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什么很多人骂河南人？
历史资料：为什么丑化与歧视河南人
毫无疑问，丑化与歧视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最原始、最丑陋的劣根性。数千年来时骤时纤的传统政治歧视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消失殆尽，但不幸的是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经济”为标准的另一种丑化与歧视又头角渐露，其典型体现便是对河南人的整体丑化与歧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这种分配制度和“斗私批修”风潮的影响，人们的经济水平差别不大且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因此在经济上的歧视基本不存在。而今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是产生新的歧视的大的社会背景。纷繁复杂的价值观中“金钱崇拜”、“蔑视贫穷”一类，正是对河南人丑化与歧视的理论与思想基础。
为什么偏偏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答案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
说它简单，因为有这样一种观点可以明确：河南不少人做的坑、蒙、拐、骗的勾当只是一些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表面的借口和由头，绝不是答案的实质与核心，对河南的丑化与歧视缘于河南的贫穷与落后。
说它复杂，就是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新时期以来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波丑化与歧视的目标并非发达省市的广东、上海和浙江，亦非贫困地区的青海、甘肃和宁夏，而是直指位于中原地带的河南？
河南不沿边靠海，但不是很闭塞的；河南经济不发达，但不是最穷的；河南人市场经济头脑不丰富，但也不是最匾乏的。应当说，单纯一个闭塞、一个贫穷或是一个思想保守都不是河南被丑化与歧视的推一原因，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能成为被歧视的对象需要同时具备多个条件，而河南不幸兼而有之，在地域、经济、传统和现实的观念方面都显现出独特个性，构成了足以使其被丑化与歧视的“罪状”。
河南拥有足以引人瞩目的显性特征
一个地区的人被丑化与歧视首先必须具备一些显性特征，也就是他们必须有着足以引人注意的传统的或者是现时的“资本”，河南便同时拥有多种这类不菲的“资本”。
河南被学者称为“中国之中的中国”，这本身包括了多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为河南位于中国的中心部位，因此也被称为“中原”，古语中“逐鹿中原”即显示出其在地域上的重要性，“占领中原，辐射四方”成为古代政治家和当今商家的立身安天下的出发点，商周时代的君王时常发出“天保未定”的感叹后将都城定在河南一带也证明了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这里是宇宙的中心。即使从今天来看，中国两条主要铁路大动脉京广线和陇海线即在河南省会郑州交汇，从这里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的距离都基本相等，特别是今天交通、通讯的日益发达，河南的信息更是可以迅速传递到四面八方。河南便因地域的原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二为河南是中国的缩影。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河南应该说是中国最大的“发展中省份”――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人均水平位于中下；河南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五，而人均只占全国的第十八位。
其三为河南人是“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黄河流域的河南人文经济历史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悠长。老庄哲学、程朱理学在此发源，儒、释、道文化在此繁衍兴盛，仁义礼智信在此像黄河水一样淳厚绵长，“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被岳母刺在黄土般宽广的中原脊梁上。同时，由于这里的地域位置，水旱灾难以及战乱时常发生在这里，有关资料显示，历史上发生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战争超过了其他地区的总和，多灾多难的河南如同多灾多难的中国。同时，南来北往、三教九流在此汇集、交流，君臣。官匪、流民以及“东邪西毒”们在此安营扎寨，传统中国人的性格、品行在此形成完善。忠厚也罢，愚昧也罢，聪明也罢，狡诈也罢，这就是中原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是全体中国人剪不断的根。尽管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但中国人品性的DNA都是相仿或一致的，每个人身上都有河南人的影子，当然包括河南人“德性”中的优点和毛病。用著名作家张宇先生的话说，“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娘”，河南人与生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见一斑。
只此三点便可以看出河南在其他省市人心目中因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而备受关注的程度，尽管他现在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但这丝毫不影响上苍仍将其放在人们的视角中――“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不是中心是什么？假若中国有人对河南视而不见，那便是有点“一叶障目”了。
将少数素质低下的河南人视为河南人的代表――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表层原因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河南人总是显现在人们视野里。随着观念、交通、通讯等方方面面情况的变化，河南人开始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在昔日“足不出户”、“父母在不远游”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岁月里，即使是坏事也不可能远播万水千山之外，而现今的世界，地球已经成为村庄，何况中国一邦？这也是河南人被关注直至被，些人丑化和歧视的重要原因。哲人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
