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魏晋风度：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
魏晋风度_魏晋风度 -名称由来
介绍魏晋风度的书籍《魏晋风度》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晋人在人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_魏晋风度 -主要内涵
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是的，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各有其风采的诗文妙章行世。如何晏著有《道德论》及文赋多篇，王弼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阮籍著有《达生论》、《大人先生传》，嵇康著有《游仙诗》、《养生论》、《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向秀作《庄子注》、《思旧赋》，刘伶作《酒德颂》等。不过人们认为在文采词章后，还应加上玄谈、书法与雅集，才能够上真正的魏晋风度。所谓服药乃为求长生是对人生生命的珍视自觉；饮酒以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谈玄逸世优游林下；则为文则以写志；挥毫作书则以直观表象直表人格性灵风神；饮酒、玄谈、为文、作书则必雅集。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魏晋风度之竹林七贤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阿瞒的两手。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魏晋风度的极至，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魏晋风度_魏晋风度 -基本特征
1．自然的发现“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宗白华《美学散步》，第183页。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陶渊明《归园田居》
魏晋风度之陶渊明醉酒图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晚登三山还忘京邑》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以玄对山水”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嵇康
2．深情的发现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陆机《文赋》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诗》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
3．玄谈
或称之为清谈。以三玄为宗：《周易》、《老子》、《庄子》。魏晋真名士，非于世无涉，在其放达归隐之际，心怀家国、人事，然世道不济，才无所用，故多为出世之流。清谈，一则因其社会，一则因其情节清逸。所论者，皆为老庄之言，志在玄远高洁之境。
4．越明教而任自然
越明教者，任自然。放达无羁，不事权贵，既于入世之时，亦心怀出世之志。所谓“形在庙堂之上，而心怀江湖”是也。此间真名士，性真情纯，形容俊逸飘洒，常为越礼之姿势仪态。后人多垢之。然真名士者，非为作态效颦，率性之举也，以成就一潇洒之人生境界。
魏晋间，名士多为文学艺术名流，其作情真、自然，如出水芙蓉，一反错彩镂金之俗美，佑军之书清洒飘逸，一反隶书之厚重之气。陶诗亦清纯淡雅，入于悠然之境。明教多入世之志，虽有入世之志，然多以礼教、名实束人，况乎其间家国之乱甚矣，故魏晋之流多退而任自然。
魏晋之风，可谓人、文自觉之肇始，思想解放发端也。
5．音容笑貌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惟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同上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魏晋风度_魏晋风度 -时间分期
1．正始时期
以王弼（226－249）、何晏（190－249）为代表。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
“贵无”思想，认为老不及圣，圣人未必无情，体用如一，本末不二。调和儒道即明教与自然。
2．竹林时期
以嵇康（223－262）和阮籍（210－263）、向秀（227－280）为代表。（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
“越明教而任自然”，认为明教与自然未必相和，故崇无崇无，反对明教。
“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嵇康《声无哀乐论》
“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嵇康《达庄论》
“以无为用，不以人物为事”――阮籍《大人先生传》
以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