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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人类文化的传承，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正如古人所云：“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万斛粟。”林语堂说：“读书之意义在于开茅塞，除陋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善灵性。”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穆尔说：“一间没有书的屋子，正如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培根说：“书籍是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吉本说：“有创见的书籍传布在黑暗的时代里，犹如一些太阳光照耀在荒凉的沙漠上，为的是化黑暗为光明。这些书是人类精神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人们凭借它们的原则，向种种新的发现迈进。书本是将圣贤豪杰的心照射到我们心里的忠实的镜子。”一个人不读书，就像是窒息和阻塞了肺腑。1987年47岁的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走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演讲时说：“在这些罪过中，有着更为深重的罪过，这就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将终生受到惩罚，如果这一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的话，这一民族就要因此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 有人说，人的一生中，能有一二知己，已是十分有幸了。其实，人一生中可拥有很多知己，既是你的良师，又是你的益友；既不会背判你，也不会出卖你，并且一辈子对你不离不弃，扶助你走完人生之旅――它们就是书本。
读书可治愚。我国西汉时期的刘向就最早提出这样的观点：“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读书不仅是医愚之良药，也是治病的良药。《唐诗纪事》里就明确指出：读杜诗可以“疗疾”。读书，虽可治病，但毕竟与中西药中的药理有所不同。它主要用于情志方面疾病的治疗，诸如懦弱、疑虑、灰心、急躁、萎靡、气盛等等，大都可以通过读书得以调理和矫正。因此，出现了“读书如痴，爱书如子，藏书如宝”的光辉典范。
读书可脱俗。“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博学才丰的林语堂先生就是这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的。一个人，读书如果不是为着这样的宗旨，就没有必要寄各种希望于书籍之上。书籍是为着那些渴望走出庸俗、走进崇高的人而诞生和准备的，读书可以排脱俗气，要排脱俗气还须多读好书。
读书可益寿。读书何以能够养生延寿？因为，读书是一种涉及全身的活动，不仅有视觉和其它感觉，而且还涉及到大脑反射和意识活动。所以阅读书籍不但能开阔思维视野、除却抑郁情绪等心理疾病，而且合理读书，合理用脑亦可延年益寿。据新近医学研究发现：人体健康首要是心理健康，而良性精神刺激可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
读书如交友。清人包世臣曾在自己书房撰一对联：“喜有两眼明，多交益友；恨无十年暇，尽读奇书。”其实，与书为友，对于那些渴望摆脱功利束缚和郁闷困扰的人来说，不仅比航船、骏马、山水可贵，还应该比世间其它一切俗气的事物可取。当我们的胸襟不够开阔，气度不够宏大，眼光不够长远，思想不够洒脱，脑子不够活跃时，书籍如挚友云步轻盈地走上前来，和善温雅地开导我们，使我们能正视人生的成败得失，贫富多寡，悲欢离合，我们将不愿意愉懒耍滑，不会自甘堕落，更不至于失掉自我，泯灭了灵魂，陷入了泥沼。(文章阅读网：www.www.AihuAu.com.net )
