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川人生活在中国的西南，原本是全国各地移民的后裔。秦灭蜀后，就曾“移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东汉末到西晋，又发生过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有大批北方人迁居蜀地；元末明初，南方移民大批进入四川；明末清初的的大移民活动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即所谓“湖广填四川”；抗日战争时期，大批“下江人”即长江中下游居民大量迁居四川。即使不算全国解放后，大批北方干部进入四川，三线建设时期又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进入四川，并从此落地生根，定居蜀地，在中国历史上，四川人口的“大换血”就已达六次之多，以至于达到了移民在数量上超过土著。2009年底，四川人达8860万。四川人人才辈出，精英荟萃。古往今来，在各行各业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概述
四川人的人生
200多万年前，四川便开始有了人类活动，距今25000年前开始出现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四川人经历了沧桑巨变，形成了独特的性格和特点。那就是勤劳、朴实、机敏、智慧、豁达。
四川人_四川人 -四川人来源
四川人的构成主要为本土四川人和后来的湖广等地移民。简捷地说，四川人原本是全国各地移民的后裔。秦灭蜀后，就曾“移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东汉末到西晋，又发生过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有大批北方人迁居蜀地；元末明初，南方移民大批进入四川；明末清初的的大移民活动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即所谓“湖广填四川”；抗日战争时期，大批“下江人”即长江中下游居民大量迁居四川。即使不算全国解放后，大批北方干部进入四川，三线建设时期又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进入四川，并从此落地生根，定居蜀地，在中国历史上，四川人口的“大换血”就已达六次之多，以至于达到了移民在数量上超过土著，亲戚遍全国：“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随着移民的进入，必然发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中原文化、南粤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同形成于先秦的巴蜀文化之间的碰撞，可以想见是持久而激烈的。可是，碰撞的过程也就是融合的过程，其结果便是一种新的区别于原有的古蜀文化的新文化的诞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四川人的性格就不能不出现异质并存、错综复杂的现象。第一次跨进蜀地的人总会有耳目一新之感，似乎自己是跨进了一个新的国度。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诗圣杜甫逃离战火纷飞的中原，从华州经秦州、同谷，来到成都，不禁大感惊奇。这种惊奇感的强烈，甚至压倒了艰辛旅途给他的感受。他在《成都府》一诗中甚至忘了抱怨蜀道难，而只是大声惊叹道：“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见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四川人_四川人 -川人性格
一是像冲出峡口的山洪，有些“叛逆”，但“叛逆得瑰丽而惊人”。四川人无论什么身份、职业都始终洋溢着一种勤劳勇敢、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这种文化品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分不开。四川盆地地势复杂，高山深谷纵横，从中冲决而出的滔滔洪水终归万里长江。得此山川、文化精神的哺育和滋养，四川人出于对贫穷落后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默默无闻，蓄志待发，但一旦突破“瓶颈”现象，冲出“最隘一个峡口”――夔门，便大有一种誓不回头的志向，更有一番惊世骇俗的作为。对此，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三峡》中满怀激情地赞扬道：“从三峡出发的人，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二是像终究会燃起的湿木“疙兜”（树根），以“忍耐”性强而著称。忍耐是东亚文明之特征，而四川又是忍耐的典型。一方面，这种性格是他们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养成的。在生产劳动中，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不夺丰产不回头，表现了人定胜天、不向自然低头的英雄气概。在杀敌战场上，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敢于刺刀见红，作战勇猛，屡建奇功。但另一方面，在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惯了的四川人，也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随遇而安的品性，只要基本生活尚能维持，一般不愿抛弃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轨迹。因此，即使受了压迫欺负，他们大多“忍”字当头，一忍再忍，甚至忍辱负重。北方人像干柴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所不满，拍案而起。而四川人像湿木“疙兜”（树根），更多则是采取传统的“文刺”方式，以幽默俏皮的文字，以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来发泄胸中的愤愤不平之气。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轰轰烈烈、闪光发热。三是像疾风中的“劲草”，富有“忠勇牺牲”精神。在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里，四川人大多默默无闻，交差完粮，平平淡淡地作百姓的楷模。但在历史紧要关头，当内忧外患严重威胁到国家民族生存时，就会像疾风中的“劲草”，表现出强烈的“忠勇牺牲”精神。比如，在抗日战争前，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一时间，四川人被国人目之为“怯于公战，勇于私斗”的人群。但抗日民族战争的烈火激发了四川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使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滚滚洪流中。八年抗争中，川军以窳劣的武器，迎战装备精良的日军，热血洒遍江淮河汉，威名播于三山五岳。