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章伯钧，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中国五位终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右派”之一。
章伯钧_章伯钧 -简介
章伯钧章伯钧，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生于桐城（今枞阳县），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章伯钧_章伯钧 -个人概述
1922年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第九军党代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底，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1933年参加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经济委员会委员。抗战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9年5月17日卒于北京。
章伯钧_章伯钧 -生平纪实
1895年阴历十月初一（即阳历11月17日），生于安徽枞阳县后方乡一个地主家庭。6岁时其父章扬清不幸溺水而亡。与二弟章伯韬、三弟章伯仁由两位叔叔抚养。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英语系。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
早年武昌高等师范毕业，任安徽宣城师范校长。1922年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第九军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副主任，同年底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8年在上海与谭平山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年同邓演达等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
1933年参加“闽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和民主活动，受聘为第一届、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筹组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后，同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1947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主席。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因他为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他至今仍被扣上这顶帽子）；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而且他在民盟的历史被刻意淡忘。
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
章伯钧_章伯钧 -职业生涯
桐城乡间的草鞋才子
1895年农历十月初一，章伯钧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6岁那年，章伯钧的父亲不幸溺水身亡，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三弟章伯仁（5个月）由叔叔抚养成人。
章伯钧
幼年的章伯钧先入私塾，一年后才进入乡间的育才小学读书，他自幼喜欢作文，每日放学以后，便在牛背上吟诵华章、潜心写作。小学毕业后，他报考了省内有名的桐城中学，由于数学不及格，差点落榜，只是因为他的文章 写得漂亮，才被一位桐城派文人校长破格录取。学校离他家有九十多华里，章伯钧只能在校寄宿，他每月趁假日归家，肩挑大米、菜油长途步行到校。当时，他的叔父经济上也非常拮据，为资助侄儿求学，不断变卖家产，由此更加激励了章伯钧刻苦学习的精神。
1916年，20岁的章伯钧赤脚穿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时值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章伯钧的思想也受到了巨大的震荡。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用科学和民主的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就有他毕生视为知己的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恽代英是江苏武进人，与章伯钧同龄，他早在武昌办起了利群书社、互助社、共存社，章伯钧常去书社读书，两人相交甚洽。经恽代英介绍，章伯钧又认识了湖北汉阳籍的萧楚女，他也是中共早期的著名革命家。在恽、萧的影响下，章伯钧在武昌高师也发起组织了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了学生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锐意革新教育制度
1920年，刚刚从武昌高等师范毕业的章伯钧，回到安徽后立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宣城师范改名为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章伯钧出任该校校长。
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章伯钧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他先后聘请好友恽代英、萧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到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亦大洋一百元。他们一起商议革新教育方针、内容及教学计划，决定先从教材入手，充实教学内容，用进步思想去影响学生，不仅使学生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还要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革命理想。他们利用课堂作宣传民主、科学思想的场所，还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社会，加强实践锻炼。有次，恽代英带学生到较远的黄山远足，沿途进行社会调查，数日未返校。学生家长见孩子不归，遂起疑心，纷纷围住章伯钧校长，指责他把学生引入“歧途”。章伯钧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被人告到芜湖市政当局和安徽省教育局，闹得满城风雨。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由章伯钧通过高语罕介绍到设在芜湖的省立第五中学教书。随后，章伯钧又邀萧楚女来校任教，萧楚女继续将课堂当作抨击封建思想、传播革命真理的讲坛，结果又被旧势力迫令去职。章伯钧见自己的教育革新理想难以实现，也愤然挂冠而去。但是，他在任校长一年中播下的进步种子却开花结果，宣城四师后来成为皖南新文化运动中心。
1922年，安徽省省长许世英以公费送章伯钧赴德国留学。到柏林后，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有幸与正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朱德相识，他们同住一室。章伯钧还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年，著名政治家邓演达到欧洲游历，他与章伯钧一见如故，两人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进步发展之路，章伯钧从此深受邓演达思想的影响。
章伯钧在柏林大学学习了四年，他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法的黑格尔哲学，获博士学位。章伯钧的奋发精神，也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作用。二弟章伯韬曾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为操劳过度不幸英年早逝。三弟章伯仁曾留学日本，后赴苏联，成为共产党员，继王明（陈绍禹）之后担任过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在斯大林时代的肃反中被错杀。
“福建事变”中的风云人物
1926年，在德国学成的章伯钧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回国。这时，郭沫若在中山大学文学院任院长，孙炳文与郭是同乡，船抵广州后，两人便去找郭沫若。郭沫若很高兴地欢迎他们，并聘章伯钧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哲学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块大洋。章伯钧将薪水中的二百块大洋每月缴了党费，八十块大洋自己用。当时在中山大学管理党费的徐彬如先生（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晚年时常对章诒和感叹：“你父亲这二百块大洋的党费，在当时可管用啦！”
北伐时，章伯钧从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九军党代表（军长是朱德）。大革命失败后，章伯钧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但只有很短的时间。不久，起义军受到挫折，章伯钧遂与郭沫若、茅盾等一起离开军队，他到了香港，过着流亡生活，从而脱离了共产党组织。