读书如品茶。读书时要用心去品味，就像品茶那样，才能把书阅读咀嚼出味道来，使人获得这浮世里最为得体的精神享受，我们在阅读中悉心品味出无穷妙趣的时候，就会一如吮吸馥郁甘甜的上等好茶，岂不快哉！
读书是享乐。书中那些妙言佳句，机智睿敏的雄辩，旷达不羁的诗情，逗人捧腹的幽默，化浓为淡的闲笔，都化作了大山的雄浑，翠竹的豪情，松涛的旋律，山泉的甘醇，生命的绿韵，让你尽情享受着温馨和甜美。读书时有不同的心境和况味：高兴时，读出一种澄明和冷静；烦恼时，读出一种旷达和超脱；寂寞时，读出一种安恬和消闲；失魄时，读出一种儒雅和自信；浮躁时，读出一种幽默和沉稳；苦痛时，读出一种豪放和解脱；困扰时，读出一种从容和大度；尴尬时，读出一种仁厚和坦然；迷茫时，读出一种彻悟和释然。
读书能御寒。有的说：感冒喝开水，天寒读文章。读起书来，心境与读文意境交融，远离世间喧哗和浮躁。伏案而读，沈从文那种独特的语言表达，冰心的亲切，丰子恺漫画式的勾画，许地山、孙犁的直朴，巴金的真诚……只要用心读书，天簌人簌俱为静，信手拈卷，达观地与古人对话，无丝竹乱耳，无案牍劳形，满眼的杏花春雨，化作一把把犁耙，犁开冰冷封冻的心扉，那千年不朽的文人墨客，犹如用一支支蘸满诗情的笔在你心田营造丽日、阳光、绿荫、熏风，拂去你心头的雨霏、寒霜和冷风，让你细细品味苏子“吾无往而不乐”的人生哲理。
读书能消炎。入夏，温度在直线上窜，这时打发酷暑的最妙办法就是读书。读思至此，不觉一股清风而来，幽幽的，凉凉的，心田获得一种难以言表的享受。到了夜晚，吃过饭，洗完澡，背靠躺椅，手捧一卷书阅读，不知不觉渐入佳境，此时不热不烦，心绪舒坦，生出“如春登台”的快意。如有失眠，干脆一骨碌爬起来，读一些闲适小品和散淡随笔，消除愁苦，松驰神经，油然进入甜静的梦境。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两人交换之后，每个人手中仍然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智慧，我有一种智慧，因为吸收了别人的智慧，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又有收获。细细品味此言，不也对我们的读书作了最直观最生动最完整的诠释吗？
读书，该是心理情感的对话。在脉脉温情里，在孜孜不倦中，读书人对作者的思想倾向、思维轨迹，莫不了然于胸、烂熟于心，故而独自“进得去，出得来”之神韵，在对话的平台上、交流的栈道上，与作者无事不叙、无理不论、无情不抒。
当情感的宣泄难以自已时，读书人自会油然地将属于自己的那份领悟、那份独白，似雪片般地悠然泻在书山一角，形成读书人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留下读书人与作者对话的履痕印记。
一个人应该有两层意义上的房屋，一层是供肉身所需的居所，另一层应该是供灵魂自由出入的房屋。我想，书应该是一个人灵魂的房屋。平时我们为工作忙，为生活忙，为家庭忙，而当我们关上由这些“忙”所搭建的门，让心灵走进属于自己的原野，肆意散步、奔跑时，书页上行行文字不就是错落有致的阡陌，段段迷人的词语不就是原野上尽情绽放的花朵，点点闪光的思想不就是挂在枝头的累累硕果？一个住在书里的人是幸福的人。
读书要有明确的目的和远大目标，概括起来可分为：为知、为己、为人。为知，就是为了积累知识，增长学问、识见和智慧。只要有利于知识积累和开慧益智的书都要读，正如鲁迅所言，哪怕是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也不要皱眉头，装出一副很憎恶的样子。相反，不妨翻一翻，遇到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或者不适宜的书，也要拿过来看一看，甚至研究研究，以便从正反两面获得经验和教训，增加知识和才智。总之，博学从而多才多艺。这些都是“为知”的需要，也是读者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和目的。为己，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培养自己的人格、道德和情操。苏东坡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诗句。实践证明，读书的多少和成效高低，往往与一个人的素养和气质有关。读书有益于身心健康，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的“内功”，这是古今知识分子追求的读书目标。为己较之为知，是高一层的境界，应大力提倡和光大。为人，并非装饰自己，给别人看，而是为黎民百姓而读书，正如周恩来少时所说的“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也是每一个读书人应重视和追求的崇高目标。