单就人口数量而论，河南拥有近一亿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3，加上河南位居中部，交通畅达，随着国内外、省际间经济的日益活跃和民工潮的一波波涌起，河南人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顽强地显示其存在，由于河南历史上的贫穷和重教传统的悠久，外出求学者在全国各省中应是名列前茅的，单在北京一地学业完成后留下工作者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他们由于知识层次和素养的原因，大都隐匿于机关、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其整体的影响力显示并不太多，倒是外出务工的民工人数目前已达680多万，于是他们就成了外地人认识河南人的主要对象。
由于河南人多地少，本地工商业又不发达，能够容纳的劳动力相当有限。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年迫于生计，除了外出打工，没有别的出路了。可以说是历史上河南人大规模以群体形象在外地登台亮相、他们的足迹南至广东、海南，北至黑龙江、吉林，繁华都市如北京、上海有之，尚在开发的西藏、新疆有之，正如人们形容的那样，“在中国那里有人烟，那里就有河南人。”
在中国的外出务工队伍中，湖北人擅于租摊卖小商品，河北人大都经营食品买卖，河南人则大多集中于建筑、卖菜卖水果、收废品等领域，要么成群结队活跃在马路两侧的建筑工地、在工地旁一堆堆地蹲着肆无忌惮地大口吃着馒头、在人潮涌动的路边挤车回工棚，要么就穿行于胡同巷陌，高声吆喝，他们生活在大都市的屋檐下，闪人市民的眼帘中，使他们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觉：怎么河南人都跑出来了？
河南民工大都操一口地道的方言，也即河南话，河南话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方言差异较大，但和普通话同属北方语系，除了阴、阳、上、去的四声和普通话不同外，别的方面基本一致。所以民工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说一口地地道道的河南话。由于这一方言产生于农业大省的背景下，因此在许多人眼里便显得“十分土气”。这一点河南人和南方人的情况不同，南方许多地方的语言更是难懂，但这样倒是逼得来自这些地区的民工们只好学说普通话。虽然说得不一定地道，但毕竟不像河南话那么“土气”了。都市人从语言上一般不容易听出他是浙江人、湖北人，还是湖南人、广西人。因此，地道的河南话成了河南人的标志，讲河南话就等于在向世人宣示：我是河南人。在某种程度上讲河南话也成了从事低下层劳动的外地人的象征。
应当说，到外地务工经商的河南民工绝大部分是遵纪守法、勤劳诚实的，他们从事着第三产业，许多领域都是当地人不屑一干的职业，在服务社会、服务市民，推动所在地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许多民工由于贫困和受教育程度低，衣服破旧，不讲卫生，由于生计的压力和风吹日晒，皮肤粗糙黝黑，与大都市日益繁华的风姿相比是有些不协调，更有极少数河南务工经商人员违法乱纪、制造假货、坑蒙拐骗、小偷小摸，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外出务工经商的河南人成为外地人通过感性认识河南人的主要对象，他们表现出的缺点和毛病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被许多人非理性地在心理上放大，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以为河南民工都是这样，河南人也都是这样。
同时，媒体的大量炒作，也使河南人的一些不良表现给外地人心理上造成冲击。以目前媒体报道河南的事件来看，主要集中在民工违法乱纪、河南假货和坑骗事件严重、人为灾难如车祸、火灾较多上，这些报道应该说作为单一案例大都是真实的，同时这类事件在国内其他省份也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但由于媒体有意无意间对此类新闻的报道中相对集中地选择了河南，于是对受众产生了“轰炸效应”，自然在客观上让人感到是“洪桐县里无好人”了。
亲身的感受加上媒体的不断渲染，于是使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全部河南人产生极为不好的印象，他们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角色”，本来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丑化与歧视的“妖魔”自以为找到了对象，便纷纷外化出来，于是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现象在得到了阳光、水分、土壤和种子后便自然生长起来。
河南是发展中穷省――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内层原因
表面上看，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原因似乎就是因为河南及河南人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地都存在，并且有的地方更为突出，而针对河南人的丑化与歧视目前已发展成全国全社会性的问题，其原因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探究下去，可以发现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河南还是一个“穷省”，一个“发展中穷省”。
河南是一个穷省――贫穷而非最贫穷对河南人的歧视表面上看是地域文化歧视，实质上却是经济歧视。其实这个世界上，单纯的文化歧视是很少的。无论是种族歧视、地域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如果我们深究其最深层的原因，都是经济歧视。你看看有过哪一种歧视，歧视者会比被歧视者更穷？绝对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歧视是人类最原始的歧视，却也是最深层的歧视。
为什么白人看不起有色人种？为什么香港人看不起大陆的穷“表叔”？为什么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追问到最深处，无非是因为后者贫穷。上海人的优越感保持到改革开放以前。后来广州、深圳发展起来了，就不大把上海人当回事了。近几年上海发展起来了，又不把广州、深圳的人看在眼里了。甚至台湾人在上海也被一些人轻蔑地称为“台巴子”，就像香港管我们叫“表叔”一样。这在中国内地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上海近几年发展比较快了。
对河南人的歧视当然也不例外，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河南人穷。尽管很少有人直接嘲笑河南人的贫穷，而是嘲笑河南人其他方面的缺点。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对河南人的嘲笑根本上都是因为河南人穷，至于段子中所涉及到的那些河南人的缺点，有的是恶意的诽谤，其余的都不过是贫穷的派生物。
河南人土吗？河南人是土。但这样回答其实太过于简单。其实人类的很多习惯，究竟是土还是洋，有时根本没法下定义的。关键得看这些行为的主体是谁。比如，河南民工吃饭的时候喜欢蹲在地上，这显然是土。河南人说话的口音，显然也是土气。这些都是河南人土的标志和证明。但是如果这些习惯是由香港人传过来的，那又如何呢？那大家一定会觉得这很时尚，至少不土吧。而且绝对会有人追随。
别以为这是故作怪论，绝对不是的。过去Z、zh不分本来是要受嘲笑的，但是80年代港台流行歌曲刚刚传过来时，全国包括北京在内的人都跟着不分了。其实港台人是分不清这两个音，其实广东人在北方根本不敢带出广东口音，生怕人家说自己土。但现在，连标准国语都带上了港味了。香港人还传来的一个坏习惯一一剧牙。在80年代以前，当众剔牙几乎和当众抠脚丫子一样令人恶心。但现在你看，哪一个餐桌上没有牙签呢？就因为它是香港人传过来的，而香港人是有钱人。
