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潘汉年（1906―1977），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1930年代初期负责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国共谈判、民主党派、国民党起义投诚等统战工作。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出发，奉饶漱石之命赴上海对大汉奸李士群进行统战工作。潘汉年从利于工作起见，经匆忙电报请示饶漱石后，去见了汪精卫。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建国初，他成功开展了上海工商界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1955年4月，潘汉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内奸”问题被捕。1967年3月潘汉年又被重新收监复查。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籍并判处无期徒刑。1977年4月病逝。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给予高度评价。潘汉年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党的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潘汉年子女_潘汉年 -人物简介
潘汉年
潘汉年（1906-1977），1906年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潘汉年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投身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并于1925年加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文化战线上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及其文化“围剿”政策的斗争，成为一位活跃的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他参与发动了左翼文艺运动，并主持了“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是上世纪30年代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潘汉年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党的统一战线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尤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取得了许多极具传奇色彩的业绩，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赞誉和爱戴，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杰出楷模。
潘汉年长期战斗在我党秘密战线，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他出入魔窟，凭借着对党的耿耿忠心和自己的大智大勇，为党除奸，创造了鲜为人知的特殊功绩。
潘汉年子女_潘汉年 -人物年表
早年生活
1911年辛亥革命后，潘汉年的父亲潘莘臣一度被选为宜兴县议员，但仍课读乡里，教育子女。小汉年秉性聪颖，深得长辈喜爱。
]1919年夏，汉年在宜兴县立第三高小毕业，在林圩祖母吴氏的资助下进彭城中学读书。
中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潘汉年十分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他常扮演穷苦人民的角色，因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表演使观众为之动容。1921年他离校投身了革命。
投身革命
1925年初，潘汉年告别了家乡父老，来到上海，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到上海不久，潘汉年就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之后，他参加了创造社，并任《A11》周刊主编。同时，他还和叶灵凤合办了一个小小半月刊《幻洲》。在这两个刊物上，潘汉年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檄文，如《原来如此内除国贼！》、《幻想中的OAZO》、《街头闲话》、《对空炉评空话》、《新流氓主义》等。
潘汉年还积极投身于汹涌澎湃的政治洪流。不久，他加入了革命的国民党，为反帝反军阀斗争奔走呼号。1925年夏，上海“五卅”惨案后，潘汉年迅速投入声势浩大的群众行列，并写了许多反帝檄文。在这场运动中，他切身感受到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创办《革命军日报》。邀请潘汉年赴赣担任该报主编兼政治部宣传科长。征得党组织同意，潘汉年赶到南昌，担负这一任务。
南昌起义后，新军阀在九江强行接收政治部，潘汉年等只得全部撤出，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到上海不久，潘汉年被江苏省委任命为“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书记。第二年，又担任由中宣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依靠党的威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在短短一二年内，就使“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剧联”等组织先后成立。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中组书记，潘汉年还常活跃在各进步文化团体之间，将文化界各条战线的进步力量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
成为特工
1931年春，党中央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从此，他就成了一个“神秘”的特工人员，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