与此同时，盆地之内的四川父老，为全国补充了近300万人的兵源，致使抗日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为国家承担了占总数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为全国提供了占征收总量38.5%的稻谷……四川人民在抗战八年中所做的贡献，受到了全国各界的高度评价。随着移民的迁徙，商品的流通交易，四川地区人际交流空前频繁，极大地凸显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四川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较早提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典故。他的说法，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移民运动。经过明末的兵燹战乱，四川境内的不少地方“寥寥孑遗，俨同空谷”。经过其他地区民众的自发迁徙以及官府的招徕流民，四川人口逐渐增长。湖南和湖北因与四川毗邻，转徙最为便利，故而前往四川谋生的人数在各省移民中为数最多。来自湖广等地的大批移民，对于四川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四川省会成都，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是说一家中的女人，或嫁与陕西人，或嫁与江苏人，而娶来的媳妇或是江西人，抑或是湖广人，家庭成员的原籍可谓五湖四海，当时已没有超过十世的“老成都”了。这种移民潮不仅波及城市，而且也影响到广大乡村。随着移民的大批迁徙，经历明清鼎革兵燹战乱的四川，经济元气逐渐恢复，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在成都，字号放账的都是山西人、陕西人，当地人称“老西”、“老陕”，所谓“放账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陕气如雷。城乡字号盈千万，日见佗银向北回”。从这首竹枝词所述可见，山、陕商人在成都的势力如日中天，一般民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本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老家。作为商帮势力繁盛的标志，四川各地的会馆相当发达，而在鳞次栉比的各地会馆中，陕西会馆显得鹤立鸡群。除了大商帮外，钱铺基本上为江西人所垄断。伴随着商品流通交易的日益发达，人们之间的交流和接触空前频繁，极大地凸显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清代前期，绍兴师爷就受到成都人的极大瞩目：“安排摆设总求工，古董诸般样不同。美服更兼穷美味，师爷气派与门公。”这首竹枝词，叙及绍兴师爷在衣食家居日用方面的与众不同。清初以来，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1]四川人_四川人 -川人交往
至迟从公元前4世纪起，地处四川盆地的巴国和蜀国已经与中原的诸侯国联系在一起。在秦国扩张到巴蜀旧地后，大批移民就开始迁入。此后，巴蜀地区曾经历过一次次比国内其他地区更加惨烈的天灾人祸，以至有了“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说法。但无论乱到什么程度，四川又会浴火重生，恢复为“天府之国”，成为西南重镇。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四川的自然条件是“天府之国”的基础。四川地区水源充沛，从古至今，都江堰的自流灌溉造就了四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加上气候温和，植被茂密，物产丰富，在农业生产条件下完全能做到自给有余。16世纪美洲作物玉米、红薯等传入后，盆地周围的丘陵山地也得到更大的开发利用，从而养活了更多人口。另一方面，封闭的地形地势也使四川比较容易防御外来的入侵，在战乱中能保持相对的安定，或者成为稳定的后方。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外来移民。四川的早期历史记载蚕丛、杜宇等首领都来自成都平原以外，已经发掘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也部分证实三四千年前发生的频繁迁移。在古代，长距离的迁移不仅能使移民获得新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而且是移民群体本身优胜劣汰的过程。而最终能在迁入地成功定居并繁殖绵延的，都是在体力、智力上的强者。秦灭巴蜀和灭六国的过程中，大批移民迁入，带去了先进文化。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大批移民进入巴蜀，成为刘备建立蜀汉的中流砥柱。西晋时，大批氐人和汉人移民迁入，不仅建立了割据政权，也使当地的经济、文化、人口得以在一次次战乱中延续。这样的历史在唐末五代、明末清初等一次次重演。开发、定居、繁衍后的移民和移民后代热爱他们的第二故乡，在抵抗外敌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毅顽强，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移民中客家人的后代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方言和宗族生活。随着人口的增加，垦殖和开发区域的扩大，四川的经济迅速恢复，名人辈出，近代各方面的四川籍名人几乎都是移民的后裔。经过祖祖辈辈的辛勤努力，使四川迅速得到开发，因而四川无论在天灾还是战乱之后，仍能恢复为“天府之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四川人_四川人 -川人精神
盆地意识盆地意识是指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四川人的特有意识。盆地意识有许多种理解。基本上，盆地意识是由四川盆地几乎完全封闭的地理特性造成的。历史上，由于四川盆地物产丰饶而使四川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自成一体，成为一个相当独立的世界，含有“盆地即天下”的意境。盆地意识通常有自足、自满、自大等多种意思。四川多奇山异水，同样，四川人则多奇异人士，这也和四川盆地的封闭性和自成一体有关。四川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确实养了一些懒散之人，这一点在成都平原地区显得尤为突出。《隋书》中称“溺于逸乐”，正是“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的原因，这自然是指条件较好的成都平原地区。《宋史》认为蜀人“怀土罕趋仕进”，与《隋书》的记载异曲同工。这样的文化氛围与古代安土重迁意识相合，加上古代四川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又更加促使了这种安土重迁意识的加深。历史时期四川地区各小区内经济文化发展差别是十分大的，成都平原以外的地区“土旷人稀”，物质基础较差，民性自然不可能有因沉溺于游乐而不思进取，可能多是受地理环境封闭的影响，主观上倒很难说成是有不愿外出的意识存在。《隋书・地理志》称四川成都人“士多自闲”，这可能在事实上造成了蜀人喜治学而不求仕进的风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蜀人在外的影响，故范镇《东斋纪事》认为这种现象是在张咏以后才有所改观的。