所以，河南人的土，说到底是河南人的穷的派生物。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调整、改变、异化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包含着是是非非的旧价值观还没消失，仍为成型的新价值观又产生新的是是非非。但一条具体的标线却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在重新架构的社会阶层和人际关系中，金钱和财富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这也许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但不少人已把金钱与财富的重要性推向了极端，金钱和财富的多寡正成为他们衡量人们身份与地位的惟一标尺。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会根据金钱与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与之相应的对人态度，在这种所谓的“新观念”中，河南这样一个穷省，河南人这样一群穷人，自然是成为他们丑化与歧视的对象。
长期以来，河南人就是一个弱势群体。远的不说，从20世纪30年代末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百万民众流离失所开始，接着是40年代的水旱汤蝗，五六十年代的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70年代的大面积洪荒，河南人在勤劳地耕耘之后并未得到勤劳的果实，他们依旧贫穷。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由于地域、政策、观念等问题，河南始终没有跟上发达地区的步伐，近年来通过全省上下的努力，目前经济总量已居全国第5，但人均只排第18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用句当地通俗的话说是‘有饭吃，没钱花“。
因为河南穷，尽管交通位置十分重要，但至今仍没有一座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
因为河南穷，河南人的穿着丝毫显不出高贵与洋气，早已成名的河南豫菜不知蒸发在何处，人们吃饭简单而不讲究营养，即使在外地有点名气的比如“红炯羊肉”、“郑州烩面”之类的仍在大都市里散发着“穷气”。
因为河南穷，这里尽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仍是现代教育落后，至今没有一所在全国叫得响的高等院校，两院院士中河南籍的更是少得可怜。
因为河南穷，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开发，资源优势没有变成经济优势，所以“穷山恶水”依旧是河南山水的别称。
因为河南穷，这里拥挤的人们为求生计而不得不远走他乡，南下北上的务工经商人员成为全国之最，也是同样的原因，即使在民工中也有着三六九等。河南民工因其贫穷和从事的职业而位居“老九”，在大公司打工的地位要高些，租摊练活的次之，即使出自东北和南方的坐台小姐似乎也因其工作条件的优越和收人的丰厚，而显得比河南收废品、卖菜的更有点“尊严”，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对于东北小姐和四川小姐的评价是“比较漂亮”，而没有说东北或四川女孩都是“道德败坏”的说法。
都市中一些人看不起河南人正是因为穷的结果而对穷产生歧视和厌恶，也是因为穷而丑化和歧视河南人。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有钱即是高贵，贫穷即是下贱。
《汉书。食货志》说：“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拉布。吕歇尔说：“当生意人破产时，达官贵人会骂他们无耻；当生意人发财时，他们会去向他的女儿求婚。”简直是一针见血。这是人类中普遍存在的劣根性。民间谚语说得尖锐：“有钱能使鬼推磨。”现代人又进一步指出：“有钱能使磨推鬼。”你有了钱，甚至都不需要把钱给别人，别人都会对你产生敬仰之情。别人还真不一定图你的钱，但会对你刮目相看。
但现实社会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真正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人，其实很少提到河南人的穷。如果说是笑贫不笑娼，那么又为什么不直接笑你穷呢？这是因为直接嘲笑贫穷，容易显示一个人的浅薄。许多人骨子里其实是鄙视穷人，但又不敢真的过于嘲笑人家穷，这会让别人觉得浅薄。但这种优越感总要表现出来吧，总得要嘲笑嘲笑你吧。那怎么办呢？就找别的理由嘛。
贫穷派生出许多东西。比如“土气”，比如“文化水平低”，比如不卫生等。这些说到底也不过是贫穷的派生物而已，是贫穷的另一种表现。既然嘲笑这些最安全，那就没有必要直接嘲笑穷了。反正嘲笑的目的也达到了，还不会显得自己浅薄，反而显得自己“幽默”，何等赏心乐事。“畏惧其力量，却解释成为我喜欢他；蔑视其贫穷，却解释为我讨厌他骗人。这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既狡猾又卑怯的品质。
在河南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50岁了，他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用股份制的形式完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顺利对接，短短几年时间，带领大家把西辛村由一个贫困的小村庄变成了家家拥有小别墅的小康村。2001年7月在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50名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上，这个农民紧紧地拉着江泽民总书记的手，激动地用河南话这样介绍自己：“江主席，俺是河南农民。”我相信，听到这句话的人谁也不会嘲笑他这句河南话的土气。
无论如何，有钱和没有钱就是不一样。因此，河南人可以给人打赌：“无论找出多少个河南人的缺点，证明河南人‘应该’被嘲笑，只要有一天河南能够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所有对河南人的歧视都会烟消云散。”
现实中的另一面是，河南穷，但在全国范围内又不是最穷的，它毕竟在经济上还是有着不少的优势和成就，为什么这种针对贫穷的歧视会指向他们？为什么没有针对比河南还要穷的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甘肃等省区？
这个现象也许包括了这样一种微妙的情形，除了这些省区还没真正进入歧视者的视野中外，歧视者往往有这样一种心态，那就是不少人在做任何事情时内心都有一个度，很讲“中庸之道”的。民间素有“打瞎子坏良心”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们也认为可以欺负一个比他相对弱小和贫穷、愚笨的人。但你如果公然欺负一个盲人，或者一个真正的弱智的人，那你就会弓！起公愤。自己在心理上也会受到更多的压力。