1931年1月，何孟雄、林育南等24位同志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当潘汉年侦知这一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及时通知江苏省委，要求营救，表现了身为“特科”领导人的潘汉年高度的责任心。
1932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被国民党拘捕，引起上海文化界极大愤慨。潘汉年挺身而出，为营救牛兰夫妇四处奔走。他利用合法形式，在汉口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了不少社会名士，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南京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从而迫使国民政府释放了牛兰夫妇。潘汉年还与曾经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保持着关系。杨度入党是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的。
1933年夏，潘汉年调任苏区中宣部副部长。他具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经验，党中央又派他与十九路军秘密谈判，谋求反蒋抗日。
1933年10月26日，潘汉年等人代表中央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之后，他又和黄火青出使福州，策动“福州事变”，并和新生的福建政府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边界交通条约等协议。对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推动反蒋抗日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4年1月，福州事变失败，潘汉年被迫撤往香港。不久返回瑞金，继续在中宣部工作。但很快又被派到粤赣边境与广东政府的代表秘密会谈，商讨合作抗日事宜，最后达成关于停战、通商等五项协定。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潘汉年随营远征。
1935年1月，党中央为尽快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派潘汉年出使莫斯科。潘汉年就从长征队伍里“神秘”地“失踪”了。他伪装成一个烟贩子，经香港回到上海。到上海后，和宋庆龄及其他一些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取得了联系，向他们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革命信念，并为筹备组织救国团体四处奔走。之后，他和陈云同志一起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代表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商讨停战条件。国民党以胜利者自居，条件苛刻。潘汉年坚持原则，谈判未果。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命回国和陈立夫、陈果夫洽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他通过各种关系先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张冲建立了联系，接着前往南京同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进行秘密会谈。曾要求潘汉年与陕北党中央负责人联系，再进行谈判。于是，潘汉年再回上海，经党组织同意，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求工作。
1936年8月，潘汉年从上海经西安进入陕北，赶到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了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联系的情况；同时汇报了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情况，并详细介绍了香港、上海方面爱国运动的发展情况。9月下旬，党中央命潘汉年回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回上海后，他一方面在宋庆龄、沈钧儒等爱国人士中间大力开展工作，为推动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另一方面又和国民党方面秘密接触，商讨合作事宜。
“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出现新转机。不久，陈立夫就派人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紧急商谈。“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改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八办”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救亡斗争，把上海各种爱国群众团体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抗日救国阵线。他还通过夏衍团结了一批文化人、新闻记者、作家，创办了《救亡日报》，组织出版了许多刊物。同时，他还一如既往地进行秘密活动，派遣同志打入敌特机关，广泛搜集情况。
1937年冬，上海沦陷，“八办”被迫转入地下，潘汉年撤往香港，继续从事文化、情报活动。他利用各种关系，巧妙地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名人安全离沪，转移到香港或大后方，并迅速建立起香港情报网，把抗战信息传送给党中央及地方党组织。他还一度驰往武汉，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在武汉期间，潘汉年展开高超的统战才能，为党积极寻找内线，搜集情报。
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常到城工部研究敌占区工作问题，并不时到中央党校、情报训练部讲课。董慧是他的一位热心听众。她本是香港富商的千金，在抗日热潮下，她舍弃舒适的都市生活，来到延安。在与潘汉年接触过程中，她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他们结为终身伴侣。