四川人如果有点盆地意识，可能还与自古以来成都人“懦弱”而难以走出外面竞争有关。在历史上许多史籍都记载“蜀人懦弱”、“蜀兵怯懦”，主要是指成都平原上的那些“衣食不期而至”的悠闲者，四川其它地区的民性还是十分刚悍的，不然晋代不会有“巴有将”的记载，也不会有宋代川南“义军”的威名，后来也不可能有川军出川抗战的业绩了。由此看来，历史上四川人有盆地意识存在，但其深厚只是在一定的时期内，而且也主要是指成都平原的“蜀人”而已。不然，笼统言四川人有盆地意识，怎能解释近代四川人在中国叱咤风云的历史？可能也难以解释现在十万“川军”民工在外打工的现象。不过四川、重庆人对传统的家乡文化的依恋仍是十分强烈的，许多“少小离家老大还”的长者仍是乡音未改，对麻辣的喜好也使许多人食俗不改，也影响到外地人，这正是川菜风行全国的基础。今天四川、重庆人已经大量走出去了，但却以出卖劳力为主，省内城市“棒棒”、“扁担”、“背篼”流行，省外“川军”成了出卖体力民工的代称。古代四川人在一些时期有乐于诗书而不求仕进的传统，青山绿水，衣食易求，美人美食美酒美茶，咏诗作画，好文刺讥，悠闲安逸，确实使历史上一批四川文化人乐此不疲。今天，我们有魏明伦有棒棒军有李伯清等等，在全国不乏影响，但四川的文化还不应仅仅如此，我们还应有更多的融入全国主流文化的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开放精神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放、敢于创新――这是蜀文化的内涵特征。这种精神从古以来一以贯之，不论在古代、近代还是现当代，都在持续地发生作用，不断地表现出来。这里不妨举出几个例子。在古代，古蜀人开创了以成都为起点的中外交流通道“南方丝绸之路”，最早把中国的名称China传播到西方世界；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第一家典当商行――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开业。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蜀文化在历史上和当代四川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僻居内陆腹地的四川人，由于交通信息的闭塞，比起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人，似乎很难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但是，穷则思变，愈是闭塞便愈思开通，愈想打开眼界，因此，四川人也在这种开通进取的状态下，敢作敢为，以致在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上，开创了许多“敢为天下先”的典范。在近代，四川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孙中山高度评价四川人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自20世纪初年的留学生运动涌进四川以后，邹容、吴玉章等先进知识分子便开创了四川青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虚心学习、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后，由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这一传统，掀起了四川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全国著为先鞭，人数之多仅次于湖南。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革命元老和骨干。“百年巴蜀革命潮流，保路运动肇其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里走出了世纪伟人邓小平、“永远的红司令”朱德、“军神”刘伯承、元帅陈毅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四川大地上的“先天下而为”的大事更是层出不穷。在农村改革方面，1980年4月，四川广汉向阳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无畏的胆识和勇气，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正式挂起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向阳人率先恢复乡村建制的创举，在全国农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以此为开端的经济体制改革，被正式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载入了新中国的光辉史册，向阳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第一乡”的美称。在城市改革方面，四川曾经有企业改革发轫之作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还有新中国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于1980年12月诞生；成都率先打破《人民日报》广告禁区，宁江机床厂于1979年6月25日在《人民日报》登出广告的举动。四川人_四川人 -川人代表
科技奇才
主持修建了中国早期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的战国时期蜀守李冰，西汉阆中的天文学家
汉代雕刻的蜀守李冰石像
汉代雕刻的蜀守李冰石像
落下闳等，世界闻名。
杰出文人
历史上，四川就有“文宗自古出巴蜀”的说法。四川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以三星堆文化为表征的巴蜀文化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结构中的重要一元，在夏商时代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惟一代表，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四川处于西南民族与汉民族的多民族互动交流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它既是民族文化的交汇区，又是民族融合的交融区，同时还是介于内地与西南民族之间高文化、高科技的汇聚区和通道区。这使四川聚集了多种文化精华，汇聚了大批高文化人才，聚合、积累并生成四川文化上和科技上的极大优势。四川的高文化表现出“水库”特征，不断向外输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断从外引进高文化人才。历史上，四川的人才走出夔门后，常常是大展才华，“文章冠天下”，如古代的司马相如、三苏等，近代的郭沫若、巴金等。而外省文豪入川后，更加成就了其“语不惊人死不休”，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推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杜甫。这种相反相成的“水库”效应，恰应了“流水不腐”这句古话，构成了历史上四川与外省文化在经常性的互动中互补的交流特点，它使四川文化在保持自己基本形态的同时，不断更新其表层结构，从而得以站在中国文化主潮流的前沿。
汉代的司马相如、唐代的诗人李白、宋代文豪的苏轼、现代的文学家巴金和郭沫若等都是四川文人的杰出代表。