同时，欺负一个过于弱小的人，既不能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感，也不能显示出其“英雄”气质。反而显得自己“很小人”。西方古代的骑士一般只和骑士比武，而不会把刀枪杀向妇女。儿童，即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武林高手是不会和武功低劣人交手的。因为那样未免小了身份。比如黄药师、欧阳锋那一级的大师，顶多只会和全真七子动动手，但决不会和江南七怪动手的。因为全真七子武功虽然比不上黄药师和欧阳锋，但毕竟出自名门，而且也有了相当的造诣，而江南七怪在江湖上实在没有名气，同他们交手太没有面子了。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一个人总是肆无忌惮、得意洋洋地丑化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低下的边疆人民或少数民族同胞，讲他们如何愚昧、凶悍的各种“段子”，即使他不怕被冠以“破坏团结”的帽子，恐怕也会被听众指为肤浅和厌恶，绝不会得到“幽默”的赞扬，即使他本人也会自感无聊。
但是嘲笑、丑化和歧视河南人则没有这样的危险。因为河南人毕竟不是边疆地区没有“开化”的同胞，毕竟不是穷得没有基本的衣食，嘲笑河南人，还不至于“小了身份”。毕竟，河南的经济虽然比不上沿海发达地区，但也有了初步的基础。对河南人的嘲笑，也就是一个比较强的人对一个相对弱小的人的嘲笑，相当于东邪、西毒找全真七子的晦气。
河南是发展中的穷省
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规律：运动的事物比静止的事物更容易被人发现和关注。
今天的河南就是一个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快速发展、相当活跃的“事物”。
关于为什么偏偏丑化与歧视河南人，我曾听到过一个“天才”的比喻，内容还相当长，现摘录于下：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犹如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东南沿海和一些大都市凭借天时地利依靠政策的“轮船”、努力的“快艇”以及许多人完成原始积累的“走私舢板”达到了彼岸。而西部相当多落后地区才刚刚走到此岸岸边，正挽着裤腿准备下河，这两者基本处于相对稳定阶段，而河南则是已跳进水中，正奋力向彼岸游去――他们并不是最落后者。而此刻正在看河南人笑话，对河南人进行无情丑化和歧视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站在河的彼岸，因为距离和动静的原因，这些丑化者与歧视者是无暇也无兴趣对于未渡河者投以关注目光的，他们看到了这些河南人在水中挣扎，他们的划水姿势千姿百态，自由泳、蛙泳。仰泳，自然也有许多是“狗刨”，有埋头搏浪者，有体力不济者，也有乘“假”船而最终被急流卷走者。
这些人――当然不是彼岸的全部――没有伸出他们本应伸出的热情的大手拉其一把，而是在放声大笑，笑河南人没他们游得快，笑河南人身上水多――完全忘了自己是怎么过的河，忘了自己也不过是刚刚占领市场经济的“滩头阵地”，更忘了他们自己浑身上下正滴着水。由这个比喻笔者联想到了一个叫“五十步笑百步”的成语和由这个成语演化来的“百步笑五十步”。
“五十步笑百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原文是：“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彼岸上的某些人嘲笑河南人身上有水，同时因为有水而歧视他们，这些“水”就是缺点与毛病。河南人身上是有不少毛病，河南也出了许许多多诸如造假、拐骗、无赖、吹牛的事端，但这不能成为整个河南人的总体形象特征，即使河南有不少具有这些毛病与缺点的人，是否就应该去嘲笑与歧视呢？河南人身上的缺点全体中国人都有，发生在河南的不良事件，在其他地区也时常发生。只不过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人群中表现多寡的问题。因此这些人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正应了过去的那句民谚：“老鸦落在黑猪身上，看见人家黑，瞧不见自己黑。”再联想上述比喻，得出一句话：只见别人身沾水，不见自己水沾身。
河南人是典型的中国人，其身上表现出的国人固有的传统也相对多一些――不管是传统美德还是传统劣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坚持着勤劳朴实、自强不息的秉性，同时也有着观念保守、市场经济知识匮乏的问题，更有一些人缺乏市场经济的“诚信”观念，这些优点和缺点在商海搏击中都会表现出来，河南人也会在这场搏击中付出代价以“吃堑长智”，他们作为不甘落后的群体是应该得到支持与鼓励的。
即使真有不少河南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也需要外人真诚而善意地提出指正，而不是借此来嘲笑、挖苦，一直以此来丑化和歧视全体河南人。
同时，一个人嘲笑别人缺点时，他首先应该肯定自己身上没有这个缺点才对，这是个最起码的道理，且不管他所指出的缺点到底是什么，或者这些所谓的“缺点”到底是不是缺点。以某些人所指责的河南人“造假”为例，浙江、福建等地在经历了鞋、药的假案后是不是真的就没了造假？据报载，在俄罗斯及东欧地区的中国商人――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商人仍在造假，只不过是“冲出中国，走向世界”了，假酒、假羽绒服、假烟、假化妆品――只要有真的，就有假的。
北京有几个著名的小商品市场。其中一个是“国际著名”的秀水街。秀水街以世界“名牌”服装而著名。所有的名牌一一鳄鱼、阿迪达斯、花花公子、皮尔。卡丹呀，伊夫圣洛朗等应有尽有，并且大家都知道这些名牌全是假的。北京市曾经大张旗鼓地进行过两次打击，各大媒体上都有报道，工商机关表示一定要彻底禁绝假货。但是查过之后，我们专门到秀水街看了看，假名牌依然如故。不知道为什么以北京这么强大的工商管理力量，这么强的警力，为什么不能在这么短短几百米的小街上禁绝假货。
秀水街紧挨着三里屯使馆区，就在外国人的眼皮底下，要说丢脸，可以说在国际上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可是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有人说北京爱卖假货。也不明白北京一些人为什么还好意思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的段子呢？
这么说，外地一些人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虽然不好说是“贼喊捉贼”，但至少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从国内外的历史来看，一个地方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或者叫现代化起步阶段，经济秩序总是有点混乱，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只限于中国。19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诊所医生都自称是医学博士。其实哪有那么多的医学博士呀？10个有9个以上都是假的。现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是同一个词，不知道和这段历史有没有关系？
南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假冒伪劣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福建的假药，浙江的各种假冒小商品，广东的假冒电器，不一而足。当时的河南，还没有条件制造假冒产品，因为那时河南根本连制造假冒产品的资金和技术都不具备。
时间到了20世纪叨年代，当沿海地区都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摇身一变，致力于创自己的名牌的时候，河南人开始自己艰难的起步。当然，河南人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足够的技术，没有足够的管理和经销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河南的市场很不发达，市场管理欠缺，这是导致产生一些造假现象的原因。