1939年，潘汉年夫妇奉命回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们的情报据点主要在香港和上海，董慧以银行职员身份为掩护，负责传递情报、筹措经费，潘汉年则常往来于港沪之间。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委与潘汉年，迅速从上海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去。1942年11月初，潘汉年在安排江苏省委机关同志安全转移后，才与刘晓、王尧山等人向淮南进发。在淮南工作期间，潘汉年担任华中局社会部长、联络部长等职，主要负责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他坐镇小王庄统一部署，全盘规划，在宁、沪、淮间，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图，使许多重要情报经过分析、研究后及时告之党中央及其他部门。
1943年秋，被饶漱石派到上海调查日伪军在江南的清乡计划和具体部署。潘汉年发动情报人员，查知汪伪江苏省长李士群有观望之态，便经党中央同意前去做策反工作。在潘汉年反复劝导下，李表示愿意将功赎罪，并详细介绍了敌伪清乡部署情况。
1944年底，潘汉年奉命北驰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8月，他又急赴东北，从事苏占区接管工作。
1946年初，潘汉年再度南下，继续开展情报、统战活动。他充分利用他在上海的活动基础，从容斡旋于各派人士之间，把许多绝密情报巧妙地送到中共代表团机关所在地“周公馆”，内战爆发后，潘汉年撤到香港。在香港设立了秘密电台和“流动办公室”，有条不紊地安排港、沪情报工作，为解放战争作出巨大贡献。
1947年，在全国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各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到香港从事组织活动。潘汉年随即投入紧张的统战工作，为共商反蒋救国大计奔走。凭着党的威信和个人才能，他将一批批民主人士争取过来，大大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
1948年末，根据中央指示，潘汉年不顾敌特的破坏和港英当局的阻挠，排除万难，分批将民主人士等350余人，从海路安全送到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另外，他还亲自部署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上海海关和中国、中央民航在港员工起义，从而为新中国提供了一大批宝贵财富。在香港他广泛联系文化人，支持创办了《华商报》、《文汇报》，并在香港组织义演，为革命活动筹集大笔资金。
建国之后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陈毅任市长，潘汉年任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长。
1953年春，发生了高岗、饶漱石搞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审查饶漱石时涉及到了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和曾分管上海公安局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被逮捕审查。他的主要“罪状”是：第一，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
第二，“投靠日本特务机关”。第三，“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第四，“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
已成为“内奸”的潘汉年被囚禁在那间布置舒适的监房里，每日的“工作”便是写材料。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67年6月潘汉年夫妇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1975年5月，潘汉年出狱被发配到湖南劳改农场。
1977年3月24日，潘汉年含冤病逝，终年71岁。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他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1983年4月15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从湖南长沙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潘汉年子女_潘汉年 -渗透日特
潘汉年
到上海后，潘汉年与另一个情报人员袁殊接上了关系。袁殊早年留学日本，曾自筹经费创办《文艺新闻》，在30年代上海文坛上以其“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公开合法斗争方式，进入左翼文化阵营，潘汉年是袁殊的入党介绍人。
1931年10月，袁殊在上海静安寺路一家白俄咖啡馆，会晤了潘汉年和王子春。潘、王两人代表组织通知袁殊，组织上决定他参加中央特科工作，担任党的一名“前卫”战士。潘交给他的任务是：逐渐在社会上褪去“左”的色彩，变为灰色人物，然后利用合法身份，深入敌人心脏，为党收集战略情报。
1939年，潘汉年指示袁殊打入日特“岩井机关”。袁殊奉党组织之命，早在1933年就与日本情报人员岩井发生了情报关系。由于袁殊讲得一口好日语，加之机智地投岩井所好，请他上馆子吃中国菜，陪他逛舞场跳交际舞，于是，岩井把袁殊当作好朋友。袁殊打入岩井机关后，潘汉年自己则以“胡越明”的化名，通过袁殊的具体安排，与岩井有了直接联系。此后，潘汉年从与这位日本特务头目的交往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939年11月间，岩井派袁殊告诉潘汉年，要他为岩井机关搜集情报，并要求他做一个在香港开展工作的计划。潘汉年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香港的情报范围。具体做法是：利用岩井的关系作掩护，在香港办一个公开刊物，作为活动据点，定期搜集情报，并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次情报，但岩井须每月供给活动经费2000元和办刊经费。换句话说，就是用岩井的钱，作为我搜集战略情报的经费；用岩井的关系，掩护我情报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的计划很快被岩井所批准。于是，一个以《二十世纪》为刊名的杂志，扮起“灰色”的脸宠，出现于世人面前。该刊由恽逸群任主笔，郑禹森为助手，他俩都是潘汉年手下的老情报人员，从此，该刊编辑部就成了中共一个安全可靠的情报活动据点。至于向岩井机关提供的情报内容，经潘汉年与廖承志、张唯一等商定，由徐明诚和张唯一每半月起草一份有关大后方及国共合作的情况，有时增编一些英、美、苏在香港的动态。