军政大家
唐代女皇武则天、共和国时期的元帅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和世纪伟人邓小平都是四川军事或政治领域的杰出人物。
四川人经历的几个主要时期
古蜀文明根据考古发现，200多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早期，四川便开始有了人类活动。四川境内有已被命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四处。距今7~8千年的时候，四川地区逐渐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很广，目前已发现200多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广汉三星堆遗址、广元营盘梁遗址、西昌礼州遗址等。约4~5千年前，四川地区进入上古传说时期，这一时期大约同中原的夏、商、周时期相当。此时的古史传说内容主要关于上古四川先王世系和活动，较著名的有大禹导江、杜宇化鹃等。尽管没有史料记载，但三星堆、金沙、十二桥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口头传说证明，最迟到商代，成都平原已经进入奴隶社会。
商周时期，在成都平原建立的奴隶制政权蜀国可能与古史传说中的“三代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有关。大约在夏商之际，蜀人部落从今茂县一带迁徙至成都平原。“三代蜀王”之后，大约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杜宇王朝建立，其间蜀国的都城迁至郫邑（今郫县），杜宇王朝采用君主世袭制，势力强大，其势力基本覆盖了整个四川盆地。大约相当于春秋早期，杜宇氏禅位于治水有功的蜀相鳖灵，鳖灵建立了开明王朝。
战国至三国开明王朝定都于广都（今双流），起初国力强盛，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开明九世开始仿效华夏礼乐制度，并把都城从广都迁往成都，也就有了苌弘化碧的传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国为统一天下做准备，从石牛道讨伐蜀国。秦攻占蜀国后，设蜀、汉中两郡。四川地区逐步实行秦国的制度，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秦昭襄王至秦庄襄王年间（前227年~前247年），李冰担任蜀郡太守，采取了许多开发蜀地的重大措施，比如修建都江堰，疏通检、郫二江（今南河、锦江），使成都平原日渐富饶，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西汉以后四川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繁华程度超过关中地区而被誉为“天府之国”，美称相沿至今。汉景帝年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在成都建立中国首个官办学堂“文翁石室”，从此蜀地学风大盛，可与齐鲁地区相媲美。西汉末，公孙述占据益州，国号“成家”，建都成都。
东汉末，益州又被刘焉刘璋父子割据（189年~214年）。后来，刘备在成都称帝，史称“蜀汉”（221年~263年）。蜀汉疆域包括今重庆、四川、云南大部，贵州全部，陕西和甘肃小部。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蜀汉丞相诸葛亮励精图治，使蜀国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两晋至隋唐蜀汉后主炎兴元年（263年），蜀国被魏国所灭。不久，司马炎建立晋朝。西晋后期，永兴三年（306年），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大成”。至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时，李雄侄李寿又改国号为“汉”，历史上因之合称为“成汉”。成汉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国家，其全盛时疆土覆盖四川盆地及周边部分地区。东晋永和三年（347年）至隋开皇元年（581年）四川并入隋朝版图，四川地区先后受东晋，前秦，樵纵，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西魏、北周共8个政权的统治。由于政治动荡，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隋唐时期，四川地区社会安定，经济进入全盛时期，有“扬（今江南地区）一益二”之说。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曾入蜀避难。之后又有多位唐朝君主入蜀避难，如唐德宗避朱砒之乱，唐僖宗避黄巢起义。唐天佑四年（907年），唐朝被覆灭，王建、孟知祥先后在四川地区建立起前蜀、后蜀政权，分别历时18年、31年。前蜀、后蜀前期都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由于没被卷入中原争斗，四川一度成为全国最为繁荣的地区。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宋军灭后蜀。
宋元至明清宋、元时期在四川地区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比如王小波、李顺起义。尽管如此，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四川地区仍较安定，使得社会经济继续发展，成为两宋抵抗金、蒙的大后方。元初四川地区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使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发兵将四川地区并入明朝版图，辖区除现在的四川、重庆外，还包括今贵州省遵义和云南东北部及贵州西北部。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人川，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1644年~1646年），以成都为西京，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才进入稳定时期。康熙二十四年湖广填四川。嘉庆元年（1796年），四川爆发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历时9年清廷才将起义镇压下来。