笔者在此不断回顾沿海及河南走过和正在走着的路，绝不是要肯定造假的社会合理性――不管它出现在社会发展的初期还是原始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造假毫无理由地应该遭到法律的惩罚和舆论的谴责。也许这些以“造假”来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闲暇之士”应该与河南真心地合作一回，主题就是结合双方出现过和正在出现的造假问题，来探讨如何避免假货的产生与泛滥，而不是拿“造假”来说整个河南人的事儿。
“造假”问题如此，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一些河南人身上的毛病，其他地方的人也或多或少存在，河南出的事儿别的地方也在照出不误，既然大家共同的目标是致力于民族的全面复兴，为什么不能共同来改进这些问题？而因为自己经济发达了，就以没有传统劣根性的高尚人自居来丑化和歧视其他发展中的省份，是地地道道的“五十步笑百步”，与己无助，与人无补，与世无益。
下边再看看“百步笑五十步”的问题，如果把脱贫致富的过程比喻成一次征途，那么先富起来的地区可以说是比河南人先行一步，我们姑且打个比方，他们已经走了一百步，而河南人才刚刚走了五十步。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嘲笑河南人，其实可以说是一百步笑五十步。
俗话说：“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紧接着就说最终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注定了要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人如何对待落后地区的人，目前已到了亟须研究的时候了。一个地区的发展快慢决定于许多种因素，除了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商品意识，还要受努力程度。政策条件等多种条件的影响。比如广东省在地理上紧邻香港。澳门，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给予许多包括招商、税收、财政上的优惠条件，使其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加上本地人的精明肯干，使其很快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再以上海为例，浦东在开发之时，中央也是给予很多政策和资金，上海凭借其地理位置与商业都市在经验人才上的传统优势很快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发展同样不能排除包括河南在内的兄弟省市的各种支持。
目前一些人对河南这样经济起步较慢、相对落后的地区的丑化与歧视，还大体局限于街头巷尾的民间层次，但笔者在沿海某省采访时曾听到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竟洋洋得意地说：“本省人又精明又肯干，不像北京人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更不像某省人（西北某省，所幸不是河南）是又笨又懒，一块咸菜吃半年。”我对这样一位发达地区领导的言语表示极大的震惊，沿海地区的确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这也是多种因素的作用，并且这样的成果也是与自身和国内其他落后地区相比来说，如果和美国、日本，甚至新加坡、韩国比较，这个省的人均国民产值恐怕是难以启齿的。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盲目的自傲，而是他所表现出的对于落后地区的冷漠与歧视态度，这句话本身也是一种丑化。先富起来的地方要首先搞清楚自己是如何富起来的，在加快发展自己的同时应该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支援欠发达地区，动物尚且知道反哺，不少企业尚且知道回报社会，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为什么就因为别的地区发展没自己快而去丑化和歧视别人呢？
在体育竞技场上，我们常看到的是胜利者的自豪与欢喜，失败者的坚毅、沮丧或者无奈，很少见到有冠军对于亚军，或者是最后一名的运动员表现出趾高气扬，这也是一种体育道德，人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道德广泛地涵盖于今日的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呢？
中国古代讲君子厚德载物。一个人如果没有恢宏的气度，就一定难以承担重任。因为承担大业需要调动许多人的力量，许多方面的力量，一个器小易盈的人是绝对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同样的道理，一个城市，一个集体，一个群体如果没有这种气度，也绝对不能想像会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如果一群人连自己的同胞都不能以兄弟之谊平等看待，那肯定不会是成熟的、有前途的人群。
从“五十步笑百步”和“百步笑五十步”的现象可以看出，河南遭受丑化与歧视的内层原因就是河南与他们距离（传统文化、经济方面）近，丑化与歧视者认为，河南人缺点毛病比他们多，经济发展比他们落后。以“丑陋的河南人”来否定国人，自外于国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深层原因
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都在发生着变化，旧有的观念与信仰在种种冲击下已经破碎，而新的价值观并未被完全建立起来，甚至出现种种不健康的东西，他们只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也知道“再也不能那样过”，而何去何从却是一片茫然，即使得到的所谓西方观念也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表象式的东西，却如获至宝，以此为本，与中国传统的东西做着毫无理性的对比。于是他们只能不停地全盘地否定自己，否定过去，对于老祖宗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弃若敝履。
记得上个世纪中期，台湾作家拍杨所写的《丑陋的中国人》曾在不少人中引起很大反响，该文将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个“大酱缸”，从各个方面论中国人的诸如“虚伪”、“自私”等劣根性之所在。当时的舆论曾将该文与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性作过比较，普遍认为，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剖析一针见血，但即使对于像阿Q这样的人他仍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胞心态，他对国人仍旧是抱有满腔希望的。而柏杨先生的文章对一些具体的事例论述应该说也是持之有据，但有冷漠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之嫌。
也就是从《丑陋的中国人》流传之始，社会上不少人开始对中国人的品性发生怀疑，“丑陋的中国人”、“劣根性”被无限制地在口语或文章中使用，见到有人随地吐痰，就会不屑地说：“看中国人的劣根性”，谈到社会上种种不良的事情，就会很时髦地发出感慨：“真是丑陋的中国人啊！”同时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得要领地钦慕之至，有的人希望恨不得将自己的皮肤换成白色，恨不得将自己置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一句“要是中国经历100年的殖民地统治，早就富裕了”便充分显示出当时某些人的心态。