就这样，中共的情报网络，经潘汉年编织，渗透到了日特“岩井机关”；一份份有用的战略情报，经潘汉年之手，转达到了延安中枢机关。据刘人寿、何荦等回忆，潘通过其情报关系包括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13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1945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表扬了刘晓和潘汉年。1982年8月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通知中也说他在这个时期“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不仅如此。潘汉年还利用“岩井机关”，掩护了自己和一批情报人员，先后将何香凝、廖承志等安全撤离，并将潘部情报人员，分两批撤离香港。
潘汉年子女_潘汉年 -打入汪伪
潘汉年（右二）
香港沦陷后，上海的形势更为险恶，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和情报工作人员随时都有被日伪特务机关侦破的危险。为了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正常运转，潘汉年认为自己有必要亲自出马，和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直接打交道，以便进一步观察敌情，谋划对策。
1942年2月的一天，潘汉年由袁殊陪同，来到了愚园路1136弄李士群的家。1136弄是一条很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弄内有10余幢独立的小洋房，是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等在上海的家，因此，这里成了汉奸巢穴。
经过多次周旋，潘汉年不仅将从事情报工作的关露安插于李士群身边，自己还亲自与李士群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使中共的情报工作终于打入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核心。
两个月之后，李士群又一次在上海的家里约见了潘汉年。会见时，李士群首先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在苏北盐阜新四军军部驻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的计划，希望新四军方面有所准备。潘汉年对此表示了谢意。在这期间，潘汉年的情报网络还深入到了被称之为汪伪股肱的周佛海那里。
1942年底，潘部情报人员张子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潜赴上海，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相识，周亦称他为“老友”的关系，与周联络。此后，张子羽经常出入于“周公馆”，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方面的有用情报。
同时，潘汉年还通过华克之同他的“知交”任庵的关系，打入“周公馆”，华、任两人后来成了周家座上客。据华克之回忆，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潘汉年子女_潘汉年 -在上海
潘汉年夫妇
1949年5月5日，潘汉年按党中央的号召与夏衍、许涤新等人一同抵京，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接见了他们。潘汉年在上海有良好的活动基础，党中央决定派他到上海工作。临行，周恩来满怀希望地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工作。”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陈毅任市长，潘汉年任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长。
在陈毅市长的支持下，潘汉年先向流氓势力开了刀。他擒贼先擒王，派人向黄金荣讲明政策：只要他坦白认罪，不再包庇徒子徒孙，破坏社会治安，便可得到宽大处理。那时年过八十的黄金荣，只求安度晚年，于是欣然接受这个条件。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日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黄金荣自白书》。黄金荣交待了自己在旧社会的种种罪行，并告诫门徒改恶从善。这篇声明轰动一时，使有恃无恐的流氓歹徒失去了后台，再不敢横行霸道，上海从此秩序井然。
同时，潘汉年还着手治理“三鸟”之害。“三鸟”即赌博、嫖娼、吸毒。取缔赌场、禁止吸毒较简单，取缔妓院则十分复杂，因为这牵涉到大批妓女的善后处理问题。潘汉年多次召集妇女干部，共同研究办法，不久大多数妓女找到正当出路：有的回家，有的嫁人，有的当了工人。一时传为美谈。
为尽快恢复上海经济秩序，潘汉年协助陈毅市长在工商界开展活动，他陪同陈市长召开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座谈会，说明党的政策，争取早日恢复生产。并要求挟资到香港的资方人士回上海开办企业。
潘汉年还经常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当时，上海有时发生劳资争议，严重时工厂被迫停工。潘汉年往来于劳资之间，一边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一边对资方进行开导。不但稳定了上海工商业生产，而且使广大商界人士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有了深切了解。
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突然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进行轰炸。陈、潘两位市长不顾生命危险，亲临现场视察被炸情况，指挥电厂抢修，很快使电厂恢复生产。“二六轰炸”事件是美蒋蓄意破坏上海生产的罪恶行径，然而后来竟有人嫁祸潘汉年，是他用秘密电台把敌机招来的。在文教方面，潘汉年不但规划了高校建设，还经常召集高教界代表人士进行座谈，定期到高教协会作报告，认真体察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状况。到现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念念不忘潘副市长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