宋末至清初，四川地区在空前的战乱下，人口锐减，经济调敝。于是，朝廷在明初与清初两次推行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历称“湖广填四川”。两次移民运动使人口缺乏的四川获得大批劳动力，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近代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但直至1895年，李鸿章和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其中规定增开四川的门户重庆为通商口岸，才算真正步入近代。四川社会自然经济逐步崩溃并且半殖民地化，民族资本主义在四川开始萌芽。19世纪60年代，石达开入川，之后又爆发成都教案，以及义和团起义。在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1911年，成都独立成立军政府；民国元年（1912），撤销道一级建置，改为省直辖府、州、厅、县。1913年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实行“军民分治”，废省改道，将四川地区分为川西、上川南、下川南、川北、川东和边东、边西7道，后改盆地5道名为西川、建昌、永宁、嘉陵、东川。同时废府、州、厅建置，将县直隶于道。1914年，裁去边东、边西两道，划康定县以西30个县为川边特别区域（包括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受四川省节制。民国时期，川内军阀混战，从1912年至1933年止，大小战争不下480多次。四川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各自为政。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入川，为了“剿共”及严密监视地方的革命活动，仿效在鄂、豫、皖等省缩小政区的办法，把四川划分为18个行政督察区及西康行政督察区（原川边特别区），另设成都市（1928）和重庆市（1929）。1939年实行新县制，编组保甲，划分乡镇。同年，又将原西康行政督察区和四川所属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合并，设立西康省，实行川、康分治。同年，增设自贡市。
四川人的风景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先后长征进入四川。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至1935年4月，在四川东北及与陕西接壤地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面积约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700万，是当时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沿海沿江的各类工矿企业、高等学校和文化团体也纷纷内迁至四川，四川再次成为中国的大后方。同时300万川军出川抗战，为抗日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携其子蒋经国，从成都飞往台湾，随后四川和西康相继更换政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人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意气风发地投入国家和四川的伟大建设，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谱写新的篇章。
古代四川名人
武则天（624年2月17日－705年12月16日），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祖籍并州文水人（今山西省文水县），汉族。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即位），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辞赋家。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过了一年，又召为郎，转迁孝文园令，常称疾闲居，有消渴疾。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一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年），字太白，汉族，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诗侠”之称。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李白祖籍陇西成纪（现甘肃省秦安县陇城），701年正月十六[1][2][2月28日]生于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另一种说法是其父从中原被贬中亚西域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所生，4岁再迁回四川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尊称为“诗仙”，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他与杜甫并称为“李杜”。
近代四川文化名人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2005），字芾甘。汉族。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散文集《随想录》。祖籍浙江嘉兴。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近代四川军事名人
朱德（1886.12.1--1976.7.6）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１９０４年８月２２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刘伯承（1892~1986），原名明昭，出身于四川开县张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现代军事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入学生军，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先后任过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对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迈进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四川人的自然环境
聂荣臻（1899-1992）中国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现属重庆市）。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次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0月到苏联学习。1925年8月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员、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与向北伐军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名世俊，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十大元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
古今部分各行业有影响的四川人
A．艾芜．阿来．安崇善
B．巴金．白灵．包雪阳．白连春
C．常璩．程德全．谌容．陈伯钧．陈华．陈希同．陈朝霞．陈毅．陈龙灿．陈宏程显谟陈炜谟．陈丽娜
D．戴季陶．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