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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恍惚的时候，我曾经很眷恋大宋的时光，确切地说北宋的时光。北宋从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国，到1126年宋徽宗赵佶父子被金兵强虏，几两百年时间，既有炎宋开国的荣耀，也有靖康之耻的屈辱；其间澶渊之盟换来过短暂的边境安宁，庆历新政带来过夭折的革新，而王安石熙宁变法后的混乱，直接葬送了大宋朝廷。北宋倡行文人治国，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才人辈出，星光灿烂。仅唐宋八大家就有五大家几出于同时代，而苏东坡无疑是这些大家中最耀眼、最闪亮和最璀璨的那颗星星，同时也是最悲摧的星星。
苏东坡，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于公元1037年，卒于公元1101年，在65年的患难生涯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黄州惠州儋州”，记录了一生进不容于朝、退不容于野，中年后，一贬再贬、垂老投荒、流离失所、孤鸿倦鸟般的悲鸣。要说东坡可谓少年得志，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欧阳修赏识，二十一岁不到即登进士第，后得欧阳修举荐，上制科，参加御试，入三等，深受仁宗皇帝赞许。《宋史?苏轼列传》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就是这制科出身，又有“两宰相”之说，既让他自负，也成为毕生之累。公元1061年11月，苏东坡西出汴京出任凤翔判官。遇到了“不假人以色”的凤翔太守陈公弼，就是陈季常的父亲，这老先生对充满少年傲气的东坡处处打压，让东坡很是郁闷，三年后任职直史馆，本来是下基层锻炼镀金，最后却只落一个平调。越年，父丧，守孝三年，等再还朝时，正值风起云涌的王安石变法。
在积贫积弱的时代，对王安石和苏东坡来说，都觉得要变，只不过一个是希望变法，一个是希望变革。所谓变法，就是以新法取代赵氏祖宗制定的法则；所谓变革，就是在祖宗法则基础上进行革新。就是在围绕如何改变的问题，两人走上了对立面。在新党与旧党水火不容之时，苏东坡外放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离开了权力漩涡，十年后，安石罢相，隐居金陵，而东坡却因“乌台诗案”入狱103天，侥幸保住性命而贬谪到黄州。黄州的四年，对东坡来说，政治上虽然灰暗，对人生的感悟却得到了升华。一句“大江东去”、两篇赤壁感赋将人生的无奈与无常挥洒得酣畅淋漓；随着安石作古、神宗归天、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以司马君实为首的旧党们开始登台唱戏，废除全部新法，而长期的外放历练，在看遍人间疾苦时，东坡也认识到新法并非一无是处，围绕是否废除全部新法，东坡又站在旧党的对立面，再遭贬谪惠州、儋州。以后，旧党倒台，新党得势，又开始新的一轮清算，孑然一身的东坡在面对海天苍茫，中原缥缈时，只有仰天长叹。
好不容易得到朝命可以回归中原的时候，却说：只能在“外州军任便居住”。汴京是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回不去，帝都有何留恋？在炎天暑热、老病伤悲中，随着激荡江流，两鬓斑白的东坡病卧孤舟，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东坡选择了烟雨江南的常州。二十五年后，最初不可一世的北宋随着金兵南下而湮没于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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