在解放初期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潘汉年是陈毅市长的得力助手。1951年春，上海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两位市长把握“稳、准、狠”的政策，仔细鉴别，使运动得以健康发展，基本上做到不放过真正的敌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使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之后，潘汉年又负责“清理中层”工作。
解放初期，我党对大批从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公务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留用各机关，这对于稳定人心，减少失业，是一个合理措施，但另一方面，因没经过审查，因此极有必要进行清理。潘汉年本着“救人”的原则，对他们进行认真清理，取得良好效果。“三反、五反”运动中，潘汉年又分管“五反”，对象是工商业者。他坚持“五反”、生产“两不误”的方针，一面要求资本家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对违法工商业户加以制裁，另一面支持已清除了“五毒”的资本家，“各安其位”，努力从事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
潘汉年子女_潘汉年 -冤案平反
潘汉年与茅盾、夏衍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进入中央领导行列，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首先要求曾长期担任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的刘晓写出报告，用材料说明潘汉年是为我党搞情报，还是为国民党或日本人搞情报的问题。
刘晓、张毅夫妇联合潘汉年的老战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写信要求对潘案进行复查。刘晓还找到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人寿夫妇，他们自费来到北京，表面上是探亲访友，实际上是为潘汉年问题提供材料。与此同时，陈云还向廖承志、胡立教、夏衍等许多人了解潘汉年的情况，这是他向中央建议之前所采取的调查研究的一个步骤，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位老革命家稳妥细密的工作作风。
1979年10月陈云因病住院动手术，手术前，陈云给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复查潘汉年的问题。1980年11月3日，在中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时，廖承志首次公开对潘汉年表示疑问。不久，廖承志便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文字材料，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给潘汉年平反的意见。
潘汉年曾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但此时周总理已去世。胡立教在华中情报部时和潘汉年一起共事，对潘汉年“内奸”问题提出反证，他在材料中写道：“潘熟知我们党通讯密码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是‘内奸’，就不可能不向敌人透露，而确凿的事实是直到全国解放，无论国民党和日伪系统，始终不知道我们的这一机密。”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1981年3月1日，陈云亲笔写信，送给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传阅，并把廖承志给他的信一并附上。他在信中写道：“我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
很快，邓小平在传阅件自己名字上画圈后写道：“赞成。”李先念在自己名字上画圈后写上了“同意”两字。胡耀邦、赵紫阳也作了批示。1981年1月16日，公安部向中纪委写了关于潘汉年一案的概况材料，如实反映了潘案的处理全过程，并将1945年刘少奇、康生给饶漱石的电报以及1955年6月8日，李克农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潘汉年案件提出的五条反证材料，一并向中纪委作了报告。
这五点是针对指控潘汉年“反革命罪行”写的：1、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央、中情部均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批示(因之，潘与敌伪特务系统的接触，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应成为罪行，而且潘的这些接触都向中央报告过)。2、潘利用某些人开展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是有正式报告的(这是指潘接触敌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事，不应当成为罪行)。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敌对上海租界控制不严，有空隙可以利用，潘的面目有所暴露，但仍有存在条件(潘在上海一直未被捕，成为潘与敌特有勾结的罪证。所以这点作了相反的解释)。4、在太平洋战争前，潘向中央报告的关于日特、伪军及日美谈判和苏德战争等是有价值的(充分肯定了潘在沪、港为中央进行情报活动的重大功绩，因此说明潘不是内奸)。5潘汉年系统重要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但是，二次向中央写报告，继续为潘辩护。可惜都未被采纳，终于酿成我党在建国后一大冤案。
1981年3月，中纪委开始对此案进行复查。经过一年零5个月的努力，终于以确凿的材料证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1982年8月23日，也就是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前夕，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潘汉年子女_潘汉年 -最后岁月
1975年5月29日，湖南省茶陵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