1933年11月，章伯钧到了福建，与国民党左派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人一起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蒋介石，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章伯钧被推举为政府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提出：“为完成农工民主革命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前途着想，应实行‘计口授粮’试点。”他的办公室也成为福建人民政府内最拥挤和繁忙的地方。正当章伯钧大展宏图之际，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下失败了，章伯钧被迫第二次到香港流亡。
三次婚姻
章伯钧生前曾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是1921年，由他母亲作主，在安徽桐城老家给他娶了一位农家女林氏为妻，后生子章师明（曾为全国人大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组织部长）。
第二次婚姻，是在1927年，章伯钧与郭沫若一起参加北伐战争时期发生的。章伯钧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这时，一位名叫李哲民的年轻姑娘闯入他的生活。李哲民系河北怀安县人，她的父亲也是一位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当地最早兴办新式学堂、女子学堂，开教育之先河。李哲民从小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因而与章伯钧一见倾心，两人遂于同年结为伉俪。1932年，李哲民在北京女师大化学系任助教，兼附中化学教师，不幸患肺结核病逝。章伯钧与李哲民女士的婚姻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是幸福的，因为这毕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由恋爱，直到晚年，他还曾拿出李哲民的照片来给章诒和看，并说：“你好好看看，是你母亲漂亮还是她的姐姐（指李哲民）漂亮？”
第三次婚姻是与李健生女士结合。李健生原名李淑娴，1908年生，是李哲民的妹妹。李健生女士也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及良好的教育，在河北宣化中学初中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女师大附中，入学不久就提任了学生会《学生月刊》主编。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她仅带六枚桐板南下参加革命。李哲民临终前，曾将自己的妹妹托给丈夫，希望他们能结合。1933年，章伯钧正式写信向李健生女士求婚，当时李健生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三年级，她在异常复杂的心绪下，允诺了这桩婚姻，他们于当年暑假时在上海结婚，并生下章诒学、章诒和姐妹俩。
政治舞台上的“第三者”
当章伯钧与邓演达第一次在德国见面时，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悲剧似乎就已经决定了。邓演达的思想，以及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观点，全部为章伯钧所接受，他们之间的私交亦十分密切。邓演达善于作鼓动性的演说，讲话时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他从德国一返国，便与章伯钧一起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当时被称为继国民党、共产党之后的“第三党”，其主要骨干力量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另一部分是从共产党中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等。第三党从建立那天起，就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视为讨厌的“第三者”。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戴季陶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而是邓演达这个人。”加之邓演达在黄埔系将领中颇有威望，蒋介石也很忌恨，遂于同年11月29日下令将邓杀害于南京。
章伯钧、李健生夫妇得知邓演达被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悲痛。章伯钧将邓演达生前常戴的一只金表作为婚后最珍贵的礼物，赠给了自己的妻子李健生女士，他发誓说：“要像寡妇守节那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
邓演达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即“前资本主义”。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这一思想，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章伯钧，而且成为章伯钧毕生实践的思想出发点，也是他们共同创建第三党的思想基础。邓的思想甚至影响到章伯钧被划“右派”的政治主张。邓演达被杀害后，章伯钧一直继承着邓演达的这面旗帜。
1935年，章伯钧在香港时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建为农工民主党，同年，中共中央发表有名的“八一宣言”，章伯钧的抗战热情被鼓动起来，他再次回到内地投身抗日，曾奔走于重庆、武汉及广东等地。1939年起，他开始筹建民盟。1941年，正当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第三种势力也获得很大发展，它在当时处于国共两党之间，能够起到一些调停的作用，为此，当时的“三党三派”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起来，于3月29日秘密组成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他们的宗旨是：“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章伯钧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
抗战胜利后，民盟为促成国共谈判、筹建政协奔走，章伯钧是积极的。1948年9月12日，章伯钧作为知名民主人士应中共邀请赴东北，并于1949年2月25日抵达北京，参加人民政协的筹组工作。6月15日到19日，新政协举行筹委会，章伯钧是21名常委之一。从此，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作为民主党派，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协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春风得意”到反右大风暴中的风云人物
章伯钧参加人民政协以后，立即被中国共产党委以重任，在筹组阶段，他负责参加起草著名《共同纲领》，这实际上是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章伯钧先后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组织部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这时候的章伯钧，真是春风得意，他每年都要赴各地视察、出国，还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会。
可是，在1957年夏季反右斗争风暴中，章伯钧却成为第一号右派分子。章诒和女士坦率地客观地叙述了这个过程：“开始，我的父亲对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是非常兴奋的，他认为这个思想的提出，是毛泽东对自身理论的突破，他曾对人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
“父亲当时对即将来临的大风暴似乎并无预感，当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时，父亲是真诚地相信共产党的。”
不久，中央统战部召开整风座谈会，要民主党派负责人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位领导还亲自打电话给他，希望他在会上一定要讲讲。1957年5月21日下午，正患腹泻的章伯钧乘坐吉姆轿车前去参加会议，在车子里还在思考给共产党提什么意见，想着想着，想出了一个“政治设计院”的方案，据1957年有关报载，其内容大致为：
――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问题，多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的这一篇发言，终于成为他划为右派分子的重要定性材料。很快，上面对他从政治上进行了处理，他所担任的职务一个个被撤销，保留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不过在生活上，他受到了宽容的对待，国家分给他的三套三进三间住房未动，工资虽然从三级降到七级，但还被允许保留了警卫员、秘书、司机、厨师、勤杂工、保姆……
章伯钧在政治上则从此丧失了许多权利。他再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表正式演讲，无权著书立说，无权看高级干部阅读范围的文件，无权参加游行、集会等群众性欢庆活动。他的政治地位从原先的高峰一下跌入了深谷，并多次检查、接受批判。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就如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篇著名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描绘的那样。只是因为他过去有名望，又系知识分子，因此 ，他才被冠以“右派”而没有被定为“反革命”――而实际上，“右派”就是反革命。
寂寞而悲惨的归宿
划右以后的章伯钧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人们只在需要反面教员时才提到他，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整天看到的是头顶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昔日许多朋友不敢再登门了，一些过去非常亲密的人，这时见了他形同陌路，对他不理不睬；敢登门的也就是那几个右派“同类”，如罗隆基、龙云、黄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