没想到时过境迁，到了近年这些人的身上又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其一是随着国门的洞开，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西方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这些人已自觉不自觉受到较深的影响，崇尚西方已成为流行时尚。但与此同时，这些人也会觉得一个中国人动辄就骂中国人，于人于己都有失厚道，于是终于发现了一个替代物――河南人。
河南人确实有替代中国人的“资格”，河南人与中国人的密切关系本章已有论述，悠久而源远的中国传统文化便诞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强烈的传统文化氛围塑造出的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典型，中国人有的优点他们有，中国人有的缺点他们也有。于是那些将中国文化与品性说得一无是处的人便可以通过对河南人的批判、丑化和歧视来发泄对传统中国人的愤恨，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因为他们在骂中国人的时候很难自外于中国人――无法改变自己的血统和移换皮肤，而骂河南人的时候便可以悠哉游哉地置身于河南人之外，“享受”着肆意丑化与歧视的“快感”。
一些人说河南人造假、拐骗、无赖、奸滑、土气，就可以向世人显示出自己是多么的诚信、高贵和洋气，丑化和歧视河南的落后就可显示出自己无论是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以及价值观念是何等的先进和时尚，大有君临天下，傲视苍生之势。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河南人的段子、对河南人的品性表示极大愤慨，可以使听者，也使他自我心灵出现幻觉：我是个上等人，有别于河南人、中国人的上等人。这就是一些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深层的原因。
谁弄脏了河南人的脸？
2001年，河南全省人口达到9256万，在劳务输出方面，2001年甚至突破了680万人。
周大新说，在北京的很多河南人都感到有很大压力，很多河南人的孩子受欺负，要求改户口。
河南人的名声不好不是现代才有的，自古就有，穷是很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
河南人身上的毛病全国人都有。没有经过接触就说河南人不好的人，比有些河南人更自私而且更无耻。
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
有两本书很能反映河南的文化传统。一本是《潜规则》；另一本是《羊的门》。
河南，在外贸出口额度上，仅占全省GDP的2.2%，被损害了的河南形象换回的是备受怀疑的当地的投资环境。
样板河南人
2002年新年初始，盛传在天津、北京的“扎针事件”再次使河南成为网络上的高频词语。因为传闻说这是河南得了艾滋病的人为了泄愤向社会采取的报复行动。
“栽赃，纯粹是栽赃！”提到“扎针事件”中的河南人，正在理发的漯河人王二突然抬起头，惊得理发师几乎伤了手。“凭什么一提艾滋病就跟河南人扯上关系？河南不就出了一个文楼村吗？那也是因为穷。为什么不说云南人，云南比河南艾滋病患者更多，而且很多是因为吸毒。河南人已经够可怜的，为什么就不能说说河南人的好话？现在冒充河南人的人也多的是。”
王二是我在开始采访时无意中在理发店遇到的，我问老板对河南人的印象，王二说：“俺就是河南的！”
王二今年26岁，儿子2岁了，和母亲一起待在漯河农村老家。高中毕业以后的王二在漯河市、郑州市闯荡了多年，3年前来到广州做保险，想多赚点钱。他口才很好，说话有理有据，打扮得很有职业特点：穿西装，随身携带公文包，比较讲究，因为老板说他每隔两个礼拜就要修一次头发。“不能再这样污蔑河南人了。”临走的时候，他愤愤然，“你以后再跟别人说扎针，别说是河南人，你又没证据，就听报纸瞎猜测。”
走的时候他没有给钱，原来老板和王二做了一笔交易，王二优惠给老板3单保险，条件是他在广州期间可以在此免费理发。“当初说好，他不经常在广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地拉保险，还要经常回家看老婆孩子，这大半年过去了，别说外省了，广州恐怕都没出过。”老板没有透露那3单优惠保险到底价值多少，听她的口气，倒是自己吃亏不少。“河南人，就是抠门！根本不应该相信河南人。”这样的话随着每一次王二理发后的扬长而去都要被重复一遍，店里的人来来往往，一起感受着语言上的“河南认知”。
“河南人的形象问题不是一言二语可以说清楚的，但也绝不是外面所讲的，任何事、任何人只要一挨着河南就是河南的。河南人口多，出去打工的人也多，难免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即使这样的人有1万，这1万人和河南9000多万人口比，算得了什么？”做了大半辈子编辑的王春林提到外界“以偏盖全”地丑化河南人很不高兴，“说河南人形象不好，不公正。而且知识水平高的人不会有这种偏见。”其实，说到偏见，有时候很可能跟人的知识、文化关系都不大，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2001年，河南全省人口达到9256万，大致相当于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六个省区的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14%。在劳务输出方面，2001年甚至突破了680万人。这680万河南人散布在各个城市里，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河南。
在王二与理发店老板的问题上，表面上看来是王二不守信用占了老板的便宜，但深究之下，理发店老板一样难辞其咎。那一句“根本不应该相信河南人”更像是弥补自己不知道是不是选择错误的自慰，一句话就将自己置于了事外，拔高了姿态。虽然那些听到这个故事的人掌握的仅是事件的表面信息，不过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由于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不管掌握他人的信息资料是多还是少，都力求形成一个对他人的整体印象，总体评价，好或不好。现代人没有思考事件始末的精力，总是急于下结论，形成固定看法。于是，在众多听过这个故事却没有同任何河南人打过交道的外人眼里，河南人简直穷疯了，低级地占着小便宜。
刘蕾在去年来广州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河南人的身份很费了些周折。她拜访的两家单位虽然都表示欣赏她的能力与才干，仍然不敢轻易接收她。“其实我不怪他们，如果是几年前，我肯定很气愤，但时间久了，知道自己的乡亲确实不给自己长面子，也就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地去证明。说不上恨自己是河南人，也有人不承认自己是河南人，没有意义，我觉得越这样才越显得河南人的厉害。”
会不会有人冒充过河南人干过坏事？
刘蕾说：“这很有可能。因为河南的口音很容易辨认也很容易模仿。像山东、山西，甚至苏北、安徽等地都跟河南人的口音很接近。河南人的名声已经臭了，多加几个也没人怀疑。”