要想达到读书的目的，其方法非常重要，值得研究。马克思读书有“三字诀”：博(博览群书)、记(做记号)、读(熟读成诵)。徐特立读书有“三法”：日积月累法、古今中外法、借书摘抄法。鲁迅读书有“三性”：目的性、灵活性、广泛性。茅盾读书有“三式”：第一遍鸟瞰式，第二遍精读式，第三遍消化式。李公朴从书中挑出“三条路”：一是读活书（读言之有物书），二是活读书（动脑筋思考），三是读书活（读书联系实际）。英国哲学家培根关于读书的三个比喻是：我们不应该像蚂蚁那样只收集，也不可像蜘蛛一样，只从自己肚子里抽丝，而应该像蜜蜂一样采百花酿甜蜜。为了提高读书效果，要借鉴名人，并总结出自己一套读书方法来。
我国历代文人雅士不但讲究读书，而且对书房的名称也很讲究。为书房命名时，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唐人刘禹锡把自己的陋室与诸葛亮的“茅庐”及西汉文学家杨雄的“玄亭”相提并论，借以表达安贫乐道的情趣和保持节操的愿望。陆游晚年的书房叫“老学庵”，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蒲松龄的书房叫“聊斋”，即闲谈的地方，以排遣寂寞和苦闷之情。梁启超的书房叫“饮冰室”，以表达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鲁迅的老师寿镜吾的堂号叫“三味书屋”，三味之意就是“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如醯醢。”孙犁的书房叫“耕堂”，姚雪垠的书房叫“无止境斋”。杨树达有“积微居”，丰子恺有“缘缘堂”，梅兰芳有“梅花诗屋”，冯有兰有“三松堂”，阮章竞有“苦噪楼”，启功先生有“励耘堂”书屋之称等等，可谓是含义深刻高远。
同时，宋代王廉清的父亲王性之酷爱读书，家中“藏书数百箧，无所不备”。王性之去世后，秦桧的儿子秦喜，倚仗其父势力，想用封官作诱饵，夺取王家的藏书。他写信给会稽郡太守并许愿，只要王廉清把藏书交给他，就给官做。王廉清坚决不答应，说：“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
宋代大诗人陆游，从咿呀学语到老年病逝，可说是终生与书为伴。他给自己的居室起名叫“书巢”，并专门写了一篇《书巢记》记叙其来历：“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陆游曾计划造一座藏书阁保存自己的几万卷书，但因遭扰乱，最终未能建成。
明代范钦性喜购书，并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建成“天一阁”藏书楼；到他的晚年，阁中藏书已达七万多卷，其中不少是海内孤本。为了保护藏书不散失，范钦生前将家产分作两份，一份是“天一阁”全部藏书，一份是一万两银子，让两个儿子挑选，同时立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次子大冲要了藏书，他继承父志，进一步完善《天一阁藏书禁约》，严格规定：“凡阁橱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尽管如此，明末战乱及偷盗等灾祸仍使“天一阁”藏书大批遗失。
明代朱彝尊酷爱书，有些书买不到他就千方百计借来抄。朱彝尊在京任史官时，常遣书吏五纶随他出入史馆，为其抄录四方征集之书，后被人告发，吏部将他贬官一级。顺治七年（1650）十月，钱谦益绛云楼藏书被焚，朱彝尊得知钱曾为这些书编过书目，想借来读，钱曾却秘不示人，于是朱彝尊就举办酒会，宴请钱曾等江南名士，自己则乘机买通钱曾的书童，偷出书目，叫几十名书吏分头抄录，然后再原本归还。此举虽不够光明磊落，但出于爱书心切，当时人并不计其过。
清代丁雄飞13岁随父亲收购典籍，19岁即开始藏书，后积书二万卷存于“心太平阉”。其友人黄虞稷，诗书传家，20岁时就已博览群书。他每次来丁雄飞“心太平阉”，见书籍盈架满床，便心痒羡慕。但两家相距十多里路，不可能天天去看书。鉴于有些藏书不是黄有丁缺就是丁有黄缺，为了相互借阅传抄，两家成立“古欢社”，约定：“每月十三日丁至黄，二十六日黄至丁；人入他友，恐涉应酬；午后饭，一荤一蔬，不及酒；借书不得逾半月。”此约十分简便，后人多有仿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