传统也有所谓音韵学,但研究发音及标注方法,基本上限于汉语及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语音。因此在研究边疆史地时,很少能应用语音学。宋教仁通日语,学过英语,在他的日记里,有了解和研究语音学的记录,在研究“间岛”问题时,他应用了语音学的方法。日本人强辩说豆满、图们(土门)是两条河,豆满(即图们江)是朝鲜境内的河;土门是界河,在松花江源头。宋教仁讨论所谓“豆满”江的源流时,他利用满语(包括女真语)、汉语、韩国语进行对比,又用英语、日语及国际音标的发音做比照,最后指出豆满、图们、徒门、土门、图门,实际都是来源于女真语,即图们江,也即中朝界河。“豆满”完全不是什么另外一条河,译成“豆满”是因为韩国语中缺少某些发音元素所致。图们、图门是正译,其他是不准确的译法。
古人由于时代的关系和研究手段的原始,即便亲临其地,也未必能准确记载。如《大明一统志》记述:“长白山高二百里。”《大清一统志》竟也沿袭其说,宋教仁指出其谬误:“考天下之山,未有高至二百里者,明志所云,殆出于传闻。”此不过是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对传统笼而统之的说法的纠正,属于比较简单的。
宋教仁在第五章《间岛地志》中,对该地区的沿革、面积人口、地势山川、地质、气候、政治、军备、交通、产业、语言、宗教、民俗、村镇等,一一做了介绍。其中地质、气候等部分,吸收了现代科学方法。
间岛问题_间岛问题 -不可克服的缺陷
现在分析《间岛问题》的缺陷。
笔者对边疆史地研究是外行。但就一般史学研究规律来说,我以为有三个要素不可缺少:即文献、实地考察、考古资料。宋教仁的时代,中国的考古还没有发展起来,世界上的考古专业与20世纪以后的发展也根本不能相比。那么,文献与实地考察,就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此外,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的应用,都可以作为边疆史地研究的辅助,宋教仁也在尝试应用语言学等方法。
因此,我以为宋教仁的主要缺陷是实地考察不足。有回忆说,宋教仁到过延吉,甚至见过任吉林边务帮办的吴禄贞,但都语焉不详。宋教仁在延吉停留的时间到底有多久,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以宋教仁的革命党重要人物身份,以及经费的限制,要做细致的考察是做不到的。这导致宋教仁对一些地理的描述,只能依赖文献资料,甚至是日本人到该地“考察”写下的记述,虽然他常常向来自所要研究的地方的人去了解,但这比亲自考察到底还是不同。比如图们江的初源问题,《延吉边务报告》的描述就更细致、准确。这是因为吴禄贞带随从人员在“间岛”做过细致的考察,并有测绘人员一起考察。
第二个缺陷是没有办法利用档案资料。清朝建立全国统治后,延吉一带虽然僻远,但该地是清朝发祥地,又是人参等特殊物品的出产地,相信档案中会有一定的记录。但这也是宋教仁所无法做到的。
间岛问题_间岛问题 -反响及社会评价
《间岛问题》问世以后的反响如何呢?
宋教仁去世后徐血儿所作《宋渔父先生传略》说,宋“精舆地学,曾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得之,间岛交涉,得以不败。清政府欲请先生任外交,先生不为动”。骚心(于右任)说:“当间岛问题发生后,交涉者一无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丽,搜求高丽之古迹遗史,抵辽沈,又得中国及日本之史迹足以为此案之佐证者。复亲历间岛,考求其地望事实,归而著《间岛问题》。书成,日本东京之有名学者,均欲求先生以此书版权归诸日本。先生不允。时袁督北洋,得此书,电召先生归国。先生……以书付袁,而卒未归。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袁甚德之,电驻日公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上述两人都是宋教仁的同志、好友,其文字又是宋教仁刚被刺去世时,可能有夸大的成分,那么郑孝胥的日记应是当时比较客观的评价。
为了扩大《间岛问题》的影响,宋教仁将书写成后,就谋求公开印行。同时,他辗转托孟森请郑孝胥为之题写书名,因此,郑孝胥在印行之前看到了《间岛问题》。郑在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八日(1908年8月4日)的日记中记:“孟莼孙(孟森)来谈,言有宋链著《间岛问题》一书,求余署其端。”几天后,郑孝胥看到了书稿,得出这样的评价:“孟莼孙送来《间岛问题》稿本,其书颇有意理秩序。”郑孝胥为当时名士,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他的评价,可以代表当时名流的看法。
清政府官方的反应也可作为参考。宋教仁将文稿写好后,便托人转交清政府驻日公使李家驹,李家驹见书即送两份回国内,一给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一给外务部。陈立即两次致电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希望调宋教仁到吉林襄助边务。其中说“是书详于知彼,颇足补边务报告所不及”。外务部也希望宋教仁回国参加交涉工作,但最后都没有实现。
《间岛问题》自面世后多次印行,也可见其反响。主要版本有两个:一为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印本,郑孝胥为之题写了书名,国家图书馆藏有此版本;一为《地学杂志》第46―73号所连载。由于1908年中国图书公司版本错误较多,而原稿已不知下落,因此,后来印行都是用的《地学杂志》的版本。陈旭麓先生主编《宋教仁集》,李澍田先生主编《长白丛书》初集所收录的《间岛问题》,用的都是《地学杂志》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