刘威是深圳的生意人中坚决不与河南人打交道的众人之一。“说妖魔化河南人，也先想想为什么被别人讨厌。河南人的骗还不是高级的骗，有时候就是把我们骗过去请他吃一顿饭，这种低级的举动纯粹浪费时间。而且不是单个人，很多时候是整个村子在骗。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我遭遇的事我也有权将之告诉我的朋友，他们会有自己的判断力。”刘威表示在他的朋友圈子里没有河南人，对河南人，无论是高级白领还是打工一族，“我们都避而远之。”刘威认为河南人的形象主要还是自己造成的，“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以前也说一些单个地方，温州假鞋呀，但不会涉及到江苏，还是河南整个省有问题我们才会说。即使是冒充，也是因为有值得冒充的前提。”
但周大新不这么想河南人。河南不是一个出商人的地方，却是一个出文人的地方，如今比较知名的有刘震云、柳建伟、李佩甫、姚雪垠、周大新。2001年，周大新发表长篇小说《21大厦》，他说这是一本向妖魔化河南人作抗争的书。周大新说，在北京的很多河南人都感到有很大压力，很多河南人的孩子受欺负，要求改户口。在《21大厦》中，周大新针对现在无事不谈河南人笑话的现状，借书中人的口说：“我一直想找到编这笑话的家伙，在他的睾丸下放一包炸药，炸了他个坏蛋。”
媒体河南
王二是680万出省在外的河南人中的一个，却代表了9256万人。实际上在河南人眼中，除了他自己，他谁也代表不了。周大新去北京多年，仍操着一口河南话，但对于大多数河南人而言，他已经是北京人了。
石破是河南郑州人，是《南风窗》的记者。2001年5月，他的一篇《为什么偏偏是河南商人》的文章在《南风窗》上刊载以后，一石击起千层浪。文中历数的种种事件及与相关问题的比较是对这些年河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剖析。在采访的过程中，我遇到的唯一的风波来自于对从未出过河南的55岁的陈鹃(化名)的采访。当问及是否知道河南人在全国的形象时，她生气地说：“河南人都是本份人，全让你们这些做报纸、杂志的给说坏了。”这话和王二的说法倒无二样。
石破对此的看法是：“河南人讳疾忌医的毛病非常严重，生了病以后，他不想让社会知道他有病，也假装让自己不知道。这种心理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整体上不宽容，正统文化对另类群体太过苛刻。”但虽然如此，石破仍坚持有病就应该看病，哪怕看不了，也没必要隐藏。“我自己是河南人，我一直生活在河南，也很喜欢河南，这不等于身为河南人就只能说河南人的好话。既然河南人的名声不好，说明有土壤，有土壤就不能说是极个别现象。把责任推给少数出去的人，无助于正视问题。”
在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是个体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人们的态度常常以所获得的信息为根据对目标对象作出判断。在反复传递的过程中，人的意识被强化。而媒体之于河南，好比当年的兵家，是必争之地。在大事面前，能充耳不闻吗？从1999年至今，诈骗案、洛阳大火、郑百文事件、爱滋病村、原阳毒米、郑州抢劫杀人案……一件件、一桩桩在媒体并不夸张的报道下，大众对河南的印象成了诸多事件的叠加――河南，总出大案、要案的河南。
不久前，在河南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大河报》登载了一篇“趣闻”。说是开封某地居民将上海人骗至开封谈生意，吃了一餐2000元，对方要开发票，说没有，最后开了一张花圈店的发票。上海人回去以后一查发现并没有这家公司。其实这种被骗完全可以在事实发生前避免。刘威解释道：“中国不像西方有比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模式，彼此大多讲个“诚”字。再加上企业效益不好，一有人说要买货，很容易放松警惕。”
这篇“趣闻”登在河南省内的媒体上，标明详细地为开封，而在河南省外，以强调简约、直白的写作风格的媒体需要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表达出几百字甚至上千字的信息，使用含盖大面积意义的字眼效果要明显，所以才会出现“河南商人”、“广西贪官”、“山西煤矿”这样大而全的字眼，并不只是河南才有，不过是河南次数多、频率勤，且情节比较恶劣罢了。
在对河南问题的报道上，河南省内媒体的态度与省外截然相反。一年前，据说省内某媒体因为转载了新华社记者写的一篇外商在郑州遭遇不公的文章而使得从业人员从上到下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惩戒。
“河南人骨子里非常保守，但是想致富的心气非常足。大家不是不知道，那么多人出去，当然知道关于河南人的各种段子，只是不想知道。”刘蕾说。石破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河南的新闻跟河南人一样，在省内很压抑，因为在省内除非集体行骗，而且是骗外地人，彼此都认识，肯定不会。农民很要面子。为什么说河南人名声在外？因为出来才有机会，谁也不认识谁。”
解读河南
“穷啊，人又多，几个人出事，坏名声就有了。”这是大多数人对河南问题的解释。但这远远不够。朔州假酒夺去多少人的性命，但谁拿“山西人”说过事？克拉玛依大火中烧死的人也绝对多过洛阳，但说段子、挖苦人的时候也不会提“新疆人”。在形象问题上，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河南一样，没有点只有面。
1999年，河南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占24.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8个百分点，是十分典型的农业大省，县级区划数排第四，共有112个，前面是四川、河北及云南。社会学者曹锦清在《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书中将河南、中原地区定义为是中华农耕文化得以发源、定型且延绵不绝的基地。河南相对于“现代化”起步较快的沿海地带而言属于绝对是“内地”，但因为地处中原要塞，交通发达，无论是消息的内外进出都比较方便。同云南、贵州、甘肃等地域偏远的省份相比，都是穷，但河南人自古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及差距。纯朴的民风只有在真正闭塞的区域才有可能形成。
河南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容易挣抢，也更容易放弃。特别是到了现代，沿海开放了，西部开发了，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仍处在挣扎生活的边缘，固守着农业的发展。“本来生存空间就比较狭小，再加上各方势力的‘你方唱罢我登场’，造成河南人像墙头草一样。自古对河南人来说，生存都是第一位的。这些不是发达地区的人能够体会的。”谈及河南问题，石破总是掩不住地无奈，“河南人的名声不好不是现代才有的，自古就有，穷是很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
那么，河南有多穷？
河南GDP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排名第五，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4.9%，列全国第18位；人口达到全国总人口的7.14%，面积只占到1.74%，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4.3人，每平方公里比全国多出419人。人口素质不高，结构也不合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全省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和高中文化教育程度的分别为937人和1115人，还有一点就是，省内众多的优秀人才纷纷捅向省外。“越是对穷地方的人，越容易造成不好的印象。而我们这些出来的河南人即使树立了一些好形象，对‘河南人’这个大称谓也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这时候，对方已经不把我们当河南人了。”在广州读经济学研究生的薄涛对河南穷的看法是：“河南人是穷，但并没到所表现出来的如此穷的地步，因为抠门，所以显得特别穷。”河南跟宁夏、甘肃相比并不穷，人均第18位的经济排名使得河南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真正穷的地方，连一个向上的比较都没有，因为太封闭了。
