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截止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4126-12735美元之间，而智利2014年人均GDP为14477美元，智利显然已可以被认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仍然不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认为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是“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_中等收入陷阱 -特征介绍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_中等收入陷阱 -主要表现
世界银行最新《东亚 经济半年报》：
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
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 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
第三个挑战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
报告说，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
报告说，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
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战性之强绝不亚于1997年7月后进行的改革。”
在题为“东亚城市边缘的可持续发展”的特别聚焦部分，报告分析了对东亚地区城市化的惊人预测。到2025年，城市人口预计会猛增5亿，增幅高达65%，对已显不足的公路、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形成巨大的压力。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_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现状
1、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将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危机前增速低于2%的若干经济体，投资相对较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经济体，集中精力强化投资环境和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关键，让企业得以找到新的竞争优势。
2、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3、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此外，尽管各国在危机后一直致力于加强金融和银行业，但很多经济体有必要加快这种努力的步伐。
4、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尤其是在改善治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发展更加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包括面向穷人的信贷渠道；开放服务业贸易；促进教育体系发展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强调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报告还研究了包括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在内的东亚小型经济体。部分由于商品价格上涨，这些经济体中有些已出现增长率回升，但政局不稳和社会紧张状况仍然危害着部分国家的发展前景。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_中等收入陷阱 -特征比较
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对总结国际经验有重要意义。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42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当时仅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马来西亚则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韩国则达到了 191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 从 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 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 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 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 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
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 从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看，韩国从明显落后转为明显领先。如预期寿命，韩国1960年仅为54.2岁，与马来西亚基本相当，比阿根廷低11岁。到2008年，韩国提高到79.8岁，已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75.3岁和 74.4岁。婴儿死亡率也有类似情况，韩国 1960年婴儿死亡率高达96‰，远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59.9‰和66.1‰，到2008年，韩国已经下降到4.7‰，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领域，2010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上世纪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显领先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8.9和9.7年。
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 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表明外资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别是马来西亚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5.3%。在外债方面，阿根廷 2002～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韩国。
第六，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_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原因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_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发展
中方2014年接过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的重任，愿意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进本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各成员经济技术合作能力，携手推动亚太地区发展繁荣。
亚太自由贸易区是对现有自由贸易安排的有力聚合。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是要巩固一体化进程，明确远景目标。亚太自由贸易区同现有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并不矛盾，后者是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目标的可行路径。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习近平在全会上致辞。
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
，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_中等收入陷阱 -规避方式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19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笔者认为，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补充：陷阱的主要入口开启，主要是因为经济动力不足，不论是过分依赖外部经济（出口为主），还是内部经济萎缩（导致通胀），都是因为经济动力不足，依次为基准来看，最为可控的拜托陷阱的方式依然是促进内需最为根本，因此增加就业（国家在大力提倡创业）并且最大限度丰富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服务业是在大环境制低迷条件下的一个重要补充动力，以针对小众的特殊定制服务开启德国式工业，加大第三产业的升级力度，并让优秀的企业有机会进入制造业领域，并提升研发水平是重要缓解；同时合理促进城镇化，加大农业集中化和机械化，让农业人群收入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城镇化新人口对于制造业的需求也是一个补充动力，但关键是我们不能在这个节点更多的发展制造业，否则只会因为短期动力造成更大的产能泡沫，相反我们要精简现有的制造业产能，加速研发和产品的升级换代，这将是这股动力的真正作用；最后，提升城镇人口收入，将是补充所有动力的联动环节，因为城镇人口收入增加才能带来更多的第三产业创业机遇，带动新城镇人口的消费欲望促进制造业升级转换提供动力，所有的环节必须环环相扣紧密连接，尽量降低外部环境（国际市场）的变化造成的陷阱入口扩大、加深。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_中等收入陷阱 -专家解析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地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什么表现？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避免落入“陷阱”？为此，记者对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三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进行了专访，请他们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原因
记者：从您的学术研究领域和专业眼光来看，您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
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
刘伟：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是什么？即现在流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时效率提高如果赶不上成本提高，就会陷入低效益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变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经济衰退。三是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技术创新弱使内需不足，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受市场控制。稀缺性资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标分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长的泡沫必定酿成社会不公、经济泡沫。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田雪原：观察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我们发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走向中等收入经济“起飞”过程中，没有重视和解决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贫富两极分化、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经济技术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蔓延、社会动荡加剧等问题。
表现
记者：在您看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表现？
郑秉文：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很多，如不及时加以解决，极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的“浅度城市化”。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七是“美元陷阱”，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九是“捧杀陷阱”，表现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现为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一些诸如引进西方式民主等不适当的民主诉求的凸显。
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
田雪原：作为人口学研究者，我主要谈谈郑秉文主任刚才说到的“人口陷阱”，尤其是“老龄化陷阱”，因
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致以下后果，堕入“陷阱”：一是影响经济增长。我国从2011年开始，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缓慢减少，2030年以后将转为“人口亏损”、“负债偿还”期，如不加以及时扭转，不利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延缓经济增长。二是影响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不好，必定影响劳动就业。三是影响消费。我国经济发展消费动力严重不足，相比之下，老年消费更为不足和落后。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消费市场快速扩张，这种情况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四是影响城市化。当前我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年人）部队”等问题在农村沉积下来，引发了一系列新情况，必须加以戒备。五是影响养老保障。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供养入不敷出，子女供养危机四伏，老年自养受到严峻挑战，使“碎片化”养老方式陷入困境。
举措
记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那么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刘伟：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创新力不够，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国存在，甚至有的还比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在经济体制方面，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场化竞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培育的重要方面。
郑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对症下药”。譬如，对于“转型陷阱”，我们应当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重中之重，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克服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继续夯实农业基础，着力化解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对于“城市化陷阱”，我们既要防止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又要纠正中国的“浅度城市化”，为农民工提供均一个平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真正“市民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等等。应当看到，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中国特有的各种风险挑战和陷阱诱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并未雨绸缪做好各种准备来应对挑战。
怎样解决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
针对中国经济放缓而产生的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命运，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比较优势的结果是开放经济和后发优势、宏观稳定、高储蓄和高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