促使刘蕾走出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穷，而是“复杂”。要想在河南生存得好，就必须当官，这是大多数河南人的共识。“学而优则仕”对内地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因着种种更加牢不可破的关系网，这条路在河南只有极少数人走得通。
“我考上大学了，分数过线了，但是我仍然要找人，因为如果我不找，别人就有可能把我挤下去。河南的官场是标准的中国作派，一是唯上，二是好吹。主要是过去地方政权改旗易帜得太快，人人只为自保。”刘蕾提及当年的事，感觉很可笑。“有时候觉得河南是中国最典型的地方，河南人身上的毛病全国人都有。笑话河南人不过是使自己解脱出来，看似高雅了，仿佛真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实际上，一起长在手上的指头，再远能远到哪儿？没有经过接触就说河南人不好的人，比有些河南人更自私而且更无耻。看着别人因为苦难造成的不足而幸灾乐祸简直是卑鄙。”同刘威不同的是，刘蕾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认为河南人不错。感觉也是可以传染的。
向谁看齐？
刘蕾说要靠自己的努力让身边的人重新认识河南人，实际上，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只能代表自己。曹锦清在村落农户的采访中发现，村民尤其是中老年村民大多以“能否吃上白馍，在全年有多少时间吃上白馍”为生活水平变化的主要标准。而乡村年轻一代，他们以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水平，尤其以暴发户的消费方式为参考线。应该讲，近些年河南人的名声主要是由一批出外打工及在家待业的年轻人造成的，他们不甘心自己的生活落于人后，又没有一技之长，很容易走上歪路。
曹锦清对此的看法是，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结果便是“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
问题在于即使是效颦，西施又是谁？
研究城市问题的社会学者张鸿雁谈到河南的问题时说：“河南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同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进程一样，从农村向城市转化，这在将来几年会有大的发展。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样板型城市，没有可供学习的对象。”在当前的社会，赚钱的目的与手段不言而喻，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肯定了众多赚钱的方式与途径，而且很少受到伦理精神、道德观念的制约。农村的标准来源于城市，而城市的标准常常在少数先富者的手中。同时在向西方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哪些是我们已经达到的，哪些是享受出来的，已经看不清了。邯郸学步还好，学醉步则无路可走。而这一切解释不清的大问题随着几个突出的小问题编成一顶大帽子，扣在了河南人头上。因为只有河南最能代表中国最本原的农村人，社会已经习惯于在解释不了的问题上向农民性开炮，农民性成了一切落后与沦落的根源。
重塑河南
有两本书很能反映河南的文化传统。一本是《潜规则》；另一本是《羊的门》，李佩甫写的。《潜规则》讲述了官场的两套规则：一套是公开的红头文件，一套是现实的人际操作。《羊的门》以河南人的生存环境为背景，讲述了一场优雅的厚黑学，即“人活一个小”，要夹着尾巴做人。这种观点是儒家思想极端化的一个侧面。为官者只为护官，老百姓呢，虽然接受着扶老携幼、善良、正直的教诲，现实的磨难与官场倾轧，官弃民于不顾的事实使得在心里又重立另一条规则，那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只能不择手段。为求心理平衡，又总要找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常常浅显的令人无言以答，“谁让你比我富呢，就当富帮穷吧！”
另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使河南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河南的原因在于官场的唯上、好吹，这是使得为何所有的灾难到达河南常常是致使大灾的原因，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周边地区的名声没有河南那么遭。“地方保护主义+利己主义”才是问题发展漫延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河南人的护短是积重难返的一个重点。当初文楼村被媒体报道之前，国际红十字会曾向河南省政府表示愿意予以一定的帮助，但被拒绝了，因为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爱滋病”。文楼村问题爆发后，省里曾设立过一些医疗站，但不久就撤消了。文楼村和其他没有被公开的爱滋病患者依然没有钱治病。“他们不会主动伤害别人，农民都很善良，虽然他们遭到很多歧视，但是也很少会有人想到报复社会。他们想不了那么远。但是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栽脏，把小事变成大事，则很可能把谎言变成现实。”扶助爱滋病志愿者的李强在接受电台采访时为受冤的老乡代言。
在河南人的形象问题上，河南省政府在阴历新年前提出了“重塑河南人的形象”。随着开放的进一步加大，“形象能够创造效益”成了众人皆知的事实，作为中部经济大省的河南，在外贸出口额度上，仅占全省GDP的2.2%，被损害了的河南形象换回的是备受怀疑的当地的投资环境。而就在省内媒体大肆宣传道德文化建设之时，郑州火车站又上演了一幕诈骗闹剧。某砖厂克扣数十名民工工资，在工作结束后，老板找来一辆卡车，将民工拉到郑州火车站，每人发了一个红包，即刻便离开了。打开红包以后才发现，里面的钱仅仅够他们回家。几十个大男人在广场上抱头痛哭。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道德教育，建国后发动的一系列思想文化的批判活动，并没有将人性中的自私、利欲铲灭干净，反而将“潜规则”玩得更加得心应手。运动永远没有榜样那么有说服力，如果一定要将河南的问题归因于农根情节，那么，并没有证据证实农根文化与现代化的完全背离。石破说：“不要重塑，要改进。河南也在一步步开放，只要真能看出问题，而不是摆样子，河南的问题已经算开始解决了。真正的河南人是质朴的，善良好客的形象。我们不用告诉别人，而是让对方自己感受。做而不仅仅是说。”
黑格尔说：“社会生活走着自己的路，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一个优秀的民族必须自省，不断地在自省中看清自己走着的路，有时候这比改变它更有意义。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无法脱离于河南人之外，你能对一个外国人说，这个河南人长着一张不是中国人的脸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